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干了五年，很辛苦。写作的人都知道，写小说需要一个状态，你要在小说的氛围气息和状态里才能进入创作，不能像干其他活一样，今天干一点，明天干一点，我干了五年，前后是七十万字，改过十一稿，干掉三十多万字，现在是四十二万余字。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作和生活经常打断写作，打乱写作状态。
自我安慰的是，我写作确实没有什么功利心，我写作只为自己写，只对自己写的每一个字负责，至于什么获奖、改编能带来多少名，搞多少钱，从来就不是我的写作目标。因为我自己有工资，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我在人文社出过几本书，选题是他们五年前约的，约了以后我一直不交稿，所以他们也很担忧，为了坚定我的写作决心，就提前先把合同签了，这当然是一种信任，但信任的背后带给你的压力更大了，你得写好，不然对不起人家，不能辜负了人家的信任。疫情期间，那半年我关在家里，一刻也不敢停顿，终于完成了这个作品。出版社编校版排校的时候，我又把它干掉了四万字，自己不满意，绝不出手，我有足够的耐心，一点不着急。老有人问你的书怎么到现在还没出来， 其实我不需要对公众交代，更多的是向自己或者向小说、向写作本身交代。这就是写作背景。说老实话，十一稿看到最后都要吐了，每个字都给它洗桑拿做按摩，一句一句，五六十万字，苦不堪言。苦不堪言也是自找的，以前小说没写得这么苦过。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总想有所突破，不要重复自己，这就是创作的初衷和原动力。年轻时是属于愤青的那一批，人间有不平啊，就想着要做正义的化身，为道义作代言，始终以代言者的身份站出来，那是特定年代对新时期文学的传统的延续，新时期文学对社会的批判，对现实的质疑，是其主要形态，所以我早期的长篇或者中短篇都有这样的价值取向在里面。改革开放四十年以后，到了我这个年龄以后，思考方向也变了，这个小说动笔前就已确立突破，突破在哪呢？这就是从人和社会的尖锐对峙，以及对现实的强烈干预和介入，转向了对我们人自身关注，和对我们内心情感的关注。我们前几十年是被具体的现实生活绑架了，物质极度贫乏的年头，我们要养家糊口过日子，要去挣钱还要挣点名还要搞点利，几十年后当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以后，我们却发现无法解决我们内心的问题。
当下，我们最大的困境可能不是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挤压，而是来自我们内心的动荡，来自我们精神和情感的焦虑，所以我就要写一部当下有关精神、情感、心灵困境的作品，这是由向外到向内写，和以前由内向外写完全不一样。比如《男人立正》尽管很喧哗，现在看来这是在向外写的，显然还是一个很明确公共道德话题，是民间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代言，也很尖锐。有批评家曾批评过我的《男人立正》，他说你这个小说的价值取向太明确了。我们学文学理论文学评论都知道，文学是人学，不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指向，含混的歧义和不确定是文学的基本生态，这与人生和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是相匹配的。所以《下一站不下》这部小说首先就确立追求突破的写作方向：由向外到向内，转向人的自身，转向人的情感和人的心灵真相的挖掘与抒写，婚姻和情感是故事主线，还有一条线是主人公的事业线，事业和财富是精神、情感、心灵的背景，小说讲了一个男人二十多年和四个女人之间的故事，很难写。接下这个写作任务后，我就后悔了。
这个小说难在哪个地方？小说里的人物离婚离得艰苦卓绝，离得你死我活，很痛苦，而我没离过婚[笑]。离婚的时候说什么，话怎么讲，人物的表情、动作、语气是什么，他的肢体语言他的行为他的感觉怎么样，这个难度很大。另外，四个女人经历不一样，年龄不一样，行为方式都不一样，价值观念也不一样，她们的所作所为弄不好就成了假的。我通常说小说是造假，但是假的写得要比真的还要真，这就是难度。要将四个女人都把握准确到位，对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所以我写得很苦。
