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 年，一位名叫约翰内斯·伯姆［Johannes Böhm，也称“约翰· 博墨斯（Johann Boemus）”］的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开始创作一本书：一部全方位记载非洲、亚洲和欧洲风土人情的民族志。这位造诣平平的学者对希腊语和希伯来语都一窍不通。他居住在位于神圣罗帝国腹地的帝国自由城市乌尔姆（Ulm），在那里担任条顿骑士团的随营教士，旅行经历也不算丰富。他给这本书起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题目：《天下诸民的风俗、律法和仪式》（Omnium gentium mores, leges et ritus）。 然而，它离“全方位”还差得远呢。在伯姆动笔时，欧洲人的枪炮和病菌已经开始摧毁美洲的社会群体，但他的专著对美洲社会只字未提。他只探讨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所了解的三块大陆。尽管如此，他的著作依然广受各地读者欢迎。1525 年，杰出的纽伦堡学者维利巴尔德·皮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从《天下诸民的风俗、律法和仪式》中抄录了关于英格兰、爱尔兰、西班牙、法兰西、阿比西尼亚和其他许多国度的描述。稍作编辑和删减后，皮克海默将这些文字作为新版欧洲、非洲和亚洲地图的附注，收入一部由其编辑出版且印刷精美的鸿篇巨制，即托勒密（Ptolemy）的《地理学指南》（Geography）中。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多次重印了伯姆的这部拉丁文作品。它被翻译为多种语言——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成了当时蓬勃发展的民族志文献中的经典著作，还出现了好些增补版本。为什么这部内容概括、在出版之日便显陈腐过时的摘要汇编能成为畅销书呢？

现代学者认为，原因在于伯姆的写作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书的写作方法与其组织架构一样传统。伯姆告诉自己的出版商西格蒙德·格林（Siegmund Grimm），他用三年时间“从许多成就斐然的作家那里”系统地收集素材。这正是其作品赢得盛誉的主要原因。此书值得信赖，因为它所依据的是最优质的原始资料。伯姆在其撰写的序言中具体阐明了这一点。在序言里，他将这部作品描述为一份训练如何熟练运用剪刀加浆糊的习作。

诸位史学的行家啊，得闲时，我四处收集值得注意的各民族风俗、仪式和律法，以及其所居之地的情况，并在笔记本里一一记下。这些文字零散见于古今学者之作，古有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贝若苏、斯特拉波、索利努斯、蓬佩尤斯 · 特洛古斯、托勒密、普林尼、科尔奈利乌斯 · 塔西佗、非洲的狄奥尼修斯、庞波尼乌斯 · 梅拉、恺撒和约瑟夫斯，今有樊尚、后成为教宗庇护二世的埃尼亚 · 西尔维奥、安东尼奥 · 萨贝利科、约翰内斯 · 瑙克雷奥斯、安布罗吉奥 · 卡莱皮诺以及《丰饶之角》的作者尼科洛 · 佩罗蒂和其他诸多知名作家。本书将上述名家之作汇于一处，以便诸位按需取用，随时翻看。

伯姆以自信且自豪的笔调将自己的作品定性为从早前作者文章中摘录的片段拼凑而成的合集。书中向读者介绍的知识皆有出处和典故，他将此视为该书的主要卖点。这位自豪的作者并非孤例：他的友人们同样认为，从权威著作中精心遴选文本，加以系统编排，由此汇成的合集就是一本不错的书。在伯姆的序言之前，是他的朋友们创作的拉丁文短诗。他们重点强调他“从诸位作者的书中”抄录素材所耗费的“巨大心血”。全书最后还附有另一位学者安德烈亚斯·阿尔塔默（Andreas Althamer）的书信。他称这部作品是“吾友伯姆从众多古典作家处抄录所得”。大部分近代读者在介绍伯姆这本书时也采用了类似的表述。

伯姆称，相比之下，他更喜欢这种引经据典的传统写作方法，而不是近期的旅行见闻作家所采用的主要以亲眼所见为依据的方法。伯姆在序言部分写给格林的信中指出，他这位出版商专精于“异国异族”领域的文献。此前一年，格林刚刚刊印了马切伊·米霍维塔（Maciej Mieochwita）的专著《论两大萨尔马提亚》（On the Two Sarmatias）和卢多维科·迪·瓦尔泰马（Ludvico di Varthema）的著作《论南部诸民》（On the Southern Peoples），这两部近期问世的作品描绘了基督教世界此前知之甚少的世界。伯姆认为，刊印扎实可靠的旅行文学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业务，对于从事政府工作的人尤为重要。从未离开过家族领地的人无法得到精英显贵的重视；反之，了解世界的人则立身扬名，被尊为见多识广的权威：“他们打算做的或实际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到所有人的拥护和爱戴，仿佛神谕一般。” 一个人可以通过旅行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但也可以通过系统的阅读来获得。

