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英雄们降临之初就已经惊天动地过，比如从石猴到哪吒的出生，无不惊世骇俗。就连文字的诞生，同样也不平凡，按照民间说法，仓颉造字曾“惊天地，泣鬼神”。受神话传说的影响，我国很早就形成了“敬文惜字”的传统，大江南北流行建造焚烧带字纸的“惜字塔”。比“惜字塔”规格略逊一筹的，还有“敬字亭”“惜字亭”和“焚字炉”。

文字是知识的载体，对于文字的敬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在知识传播欠发达的时代，教师群体被尊称为“先生”，尊师重教的传统与传统社会对文字和知识的敬重一脉相承。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教授不再是小众群体，他们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的机会增多，传统社会对这个群体的神秘感消失，这原本为知识传播提供了宽广的舞台。遗憾的是，一些偏离常识、突破知识伦理底线的大学教授、专家学者的言论不时成为舆论热点事件，因为这样的“先生”缺乏对知识、对公众的基本尊重，知识伦理问题成为新的社会问题。

近段时间，唐山烧烤店事件持续在网络舆论场发酵，某高校教授批评跨省采访的记者不懂新闻采访的“规矩”，并自诩“高人”给记者上了一次“公开课”。这位“先生”的言论旋即遭到新闻学界和业界口诛笔伐，酿成了一起不大不小的舆情事件。

这位“先生”成为众矢之的，不仅在于她的“好为人师”，更在于她的跨界“执教”，用一知半解的经验性知识向记者公开“训话”。外行话多是逗人一乐，通常无伤大雅。这位“先生”惹众怒，在于她的“伪专业知识”突破了知识伦理的底线——认为记者应当“见义不为”，否则遭受委屈就别乱吐槽……

汹涌的舆论批评把这位“先生”搞得挺被动，不但很快清空社交媒体账号的内容，而且“隐姓埋名”了。应该说，这位“先生”并不孤独，近年来滥用专家学者头衔亵渎知识、愚弄公众的并不少见，如指责农民拖了国家富强“后腿”者有之，建言“适当惩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比如让他们“退休后少拿养老金”者有之，甚至建议对下岗失业人员征收“失业税”者亦有之。这样的言论集纳在一起，不难发现，知识王国的伦理秩序遇到了一些不道德的“先生”们踢场子，知识的公信力面临着道德危机。

知识的价值在于增进认识、改造社会并造福人类。知识伦理学的兴起，源于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知识在实践中面临着两用困境：造福人类还是危害人类。按说，知识的两用困境不该在人文社会领域存在，但问题在于，这个领域同样面临类似的知识的两用困境。人文社会知识侧重于增进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先生”不一定都是知识的创造者，但至少要成为知识文明的传播者而非亵渎者。

偏离了知识伦理的轨道，专业知识可能异化成阻碍社会进步的工具。知识一旦不再向善，就将陷入危害社会的两用困境——某些口无遮拦的“先生”们缺乏对知识、对他人的基本尊重，将卖弄知识当作赚取名头和舆论关注的手段，通过挑战知识伦理的底线抬高自己的“身价”，其结果是，多数成为知识道德记忆的反面教材。

知识之所以受重视，主要在于其正确性和促进人类文明的性质。古人敬重文字，尊重“先生”，在于“先生”们对知识的尊重在先，他们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今天的“先生”要赢得社会的尊重，应该秉承对文字和知识尊重的传统，切忌因为自己掌握了一点专业知识而傲慢起来，冷嘲热讽弱势群体和正在蒙受不幸的特殊群体。“先生”如果缺乏知识伦理，必然缺乏对专业知识的天然敬重，缺乏对公众的应有敬重，缺乏对自己人格的敬重。当敬重的义务荡然无存，莫名的傲慢将成为主宰这些“先生”的行动，不负责任言论必然大行其道。

当代社会，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精细，“先生”的权威性只限于他们擅长的领域内。离开自己熟悉的知识领域，一些“先生”的认知水平并不比普通人高多少。即便在自己熟悉的知识领域内，敬重知识就意味着不可滥用知识，因为知识越界将可能产生副作用。跨越专业知识领域的“先生”，对未知的知识更应保持敬畏感，必须发言时也不能损人利己。

明智的“先生”，必然对知识（尤其是陌生领域的知识）抱有天然的敬畏感，避免误用知识或违背知识伦理而伤害公众的情感。尊重知识，按照知识伦理的实践准则去行动，应当是“先生”一项基本义务。

恪守知识伦理精神，知识应用需要尊重公众的利益和情感，这是给知识应用树立的伦理界碑。有了这样的伦理界碑，“先生”不再夜郎自大，不再无视常识，不再藐视公众，任性的言论少了，离谱的“先生”言论自然得以禁制。

文/刘海明（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