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亚之所作《冯燕传》是一篇著名的唐代传奇小说，主要讲述滑州冯燕的侠义事迹。冯燕是贾耽手下的士兵，一日见到军官张婴的妻子后心动，便设法与她通奸。一次幽会时张婴突然回家，张婴妻子出于误会将张婴佩刀递给冯燕。冯燕以为她想让自己杀死她，便一怒之下将她杀了。而张婴被当成杀妻凶手判处斩刑。行刑当日，冯燕到法场自首，救下张婴。贾耽当时任义成军节度使，听闻此事后，请求皇帝赦免冯燕，冯燕被免除死刑。

从沈亚之的《沈下贤集》中的安排来看，此文属于“杂著”，是一篇典型的人物传记。如果排除之前口头流传过程中踵事增华的成分，沈亚之笔下的冯燕事迹大部分是真实可信的。

《冯燕传》中交代，冯燕法场认罪，救下即将被处斩的张婴之后，“司法官与俱见贾公，尽以状对。贾公以状闻，请归其印，以赎燕死。上谊之，下诏，凡滑城死罪皆免”。历来研究者多从歌颂侠义精神的角度解读这篇小说，认为贾耽是被冯燕的侠义精神所感动而上书要求皇帝赦免冯燕。皇帝似乎也是因为感动于冯燕的仗义之举，而下令赦免了整个滑州城的死刑犯。可是如果我们从冯燕所处的历史背景出发进行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贾耽之所以请求皇帝赦免冯燕，皇帝之所以会同意他的请求，都与贾耽担任义成军节度使所负特殊政治使命，以及冯燕的特殊身份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

史载：贾耽于贞元二年（786）被任命为检校右仆射，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唐德宗之所以有此任命，应是想要让贾耽去监视和震慑当时的魏博节度使田绪和淄青节度使李纳。而这又和唐德宗时代的削藩举措以及藩镇叛乱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

建中年间（780—783），德宗锐意削藩，结果导致了淄青节度使李纳、魏博节度使田悦、成德节度使王武俊以及幽州节度使朱滔所领导的大规模叛乱。兴元元年（784），唐德宗发布罪己诏，宣布赦免除盘踞长安的朱泚之外的其他叛乱者。贞元初年，王武俊、李纳表示归顺朝廷。田悦、朱滔、李希烈先后败亡，二帝四王之乱被勉强平定。可是这场以皇帝的妥协换来的胜利并不牢固，那些表面归顺的节度使并非真心归顺唐廷。《旧唐书·贾耽传》记载：“是时淄青节度使李纳虽去伪王号，外奉朝旨，而心常蓄并吞之谋。”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贾耽被任命为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

唐德宗像

滑州是义成军节度使的驻地，北邻魏博节度使领地，东邻淄青节度使领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时的魏博节度使为田绪、淄青节度使为李纳，均属于割据藩镇的节度使阵营。同时滑州南邻汴州，汴州则是汴河的要冲。自盛唐时期开始，江南的钱粮就开始通过漕河转运的形式送往两京。中唐时代，江南钱粮能否成功运往两京，更是关系着朝局的安危。汴河则是江南粮草输往两京的最重要的通道。由此可见，驻扎在滑州的义成军节度使负有镇遏东北两面的不轨诸侯，以及在汴州有难时对其进行支援的重要使命。所以皇帝在考虑义成军节度使人选的时候，必定会十分谨慎。

贾耽这个人出身官宦世家，在大历末年曾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发动叛乱，贾耽参与镇压。此后贾耽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为唐朝廷维护了襄州一带的稳定。贾耽对于唐廷忠心耿耿，不计个人得失。《旧唐书·贾耽传》记载：

德宗移幸梁州，兴元元年二月，耽使行军司马樊泽奏事于行在。泽既复命，方大宴诸将，有急牒至，言泽代耽为节度使，而召耽为工部尚书。耽得牒内怀中，宴饮不改容，及散，召樊泽，以诏授之曰：“诏以行军为节度使，耽今即上路。”因告将吏使谒泽。牙将张献甫曰：“天子巡幸山南，尚书使行军奉表起居，而行军敢自图节钺，潜夺尚书土地，此可谓事人不忠。”军中皆不伏，请杀樊泽。耽曰：“公是何言欤！天子有命，即为节度使矣。耽今赴行在，便与公偕行。”即日离镇，以献甫自随，军中乃安。

从这一段记述来看，贾耽不仅忠心于朝廷，而且善于处置事变。再加上其较为显赫的出身以及较为丰富的为官履历，贾耽便成了皇帝心目中义成军节度使的较为理想的人选。贾耽在担任义成军节度使之后，对于镇遏东北两面的节度使采取了实际的行动。《旧唐书·贾耽传》记载：

纳兵士数千人，自行营归，路由滑州。大将请城外馆之，耽曰：“与人邻道，奈何野处其兵？”命馆之城内，淄青将士皆心服之。耽善射好猎，每出畋不过百骑，往往猎于李纳之境。纳闻之，大喜，心畏其度量，不敢异图。

