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家里出过几个读书人，俗称“书香人家”；如果讲得古雅一点，也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书而言“香”，既有事实根据，也有感情色彩。如纸有香味，墨有香味，印成书，当然展卷之际会有一股清香扑面而来。如果为了防蠹蛀，而在书页中夹上几片苏叶或芸草，则书的香气就更为浓郁。但书而言“香”，恐怕更主要是主观感情在作怪。因为，自有文字乃至书籍以来，人类才从野蛮走向文明；到后来读了书的人又可以猎取功名，光耀门庭。则书而言“香”，自然非同寻常。我觉得把书跟“臭”联系起来，是不见经传的；至于把读书人跟“臭”挂起钩来，那只能由“人”负责，与“书”是无关的。
我父亲总算与“书”有缘，是满清的秀才。据说是在光绪末年停止科举前的最后一场考取的，所以家人特别感到庆幸，曾为此大宴宾客。这也难怪，因为当时乡下的读书人家，为了子弟科举得中，即使贫家，而且子弟并不高明，事前也总是喂养两头肥猪，准备庆贺之用。凡落第而归者，都是待夜黑时才进村庄；而且一入家门，数月不敢外出；乃至因此而害病不起者，也大有人在。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当然这是听大人讲的。不过后来我懂事时，对这类事也有些纳闷。如父亲中秀才时，“学政”大人还送了几块金字煌煌的匾额。我小时，这匾仍挂在客厅。中间有一块写着“棣华竞秀”四个大字，据《诗经》，“棣华”是比喻兄弟，故匾的题款除了我父亲的名字，还有伯父的名字并排着，还称他为“监生”。据我所知，伯父性笨，没有读过几句书，识字不多，为什么竟成了“监生”，并说是“竞秀”呢？后来才知道，那时凡是家中一个人科举得中，则父母兄弟都可得到功名，不过要向官家交纳些钱才行。待我读了几句书以后，终于明白了历史上所谓“卖官鬻爵”，就是指的这类事情。故得爵得官的人，不一定是与“书”有缘的人。
我长大之后，趁父亲不在家，往往去翻检父亲读过的书。这些书放得很乱，有的放在案头，有的放在门楣的搁板上，有的放在几个大木箱里。其中，经史子集之类古籍自然不少。但也夹杂些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什么《矿物杂志》之类。看来父亲当时也可能是个“维新”派。有一次，我第一次打开了大木箱，里边尽是些“闱墨”，装成袖珍册子，长不过六七厘米，字小如聚蚁。所谓“闱墨”，即是采自历次考场得中的优秀试卷，印出来供学子们摹拟揣摩。有些书名还是很雅致的，如《铁网珊瑚》，既是一例。据说凡从海底采珊瑚者，必先以铁网撒水中，几年之后，珊瑚的枝桠即长入网孔，举网即可得到鲜红夺目的珍宝。这书名，既把文章的身价抬得很高，又有对佳作网罗无遗之意，是一顶绝妙的广告。至于书为什么印得如此之小，这也许是为举子们“私藏夹带”更方便吧。总的讲，我觉得父亲的藏书太杂。数量虽不算多，几乎包罗古今中外。父亲一次对我说：当时正是康梁维新之际，除了考试“经义”八股之外，又有“策论”题。对此，不能不做多方面的准备。据父亲说，有一次考场的“策论”题是《论项羽与拿破仑》，有个考生的文章第一句是：“项羽有拔山之力，岂不能拿一破轮哉。”人们传为笑柄。
汤炳正先生
据我个人小时读书的体会来看，人跟书要发生感情，是不容易的。
记得我七岁进入小学读书时，父亲有意识把我的座位安在最前排，跟严厉的“解老爷”对面而坐（解系我祖母的弟弟，故我只称“解老爷”，不称解老师）。但我对“国文”、“算术”一类的课，并不感兴趣。倒是坐在最后排的刁举成同学所画的人物画（多是戏台上的关羽、张飞之类），我们都觉有趣。往往暗中从最后排一直传递到最前排；在“解老爷”面前，我不敢公开看，就带到厕所，慢慢欣赏。其次又觉得唱歌很有意思。唱的是“四千余年故国古，是我完全土……”我并不懂歌的含义，但唱起来，觉得悠扬好听，就爱上了。甚至我大哥、二哥在高年级唱的什么《西湖十景》中的“风暖，草如茵，岳王故墓，苏小孤坟，英雄侠骨儿女柔情。湖山古今，沧桑阅尽兴亡恨……”我也唱得溜熟。至于词句的涵义，全然不知。时至今天，我才能根据记得的字音填成上述的文字。但是，我对“国文”课里的“人、手、足、刀、尺……”，却是在老师的严逼下，才不得不被动地读呀，划呀，好不吃力。也许人类的文化意识，绘画、唱歌，跟先天的本性更为接近些；而文字书籍则是在功利意识的驱使下才出现的。
