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长城边厮杀两千年,却被森林文化收割
华夏人文历史 2021-07-28 08:00

耕地—草原的不同,地理因素,以及农业固定性与游牧移动性的不同社会性格,形成了古代相互对立的两个世界。横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则有一条非常明显的人为界线出现,便是迄今仍能见到的万里长城。

从大体而言,汉式农耕事业已到达很难利用的真正草原为止。长城以外,断然放弃,长城以内,便是被圈定可供农业发展的所有土地,这些土地,秦始皇和他的政治家们确认必须统一划归“中国”。全面隔断草原—耕地的万里长城,也便代表了农业汉族最大限度利用空间的界线。

长城之作为国界线,其性格至汉朝仍然明朗,这从汉朝政府与匈奴间往复公文的内容可明示。文帝对老上单于的复文:“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汉书》匈奴传上),便确切说明了两国间系以长城为国界。

匈奴以来二千年长城内外长期斗争中,游牧民族始终站在主动地位。游牧骑兵凭了他们的机动与速度,一次有力的突击,无须占领,只是迅速攻击与迅速撤退,屠杀、破坏和带走俘虏及其财产,已使措手不及的被侵袭地区相当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而定居社会要发动侵入草原的反击与远征,却不能那么轻而易举。

王莽令匈奴改称"降奴",单于改称"服于"

公元之初,划分汉朝为前后期的短暂新朝皇帝王莽,发动十二位将军分道远征匈奴时,奉命出征的将军之一严尤,当时曾上书指陈这个计划难以行得通的理由:

“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

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

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

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釜鍑,薪炭,重不可胜,食糒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有(力)不能,此四难也。

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忧之……”(《汉书》匈奴传下)

这是篇长城斗争史上富有参考价值的文章,所分析的动员、后勤补给、运输、地理气候影响下生活习惯不同、行军与战术运用等五“难”,明晰刻画了为什么汉族多数时间只能处于被动的客观条件。所以,除非汉族在国力充实时期,而于情报封锁、间谍利用、敌情判断、战略与战术运用等各方面又都配合得当。否则,汉族部队在草原上徒劳往返,便是失败。惟其如此,汉族非迫不得已,或着眼于定居社会更大与更久远的经济利益,通常都不肯轻易投下这笔资本。

游牧民族战斗性是最突出的一面。游牧生活必须移动,移动本身便是战斗,而推动游牧民族战斗性表现,又是所附着的外向性。换言之,游牧社会有其非向自己世界以外发展不可的内在条件:定居地带可以与草原隔绝,草原上的游牧社会却不可能与农业定居社会切断联系,必须与之发生经济上的往来关系。这是欧亚大陆泛游牧经济文化圈共同现象,非独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为然。

游牧民族与周围定居地带间的交换式贸易,只是他们取得所需要物资途径的一种,如果交换所得不能满足其欲望,或者自己缺乏可以交换的商品而仍须满足物质欲望时,途径立即会转变。转变的形态,便是掠夺,一种更为直接的取得手段。

契丹骑兵南下打草谷

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而与汉族曾在长城线上接触的游牧民族,几乎都须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成长在草原上的时代;其二,投身入农业定耕地带的时代。而待到第二个阶段时,他们不但不再代表游牧势力,而且实质上已被吸入汉族范畴。历史上与汉人展开斗争的游牧对手,也因此必须限定在前一阶段,而不能包括第二阶段。

游牧民族如何移住汉族环境而变质,亦即如何由第一阶段转进第二阶段?早期与后期历史现象并不相同,转变关键与共同前提都在于跨越长城线,而跨越的方式,早期与后期有异。在于早期,五胡中任何一“胡”的通过长城,都不是凭武力优势,而是在效忠汉族的誓约下和平达成的。经过汉族生命力最旺盛期的唐朝,情形便有明显差异,北方民族尽管仍因移入长城而丧失游牧性并变为汉族,移住的方式,却一律呈现为大举侵入与征服。

所以,长城内外的斗争,游牧民族优势须至后期才明显,早期并未存在这种感觉,呈现的是力的均衡现象,但是,即使早期,斗争主动也把握在游牧民族手中。至为容易认识,最初是游牧民族出现在汉人面前,而非汉人出现到游牧民族面前,虽然自此一千年中斗争的胜利面归于汉族,每一斗争阶段也都以游牧民族投降汉族为结束,斗争的引起,却每一次都是前者而非后者,即使投降或妥协,其事仍由游牧民族决定,这些都是主动的表现。也惟其游牧民族潜在这股主动力量,后期方能升级为明显的优势,合主动—优势—征服而为一。

汉族非必要时不越出长城线,但草原的地理条件永远是其最大限制,尽管远征军一次又一次深入草原,却没有一次能作较长时间的占领,更不必想望统一耕地—草原,或移民往北尝试汉化草原环境。惟其如此,汉族登上草原之后,即使一切顺利,处理方式也不出两途:

