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梁晓声——平凡人世间
思想与理想 2022-07-29 13:00

在中国,文学是文化的长子。梁晓声将文学比喻为文化的“二传手”,在替文化分担一些重量。

“就我的眼光看,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正从当代人的生活之中逸去。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掉头而去,想要到别处寻找。我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将脸更凑近生活,看一看同时还消失了些什么,又嬗变出了些什么,滋生出了些什么。”在一封给作家同行周梅森的信中,梁晓声谈着他对“写平凡的能力”的理解,“这也许是时代对我们这一批人的新的苛刻的要求。”

几十年来,梁晓声正是这种平凡的书写者。2019年,他的《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这部115万字的长篇小说依然延续着这种书写。

那一口袋榆钱儿

《人世间》以周氏一家为主角,刻画了与之相关的十几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他们都生活在北方某省会城市的一个平民区。其中,周家父亲周志刚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在国家困难时期到四川支援三线建设。

用小说人物对标现实人物,是不严谨的。但梁晓声的父亲确实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在梁晓声上小学一年级时,跟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将妻子和5个孩子留在哈尔滨。直到1978年退休,梁晓声的父亲在将近20年的岁月中,绝大多数的时间没有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父亲的工资当年只有64元,他每月寄回家40元,自己用10余元,每月再攒10余元。如果不攒,他探家时就得借路费了,而且也不能多少带些钱回到家里了。”即便如此,父亲也只得隔两三年才能回家一次。

梁晓声的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到一个铁路工厂去做翻砂临时工。翻砂是将融化的金属浇灌到铸型空腔的重体力活儿,即便男人干,都很危险。

像这样新中国第一代工人的往事,梁晓声在文章中记述了不计其数。梁晓声说:“那时对整个国家来说,和贫穷始终处在一种胶着状态,有时候甩也甩不掉,按倒葫芦起了瓢。”这是新中国在积贫积弱的历史基础上发展的必经阶段。所以,梁晓声将那一代人的贡献理解成一种宿命。“在这种宿命的过程中,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能承受范围内的坚忍,还有一种是在坚忍之外,将自己奉献的能量发挥到最大。”

父母正是在那样的宿命中,教会了他美与善。有一次,梁晓声非要跟随母亲到厂里,为的是爬上厂里的榆树撸榆钱儿吃。他在母亲的协助下偷偷进去,终于撸满了一口袋,从工厂墙洞爬出,满载而归。回家的路上,遇到一群孩子,央求他:“给点儿吧!”“不给,告诉我们在哪儿的树上撸的也行!”梁晓声见势不妙,想跑回家,最终被孩子们追上,榆钱儿被一抢而空。正是国家3年困难时期,梁晓声在母亲下班后委屈地哭诉,母亲却对他说:“怨你。你该分给他们些啊,你撸了一口袋呀!都是孩子,都挨饿……往后记住,再碰到这种事儿,惹人家动手抢之前,先就主动给,主动分。别人对你满意,你自己也不吃亏。”

“那个时期的中国人,有一种‘有一分热,发十分光’的精神。”梁晓声说。

“文学对我意味着改变命运”

1968年,高中毕业的梁晓声赶上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启知青生涯。那时的他,只是中国千千万万平民子弟的一员,让他真正脱颖而出的,是文学。

此前,文学带给梁晓声的,是一种虚荣感。在小学五、六年级,梁晓声读了第一部国内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和第一部国外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阅读范围超出别的小学生,那么作文的内容就更多一点,受到表扬”。梁晓声年幼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到了中学,身边的男女同学大多开始喜欢读长篇小说了,梁晓声也进入了读小说最多的阶段,被大量小说熏陶。

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后,梁晓声与文学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他频繁参加连队文字任务。团里的宣传股也知道了,梁晓声有了进一步的施展空间,他越来越多地在《兵团战士报》上崭露头角。不久,他参加了全兵团第二届文学创作培训班,真正向文学迈出了第一步。次年,第三届培训班上依然有他的身影。