《新唐书·田绪传》记载：

绪猜忌，杀兄弟姑妹凡数人。兄朝，仕李纳为齐州刺史。或言纳将入之魏以代绪，绪厚赂纳，且召朝，朝以死请不行。乃送之京师，过滑，绪将篡取之。贾耽以兵援接，乃免。

这些记述表明，镇遏淄青节度使李纳和魏博节度使田绪是贾耽所担负的重要使命。相较田绪，李纳应是贾耽更为主要的震慑对象。一是因为田绪虽然残暴，但并未表现出太多的政治野心。二是因为田绪和唐廷存在子婿之谊，多少会心存顾忌。三是因为李纳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他本是二帝四王之乱最主要的发动者，后来虽然表面上妥协，但仍“常蓄并吞之谋”。所以贾耽才会常常率领手下兵士前往李纳的领地田猎。从李纳的反应来看，所谓田猎具有明显的政治军事意图。贞元八年，李纳去世。贞元九年，贾耽便被召回朝廷担任宰相。这也从侧面反映，对李纳的监视和震慑确为贾耽担任义成军节度使最重要的使命。

身负如此重要的政治使命，贾耽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

唐玄宗在位时期，府兵制便已经崩溃。募兵——所谓“健儿”——逐渐取代府兵，成了各边镇军事力量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河北一带的藩镇节度使，往往会从军队中选出最为精锐的部分，组建牙军，即节度使的亲军。冯燕就是贾耽手下“中军”的一员，所谓“中军”，应是类似牙军的亲军部队。这些亲兵深受节度使的信任，也往往会因此骄横跋扈。

《冯燕传》开头便交代：“冯燕者，魏豪人。父祖无闻名。燕少以意气任，专为击球斗鸡戏，魏市有争财斗者，燕闻之往，搏杀不平，遂沈匿田间。”冯燕本是河北魏博人，少负豪气，是韩愈所说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一个生动写照。类似冯燕这样的“慷慨悲歌之士”，在魏博等节度使手下效命时，便会成为这些节度使割据一方的军事基础。而当他们进入忠于朝廷的节度使麾下的军队时，又会成为朝廷对抗割据的重要军事力量。冯燕因为打抱不平而犯罪，最终逃亡，藏匿于滑州一带。此时的贾耽，应该一直在寻找兵员来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因此在听闻冯燕的事迹之后，才会令其留属中军。在贾耽前往淄青节度使李纳的领地田猎之时，冯燕很有可能便是为数不多的骑兵中的一员。

《钦定四库全书》之《沈下贤集》冯燕传的记载

张婴本是滑州本地的军官，在当地的地位应是不低。但是冯燕却敢于和他的妻子通奸，这便能充分反映冯燕肆意妄为的一面。张婴在听说妻子通奸传闻之后，只是“累殴妻”，而并没有与冯燕纠缠，似乎也从侧面说明了张婴并不敢直接得罪冯燕。而面对冯燕这样的人物，即使是身为节度使的贾耽，也不得不姑息纵容。因为贾耽如何对待冯燕，关系着他对待冯燕所属的中军健儿群体的态度问题，贾耽不能怠慢。所以最终贾耽才会“请归其印以赎燕死”。所谓“归印”，并非贾耽真的想要以自己的官职来赎免冯燕之死罪，只不过是向皇帝表明此人的重要，以及向手下的健儿群体表示自己对他们的重视。冯燕只是一个小卒，对于皇帝自然微不足道，但是贾耽的态度对皇帝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唐德宗依赖贾耽维持朝廷相对于淄青节度使李纳的政治优势，自然不能轻易驳回贾耽的赎罪奏请，于是赦免了滑州城中所有的死刑犯，以此表现自己对此事的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冯燕杀人最终免死的故事，和当时的藩镇割据的历史背景有着莫大的关联。贾耽之所以请求赦免冯燕的死罪，皇帝之所以同意贾耽的奏请，他们最重要的出发点恐怕是政治考量而非道德推许。

据沈亚之所说，他是在元和年间听员外郎刘元鼎讲述了冯燕事迹。沈亚之能获得与朝中官员交往的机会，恐怕是在元和十年（815）考中进士之后。贾耽于贞元二年至贞元九年担任义成节度使，所以冯燕的故事发生于贞元九年之前。沈亚之在听到冯燕事迹的时候，距这一故事发生的时间已有二十多年。当时唐宪宗和裴度等正在锐意扭转藩镇割据的局面，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当年二帝四王之乱刚被平定时，朝廷对于两河一带藩镇不得不忍气吞声的状态似乎已成为过去。沈亚之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写出了《冯燕传》，冯燕的侠义精神被加以浓墨重彩的渲染，而当年波谲云诡的历史风云与精明的政治谋划则悄然隐于幕后，于是我们就只看到了一则具有浪漫传奇色彩的故事。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2年第6期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