我相信像曹景行这样好奇心旺盛，而且精力非常充沛的新闻人，一定会在身后留下一些未能完成的采访，未及尽兴的谈话，来不及完成分析的结构……他就是要工作到不能工作了的那一分钟才会停下来的人，他的生命不是为了静享。

如今这样想，我就觉得2021年春天我们开动的黄浦江滨江的采访系列视频，最终未能完成，也是可以接受的，虽然遗憾。甚至可以说，这样的结果，也是意料中的。我们一起做一个观察黄浦江滨江改造的系列视频节目，这个计划在曹景行做完胃癌切除手术后开始发动。当时我们已经做完了关于和平饭店的一套视频，所以，我们觉得可以一起做个体量更大的节目：45公里的黄浦江，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后发生了什么改变。这就是我们想要探访的。我们看拍摄的素材时，曹景行常常会突然发问，将我们从江岸上巨变带来的吃惊击溃，拉出被忽视的问题。那些疑问将感觉引向思辨。思想与提问都是一种体力活，有时候曹景行不停地说话时，我几乎能感受到他的头脑像陀飞轮般摆动着。

手术后他变得消瘦，我却依稀在这种消瘦里看到一种江南男子的清秀，他年轻时一定是个非常俊朗的人。他很庆幸自己做了体检，得到了及时的治疗，更庆幸的是，身体的消瘦没有影响到他的脑力，他的头脑仍能高速运转，产出思想。他渐渐不能边走边谈话了，需要有张椅子坐下来谈话。他渐渐不能长时间在室外谈话了，需要留在室内。“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同济大学的张松教授在江边摄制的素材里这样说。黄浦江是上海永远不会改变的河流，它决定了上海的地理面貌，孕育了这座城市，造就了它的历史，并限定它的未来。上海的街道和房屋一定会有改变，但把黄浦江填埋或者改道，这是不能想象的。

黄浦江决定了上海会成为怎样的城市，上海决定了它的居民会成为怎样的群体。所以，我们去探寻黄浦江两岸的面貌，就是去探寻我们自己。曹景行提了一个问题：“你仔细想想，黄浦江和你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吗？像你我这样，从未在江边居住，也不每天需要跨江去办公室的人，上海有多少？我们这些人怎么能说，黄浦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呢？”我来自移民家庭，年幼时随父母迁来上海。我父亲在中波公司工作，我在他的办公室窗前认识了黄浦江，那时江上还航行大型蒸汽轮，上面挂着旗语旗。我还知道从黄浦江一直往下游去，最终就能到达大海，地球上的陆地被大海围绕，而大海连通着全世界。

曹景行也来自移民家庭，他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是上海老报人曹聚仁。他少年时曾跟家人坐过一次飞机，从北京到上海，飞机降落在龙华机场，现在，当年的跑道已是徐汇滨江的跑道公园。龙华机场的航站楼曾是他的舅舅参与设计的。尔后，他的舅舅就随设计团队前往台北，设计台北机场的航站楼。许多年后，舅舅跟代表团回到上海，参观杨树浦发电厂时，那次他带上了年轻的曹景行。1956年，在扬子江码头，曹景行的姐姐曹雷参加了苏联太平洋舰队来访的欢迎仪式。1964年，曹景行作为中学生代表，参加了横渡黄浦江的活动，他记得那时的黄浦江水并不干净，从浦西游到浦东后，从水里站起来，发现自己前半身跟水面接触到的地方，包括唇上刚刚长出的胡子，挂着一层黑黑的油污。1967年，高中毕业的曹景行被分配去做随车小工，跟载重卡车在黄浦江边的各个码头装卸货物，有时扛几百斤的粮食包，有时搬运成箱的梅林牌猪肉罐头，或者蝴蝶牌缝纫机的机头。1968年他从浙江湖州回上海，清晨时见到过被晨曦染得金红的江水，直到74岁时说起，仍然不能忘。

他说起几次随香港记者团在和平饭店采访的经历，那正是上海经济腾飞的年代，第一次在浦西看浦东，看到的是造到一半的东方明珠。第二次距此五年不到，同样的记者团，在浦西同样的位置，看到的已是林立的高楼和金茂大厦。“记者们看着浦东拔地而起的姿态，都沉默了。”第三次到了世博会的2010年，“浦江两岸灯火璀璨，你就看到这座城市的生机和能量啊。”曹景行说。细数我们自己个人生活中看上去偶然发生的往事，来连接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母亲河。我们在江上共同的交集点，是2010年的世博会，上海那一年，充分表现出自己对世界的热爱，我们也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对上海的热爱。

我标注了一张黄浦江的河流图，来确定滨江不同的区域。曹景行拿着这张图，指向河流的两端：一端通向大海，通向世界各地。另一端蜿蜒而上，连接广袤的中国内地。是的，这曲折的两端，都是黄浦江的生命源泉。因为这样的母亲河，上海才成为上海，我们才成为上海之子。这次工作，是我和曹景行的最后一次工作，在狄菲菲的领声录音棚里。我们对拍摄素材的梳理不及十分之一。

现在再读曹景行先生的文字，他已经过世一周年了，世事沧海桑田，他的生命在世上也是如白驹过隙之迅疾。只是一个曾经活泼俊朗，通透努力的人，留下身后这些健康时的文字，病痛时的影像，令人追忆他眼睛里始终有的，思想时明亮的光芒，也是大好的人生。

2023年2月10日

文/陈丹燕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