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在波士顿一家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做轮值医生的最后一天下午，他预约了五点的出租车下班回家，然而不巧的是，在还差五分钟五点时，接连响起“蓝色警报”——有病人的监测系统报警，这意味着抢救开始。同事们给病人的气囊面罩呼吸器加压给氧，海德知道，在病人的血氧饱和度达到100%的短短几秒内，他要完成气管插管。一场与死亡的赛跑开始了。

间歇，海德掏出手机，发现数个未接来电，回拨过去，是出租车司机。对方已经在医院门口等很久了。他告诉司机，有病人情况紧急，他需要一点时间。几分钟后，海德快步走向楼梯间，飞奔上楼，去给另一位病人建立静动脉通道。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医生不能在楼道里跑，只有进了医护人员楼梯间才能撒腿飞奔。完成所有工作后，他看着眼前这个病人，心想，他可能永远不会醒来了。海德很清楚，借助呼吸机，病人的心脏仍在跳动，但医生们不确定他是还活着还是已经脑死亡了，或者说，处于两种状态之间。

海德上车后司机问：他挺过来了吗？海德没反应过来，反问：你说谁？司机回：跟你打电话时你说的那个病人。海德想了一会儿，告诉司机：我也不太确定。回家路上，海德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自己做了这么久的重症医生，之前总以为死亡是一瞬间的事，生死是非黑即白的二元世界，但是现实却是相反的。

过去的一百多年现代医学快速发展，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但却走上了一条意外颠簸的道路，那就是死亡越来越“医学化”，临终前的虚弱时间越来越长，将死之人会面临漫长的孤独痛苦——这些都增强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我们都说“活着”，却很少有人说“死着”。但其实“死”也是一种“现在进行时态”。

那天，司机跟海德谈论起对于抢救和医疗的看法，海德作为医生忍不住想反驳，却意外地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静静听着。

海德·瓦莱奇毕业于巴基斯坦一所医学院，后考入哈佛医学院学习，现在是杜克大学医疗中心的心脏科医师。他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反思临终医疗的书，但直到那次司机的几句无心之论，才让他开始从哲学层面反思每天的工作。之后他写出了《现代死亡：医疗如何改变生命的终点》，有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死亡只会拜会我们每个人一次，而我们一生都在试图预判这场拜访。”

在写这本书时，作者海德的外祖母突然离世，她只住了一天医院。在作者的家乡巴基斯坦，许多人的死亡方式就像这位外祖母一样，甚至当今世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仍旧因为医疗条件不够，医院不足，而选择在家治疗，静候死亡的降临。

即便是在美国大都会最好的医院，海德医生也常面临这种情况：蓝色警报响起，忽而又取消。当医生们赶来时，护士告诉他们眼前的病人签订过“不做心肺复苏/不接受插管”协议，这时，医生们只能围着静静地看着患者的脸逐渐失去血色、心脏停止跳动。更常见的情况是，在ICU的医疗费用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些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范围，家属们讨论过后决定拔掉病人的插管，很快病人便会离去。家属们带着内疚、不舍、疲惫、伤心但也安慰的心情离开医院。海德医生见过太多患者被宣告死亡后亲人如释重负的表情。

我们如何面对及学会放弃抢救？这位认真的医生发现自己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他的职业生涯最大危险是因失误而致人死亡，如今这一担忧是否变成了“致人活命”了呢——“一些强效的治疗措施，如麻醉、手术、抗生素、机械通气，令医生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就像拉回一颗朝太阳飞驰的彗星。这些治疗措施中，心肺复苏是最具有戏剧性的。”作者发现，心肺复苏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危重病人，但病情越危重，心肺复苏的效果就越差，病人一旦接受，最终很有可能更依赖机械通气和插管喂食，大脑也可能遭到更多伤害。患有慢性病的美国老年人在接受心肺复苏术后，超过五分之四的人没能活着出院。

海德仍记得一位病人跟他说的话：如果我的心脏停跳了，请不要抢救，因为有很多事情比死亡更可怕。

“抢救伦理”这个避无可避的问题在现实中也确实改变着大众的认知，作者在书中详细叙述了桩桩件件此类事件，从1954年的著名“昆兰案”后，患者要求临终抢救与否的权利和医生尽力抢救的义务的冲突持续了半个世纪。积极抢救仍旧是大众心中根深蒂固的主流观念，这样看来，作者的反思似乎有些超前。但随着时间发展，养老院、疗养院、安宁疗护、缓和医疗、临终关怀、疼痛科等新名词逐渐进入我们的生活，抢救到什么程度、抢救多少次、抢救是医生、病人家属还是病人本人说了算、护理应该专业化还是家庭化、“赛博遗产”的存续是否有利等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新课题。

正如《基因传》的作者悉达多·慕克吉所说，《现代死亡》用一个个亲身经历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成功地将这些复杂的问题人性化了。死亡机制、安乐死、医疗代理人、重症护理、自杀伦理……在这场人类与死亡的持续斗争中，所有我们试图深思但总被搁置在“桌面下”的问题，其中包含的不安和困惑，都在书中有了解答。

（原标题：当ICU医生遇到放弃抢救）

文/陈梦溪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