而这正是症结所在。读者需要格林出版的是可信的文本，“而不是不足为信的江湖骗子和浪迹四方的乞丐的作品，这些人说谎成性、满口胡言、恬不知耻，只为沽名钓誉、赢得大众的欣赏”。他们的谎言让谨慎的读者对所有探讨异域的作家都失去了信任。但伯姆却可以为这样的读者群体效劳：他能提供对世界各地风土和文化的全景式概述，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因足够古老而值得信任——显然，瓦尔泰马关于中东和南非的引发争论的生动记载（主要以第一手经验为基础）不够古老，伯姆没有摘选。伯姆的读者和他一样，对关于欧洲之外的世界的新知识视而不见，刻意回避潜在的挑战。

伯姆及伙伴对其写作实践的描述与法国漫画《高卢英雄历险记》（Astérix the Gaul）中虚构的小村鱼贩奥德哈法贝提克斯（Ordralphabétix）惊人的相似。奥德哈法贝提克斯坚决不肯销售从附近海域捕捞的鲜鱼，只贩卖巴黎批发商运给他的货色。但是二者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高卢人的鱼臭气熏天，腥臭味引发了争执。与之相反，伯姆摘录的古旧文本却像鲜花招来蜜蜂一样吸引读者。显而易见，在 16 世纪打造畅销书不仅要用剪刀和浆糊构建起内容，还要花心思让潜在的买家知道作者是这样做的——利用闲暇时光、耗费数年心血剪贴摘录。

事实上，同许多作者一样，伯姆对自己作品的描述有误。它绝不仅仅是由不同文本选段简单拼凑出的剪贴本，而书中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其写作方法一样与“传统”相距甚远。而这正是伯姆其人其书值得我们关注的原因。本书收录了九篇关于15~18 世纪西欧学术作者身份的主题研究。这些研究对失传的写作和出版方式予以还原，探究阅读、写作和印刷的物质因素是如何影响文本及其接受方式的。观察伯姆在阅读、摘抄和写作过程中如何处理原始资料，进而使之发生质变，能帮助我们确定和追踪由此引出的一系列更广泛的疑问。

“我在写一本书”，这话很容易引人遐想。我们脑中立刻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写作者在舒适的书房、惬意的咖啡馆或凄冷的阁楼里孤独地创作。但我们将在本书中发现，这些画面全都不符合本书主角——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实际情况。他们的学术生涯带来的是抽筋的双手和酸痛佝偻的腰背。无论在羽毛笔的时代还是笔记本电脑的时代，阅读与书写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读者往往与作者一样，手握羽毛笔，一边阅读一边在页边空白处与文中的内容积极互动，或者热切地摘抄选段，保存起来以备日后之用。作者往往兼具“缮写者（copyist）”和“创作者（composer）”的身份，他们冥思苦想，不是为了求新，而是为了以微妙且有力的方式重新塑造自己读到的内容，让古代作者讲授自己所处时代的道理。创作一本书需要持续数小时的体力劳动，聚精会神、咬紧牙关。读通别人创作的书也是如此。在很多时候，作者们最具创意的理念和实践并非诞生于寂静的书房，而是出自在计算机时代看起来让人精疲力竭的孜孜不倦的劳动。

另外，此类劳动大多不是独自一人完成的。人文主义者沉浸在与古代和近代文献的精神对话里，在对话中学到至关重要的教诲，但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在实践中，作者还要与“校对者（corrector）”和“排字工（compositor）”合作，由他们将手写文本转化为印刷书籍。哪怕是最遗世独立的近代早期知识分子，也要掌握阅读和书写所必需的技艺。而某些文艺复兴时期最典型的知识创新——比如校勘学和古文字学的形式化方法——也是在缮写者和印刷工任务繁重的工场中逐渐成形的，这些工场不仅面临截止期限的压力，还要面对工匠们要求上岗工作的诉求。换言之，作家和读者的世界比我们今日所认为的更加社会化，与手工技艺的联系也更加密切。对于伯姆的案例所引出的若干课题，本书各章节将从时间、空间和知识等诸多层面逐一进行深入探究。

节选自《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欧洲的书籍制作》作者：〔美〕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译者：陈阳；出版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方寸

来源：方寸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