正由于父亲跟古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跟旧的科举制又有一些渊源，所以在五四以后，他在村里办了一所村塾，我们弟兄又在村塾就读。我那时几岁，记不清。只记得在读《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时，我并不懂得什么是男女之情；只知道它既是书，就要读、要背、要讲。村塾没有星期天，小学生闷得慌，如果老师要派个学生出外做事，都抢着去。这竟成了学生不可多得的“美差”。例如，那位栾老师要吃远在五里之外的山泉水，学生就争先恐后去抬；老师喜欢在花盆里栽上绿茸茸的青苔，学生就七手八脚爬上山崖去剥取……但这并不是因为读了《论语》“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而是可以借此离开书本散散心，活动一下坐得麻木了的腿脚。如果附近的庙宇赛神演戏，学生就请村里有声望的老者到老师面前求情，放学生去看一天半天戏。求情的结果，大都是使学生失望。
村塾学生生活的三部曲，就是听书、吵书、背书。听书，是老师讲，学生听，听不懂，也要装懂；吵书，就是每天晚饭之前，全堂学生都要高声朗诵，听起来，有些像塘里的青蛙在吵闹；背书，是定在每天早晨，先把书放在老师桌上，背向老师，面壁而立，把规定的内容背下来。背书的声调是有区别的，背诵古文有古文的调子，背诵诗歌有诗歌的调子，都悠扬悦耳。至于背诵经书，则只是一般说话的调子。这个传统怎么来的，不得而知。最可怕的是，如果背书背不上来，老师往往回冷不防从背后用烟袋锅儿敲打你的脑壳；这是否反而损伤儿童的记忆力，那是不管的。每读一部书，都要能从头到尾一口气背下来才算完成任务。在背时，老师还要三番五次从书中任抽一句，使你接背下去。这虽然不算“倒背”，但却打乱了原书的次序。现在想起，这确实有点“庸人自扰”。因为要背书，我每晚就在炕上摆个小桌，读到深夜。为防止瞌睡袭来，我总是把被子卷得高高的，坐在上面，稍困倦，即会滚跌下来。我一生没有卧床看书的习惯，也许就是这时养成的。当时我每晚练“八段锦”时，也要边练功，边背书。一部《易经》，其中最难记忆的表示阴阳爻的“九二”、“六三”之类的数字组合也能背得一字不错。至于佶屈聱牙的《尚书》，那就更难背了。无怪我三哥浩正曾发牢骚说：“《尚书》不过是古人练习写字的烂本子，字与字之间毫无关系，为什么要求我们背呢？”的确，小时对书内的含义不理解，这给记诵带来多少倍的困难。而村塾的学生们就是这样地把“四书”、“五经”及历代诗文等，灌了一肚子；至于“食古不化”，乃至“伤脾败胃”，则非所计也。不过，我今天还能琅琅上口的，多半是那时读的几本书，后来读的，总是记不真切。
尽管读书是人们引以为荣的事，但几千年来，“书”是不断遭到劫难的。这劫难来自各方，也有各种形式，而最凶的是“焚书”。秦始皇焚书，惹得千古骂名；而历代兵燹中所焚之书，则简直难于计算。“火”好像是“书”的死对头，故古代藏书家对此防备极严。明范钦建立了“天一阁”藏书楼，大名远扬。为什么阁称“天一”，据说是用古人“天一生水”之义，以水克火。至于这个“天一阁”之所以至今未毁，是否因此，就不得而知了。至于清钱谦益的“绛云楼”，囊括诸家旧藏，搜罗天下秘籍，可谓多矣。但“绛云”一炬，竟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劫，火确实是无情。我上述这段话，是因我回忆读村塾时，曾撞下了一件祸事而引发出来的。
记得每年村塾放了“麦假”，即割麦季节的农忙假，村东龙王庙必演戏，我们很感兴趣。但那时，我对什么《二进宫》、《三娘教子》之类，是不爱看的。红脸白胡子的徐延昭抱着大铜锤，一唱就是半天，我不爱看；三娘训了儿子一顿，还要用板子打，我也不爱看。这是否跟塾师经常用板子打手心联系了起来，我已记不清。我们最爱看的是《铁公鸡》，因为它是真刀真枪的武戏，中间还有火烧张家祥的惊险场面。在演此戏之前，演员们要烧香祷神，据说这样才能避免刀枪误伤之灾，这更增加了我们对此戏的神秘感。有一年看此戏后，我跟三哥、五弟三人就在村塾里仿演起来。在火烧张家祥之后，竟把带火的纸丢在纸篓里，又去他处玩耍。不久便听见人们在大喊“救火”，原来村塾里几个放书的大书架及学生的案头书，早已燃烧起来。逮火势扑灭，就只剩下几本残书而已。村塾的藏书虽不算多，乃全村书香人家凑集起来的。也可以说，这是我村的一次文化小劫。