歼灭敌人主力与作一次全面性扫荡,驱逐游牧民族往更远处,占领便告结束;或者,在军事优势下,压迫游牧民族投降,服从汉族中国领导,占领也告结束。

游牧民族方面,无论早期投降式进入长城,或后期从侵入发展到征服,其移住长城之内的事实则一,而待到进入长城与人数比他们多过数十倍的汉族共同生活,遭遇命运也相共通。最初,必须放弃部分机动性,以及修正固有游牧经济社会形态来学习汉化,才能适应汉族环境。

以后,待不断调整经济机能与生活方式至完全适应汉族环境时,他们也已全行丧失机动能力而成为农耕汉族。这条历史轨迹几乎成为公式化,几乎可以适用于任何附庸游牧民族或征服游牧民族。所以,游牧民族进入汉族中国,结局如同汉族登上草原,不发生什么决定性影响。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游牧民族移住汉族中国过程中,堪注意是被放弃与空虚了的原居住草原地区,立刻会有另一批移动性游牧民族填补。或者说,另一类新的游牧民族开始活跃于草原。这种草原主人递棒或接力式出现与嬗代,正代表了游牧历史一大特征,与定居社会的朝代嬗代为同一意义。但古代游牧世界主权授受转移的新陈代谢研究,却不能如对定居社会的顺利,今日给予学术界相当困惑。

以最早雄长飞扬于大草原上的匈奴为例证。“匈奴”只是代表性名称,本族之外,凡属匈奴游牧大帝国联盟成员:突厥系诸民族、东胡系诸民族、西方系的塞种、今日藏族前身的羌族,还有投奔草原胡化了的汉族,都划一被称为“匈奴”。

这些部族当匈奴强盛时代,全体被“匈奴”这个名词所概括,唯有他们参加联盟以前,以及匈奴衰退、联盟破坏,他们自身的民族称谓才被认识。以后匈奴人一部分投入长城之内,一部分西迁欧洲,这些都不可能全属匈奴本族,留在草原上的匈奴人与原匈奴联盟其他会员民族,或其他新自草原以外加入游牧阵营的民族混合,尤属必然。史料中便有十万余落匈奴人(也非必全属匈奴本族)参加鲜卑集团的记录,自此匈奴草原历史中断,匈奴民族名词,倒反便被鲜卑与其他同时期诸民族所替代。“新”民族中具有匈奴人血统为不言而喻,但血统上如何调整,则不可知。

同时欧亚大陆游牧世界有其整体性,自西而东,或自东而西,任何一地区的局部形势,推进或撤退,都容易影响全体。历史时间愈往后移,关系也愈复杂,说明愈增加困难。但不论如何,草原游牧民族演进的整体性历史路线,则是具体而清晰的:一方面,本身的新陈代谢,波涛起伏不停;另一方面,与定居社会间的相互排斥以及不断斗争。

从中国历史说,当匈奴联盟解体,便会有草原侧翼的东胡系鲜卑与草原背后的突厥,相继兴起接收草原,接替游牧政权,使汉族北面,不但整个都是敌人,也恒久都是敌人,而接触的地点,则是万里长城。

长城地区尽管恒久是个战场,不是汉族越出攻击草原,便是游牧民族突入侵略汉族中国。但无论长城的出或入,却都不具有决定性。汉族不可能在草原上定居,游牧民族进入长城内便会被同化,汉族仍然是汉族,草原游牧民族则是一波之后又一波,两个世界始终对峙。十三世纪统一欧亚大陆的蒙古人,虽也一度统一中国耕地与草原,结果却是失败。

满洲八旗

这种局面的结束,须待长城历史届抵二千年的十七世纪来临。而终止斗争并统一长城内外的,主角既不是汉族,也不是草原上游牧民族,乃是接近耕地,同时也接近草原,对双方都有相当认识和经验的中国东北境内森林里的满洲人,虽然满洲人最后同样逃不脱汉化的历史命运。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中,中国史与世界史是分隔的,中国史看不到世界,世界史里找不到中国。《姚着中国史》兼容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史学的研究与写作方式,打破了传统中国史的认知茧房,具有以下鲜明的特色:

1.突破了传统中国史由中原向外层层推演的藩篱,为秦楚这些半边缘国家正名。

2.对东汉以来豪族演化的历史叙事,蕴含着为生民立命的庶民情结。

3.对五胡建立的胡-汉联合政权的本质辨析,客观展示了大分裂时期的民族纷争与融合。

4.正视辽金元这些来自长城以北的草原征服者,并将其与汉族政权进行平等观照。

5.在域外与中国动态联系的环境中考察中国历史,爬梳了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渊源。

6.摆脱了传统历史偏向于政治史叙述的窠臼,广泛利用考古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增强了历史解释力。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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