当下我们的生活中最大的危机不是以前我们所说的社会的危机、经济的危机，而是我们的精神危机、心灵危机。年前在长三角文学论坛上，我在主旨发言中提出，我们老讲当下面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那么，还有一个转型被忽略了，这就是我们现在还需要心灵结构或者精神结构的转型。以前为柴米油盐活，现在要为心安气顺活；以前是活给外人看的，现在要活给自己看，要向内活，目前最需要解决我们内心的问题。
我们现在内心的问题越来越多，这是我想讲的，婚姻和情感的问题，以及人性的纠结、撕裂和异化，在这个小说里如何体现出来。我不给这些问题设立边界，设立边界就是当判官，而这个问题是不好裁决，连法律也无法裁定。比如出轨的行为是那种似是而非的东西，身体出轨，精神出轨，很复杂，谁轻谁重，不好简单界定，这是生活的真实，但不是生活的真相，真相是不需要你作家来进行裁决的，这个混乱的暧昧的形态，就是文学的真实。人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两个属性，当这两种属性发生冲突的时候，即人的外在和内在发生激烈冲突以致陷于无奈和无助的困境中，文学就出现了。文学是一种缓冲，是一种平衡。
天津南开大学的周志强教授一直关注我的小说，那天他在电话里对我说，许老师你这个小说让我不好解读。我说对呀，我自己也不能解读精准，这不是一个难度，恰恰是文学应有的样子，就是说你怎么解读都可以，每一个解读都是对的，现代阐释学认为，文本的意义是敞开的，不存在一个权威阅读，文本的意义在每个读者那里，也就是常说的“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周志强教授说，《下一站不下》首先是潜伏在上升期的精神悖论，大家奋然前行，以为赚了钱就是好日子，但是有一种内心的坚持已经坍塌，有钱了可以做好人行好事，但是却没法拯救这种坍塌，这是内在主线。二是小说的叙述方式把日常生活坚硬的形式击得粉碎，不是社会坍塌了才有危机，反而是在高速发展的时候，日常生活处处危机四伏，除非变成了非人，否则不能成人，这是小说的哲学悖论。三是小说隐含了伦理巨变时代的不安与骚动。
这是周志强教授的解读，我当初是想写我们内心的问题，把故事放在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大背景下进行深度探索。我们以前太穷，不知道早餐在哪里，总以为我们有钱了，事业有成了，就可以过上好日子。这个小说写的恰恰是我们有钱了，但没过上好日子，而且，两个好人在一起过不上好日子。精神的问题和情感的问题，道德与伦理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逻辑悖论下展开的。我们为什么有钱了反而没有了安全感，两者之间矛盾在哪儿，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当下岗了的主人公被当成小偷的时候，警察用皮鞋踩着他的脑袋，他的脑袋在水泥地上打转，他后来有钱了，成了老板成了企业家，用主人公的话说，我就是说我是小偷，警察也不相信，没有钱，你就是小偷！但这是不是金钱的罪过呢？不能这么简单的划等号，也不能说因为金钱的罪恶，带来了我们安全感的丧失，让我们内心焦虑和压抑，不要这么讲，所以我不想这样去写作。我为什么把宋怀良塑造成一个面对无数的诱惑无数的出轨，他却没有出轨的道德神话式的人物，就是我不想在这之间构成一种因果关系有钱就是罪恶，因为有钱了就道德沦丧，我不这么认为，为了情感和心灵的安全，就反物质、反财富，这种逻辑是不能成立的，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小说中的悲剧，原因要复杂的多，我把答案交给了读者。
另外一个在情感处理方面，究竟什么是出轨，是出轨了吗？我的《麦子熟了》，有评论者说是道德坚守，其实不是道德坚守，麦叶不是身体出轨，但她的精神已经出轨了，精神出轨比身体出轨有时候更加残酷，这就是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就是人性的无奈尴尬和无法把握，所以我从人性的角度，从金钱、财富与人的情感安全和心灵安全的视角去写；这就是小说当初的设计和一些基本的妄想，试图为这个时代，在呈现物质史发展的同时，还想做一个精神史和心灵史。就聊到这里，供大家参考，谢谢各位！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