文字水平的精进,让梁晓声调入一团宣传股当报道员,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小说、散文和诗歌上。但仅过了一年,他就被“精简”了。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故事的主人公“我”因连里不批假,擅自回城市探望生病的母亲,被连里领导扣上帽子,副指导员李晓燕替“我”向领导辩护。这一情节的原型就是梁晓声在现实中被“精简”的过程。

出于一种较劲的心态,梁晓声主动申请到干活最累的木材加工厂。那时的他身体瘦弱,又生了肝病,工厂连长问他想干什么活,梁晓声反问:“什么活儿最重?”工厂连长回答“抬大木”。“那我就抬大木!”梁晓声就这样成为一名苦力。

好在,在培训班期间抓全团文学创作的崔干事得知了他的情况,千里迢迢来找他。看到梁晓声身体被累垮,严肃地对他说,一定要挺过这段时期,“我将把你调离一团!”梁晓声坚决反对崔干事和领导交涉,但崔干事坚持认为,培训班的知青必须要有几个成为作家,“我对你不只有友情,还有责任!”半个月后,梁晓声就被借调到黑龙江出版社,为期一年。

文学让梁晓声在知青岁月中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那个时期,文学对我意味着改变命运。”梁晓声说,1974年,复旦大学来到黑龙江招生,招生老师看了兵团总部编写的集子后,对他写的小说《向导》印象深刻。当时,梁晓声经过一系列辗转,又回到了团里继续抬大木。招生老师下决心见一见梁晓声。“他先从佳木斯乘车12小时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坐车到黑河,而铁路到中途的北安就没有了,所以要下车,再坐8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最后到我所在的团,路上就有三天时间。”经过一个半小时交谈后,招生老师决定招收他,还特意向团里领导打招呼: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

在特殊年代,他出于本能,坚持了人性;而他身边的“贵人”们,出于本能,帮助他抓住了文学这个唯一的希望。1974年9月,梁晓声从北大荒来到上海滩,进入复旦大学。

60岁之后,猛醒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创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并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开始,梁晓声蜚声文坛。随后的《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以及据此改编的电视剧,更是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作品。在那个文学热情高涨的年代,梁晓声绽放出耀眼光芒。

梁晓声开始寻求一种自我证明。“我得奖了,但我还要继续证明,还能得奖。”梁晓声后来发现,自我证明对相当一部分作家来说,是最长的一个过程,甚至有人最终也没有完成。

相较而言,梁晓声是幸运的,很早就完成了自我证明。2002年,他到北京语言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迎来了又一次转变。“到了大学做老师,开始给学生讲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这时候就真的应该去想这个问题了,这时你才会猛醒!”这种“猛醒”在他60岁之后尤其强烈。

“我都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了;都评上二级教授了,而一级教授又很少;60岁以后该退休了,但学校说你不必退休。所以,你还要证明什么?得到什么?”梁晓声对这个问题进行深思,最终明白了:“回想我做的文学这件事,它的意义在中国究竟是什么。”带着这个他长时间没有认真思考过的命题,他开始再一次回归文学,并认为应该为了这个意义写一些东西了。

在中国,文学是文化的长子。梁晓声将文学比喻为文化的“二传手”,是在替文化分担一些重量。“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更了解城市底层百姓的生活。我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我一直感到准备不足。到了六十七八岁,我觉得可以动笔,也必须动笔了。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对他们将来的人生有所帮助。”这是《人世间》中,梁晓声写在附赠书签上的一段话,恰能让人理解他为影响青年、影响世道人心做出的努力。

“活到70岁左右时会发现,做文学做了一辈子,你总得有件像样的手艺活儿放在那里。”梁晓声说,《人世间》就是他做的像样的手艺活儿,对得起文化,对得起文学。

本文来源:《东南西北》2020年第3期。作者:杨学义。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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