火对书确实是残酷，但水对书则似乎还有些情分。记得，在我能够独立阅读之时，兴趣是广泛的；正课的必读书，已不能满足我的需要。尤其在火烧塾书之后，更是如此。故回到家里，往往翻箱倒箧，把抽屉底下的残本《三国演义》、《山海经图》，乃至什么《绿牡丹》、《太上感应篇》等，全看成珍宝。出乎意外，有一次，我的塾师竟得到一部《百子全书》，书是干干的，有些页却粘到一起，轻轻地揭开，才能阅读。我询问书的来由，说是有人在海滩上拣来的。是一条由上海开往津沽的轮船，满载书籍等物，遇风暴，触礁沉没于近海。此书包扎严实，被海浪冲到岸上，虽已浸透而未受损。此事对我这个见闻闭塞的乡下学童，竟是一个巨大的启发。这部《百子全书》是上海扫叶山房出版，我从此就成了这家出版社的邮购主顾；后来，我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有正书局等，都取得了联系。前后购买的大书，有《十三经注疏》、《金石萃编》、《二十四史》、《百子全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古文辞类纂》、《三希堂法帖》等。每次买书，我对父亲总是“先斩后奏”；即借了钱，买了书，书寄到，我才抱书到父亲面前，要求还债。此时，父亲虽有怒意，有难色，但其中也透露出一丝欣慰之情，我是觉察得出的。这就使我的买书癖一发而不可收拾。有这样多的课外读物，当然也就使我大开眼界。
在我们前后的几个塾师中，张玉堂老先生对我的教益最大。他是满清的拔贡，也是我父亲的老师，学问道德，远近闻名。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经常用“开卷有益”这句古话来教导我。据他的解释，无论什么书，只要你肯读，就会收到效益。因此，我看什么书，他不指定，也不禁止。像原来的老师不准我读《三国演义》之类的事，从未发生过。他讲书，要使学生坐着听，不像过去那样站立在老师桌边听；而且讲的内容，也深入浅出，生动有味。原来的老师评改诗文，总是把我的习作涂得黑黑的，几乎剩不下几个字，而张老师却只改不多的几句，余则加上圈圈点点，做出应有的肯定。因为过去的老师多以己意改换学生的本意；而张老师则是就学生的本意而使之臻于完善或加以深化。这时我的诗文进步较快，当与此有关。有一件事，我永不忘，即老师曾以《麦浪》为题课诸生，我有“牧童牛背稳，沧海一扁舟”之句，大受老师奖许，并在我父亲面前夸奖。此事对我后来的有志于学，影响很大。
读书、背书、焚书、买书，我二十岁以前的生活，算是一段艰辛而崎岖的历程。而正是这段历程，决定了我的一生。俗话说“三岁管老”，也许是有道理的。
最使我难忘的，还是近村姜忠奎君来村塾拜谒张玉堂老师这件事。姜忠奎，字叔明，于我是远亲。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是元史大家柯劭忞的学生，出版有《荀子性善证》、《说文转注考》等论著。曾参加过《清史稿》的撰写工作。其中《张勋传》等即出于他的手笔（解放前开明版廿五史，即廿四史加柯劭忞的《新元史》；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廿五史，是去掉《新元史》，加入《清史稿》）。我读村塾最后一年的春天，姜忠奎君由北京返里，曾来拜谒玉堂师，并带来他的《荀子性善证》及《张勋传》底稿等，求张师指教。此后，我跟姜竟成了“忘年交”。我作为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从他那里知道了不少事。如海内的学术动态及著书立说之道，等等。确实，人生除“读书”、“背书”之外，还可以“著书”，这观念是姜君带给我的。不过，当时在我反复读了他的《荀子性善证》之后，一方面很佩服，一方面也有些想法。觉得他引用了大量的诸如《经典释文叙录》之类史传，说明荀子传授儒家经典有功，这是可以的；但认为他既传授了儒家经典，就一定是主张性善的（因儒家如孟子就主性善），则未必妥。因为战国时期儒家学派是有发展变化的，“儒分为八”，不能执一而论；即使姜君把《荀子》中人之性“其善者伪也”的“伪”字训成“为”字，也无法否定上句“性恶明矣”这一坚定的结论。所以，我跟姜君交往，首先是启发我对“著书”的向往，但也给我带来了“著书”不易的顾虑。带着这幼稚而复杂的心情，我曾试写了一篇《老彭考》。是因为《论语》里“窃比于我老彭”这句话，前人讲得太杂，故萌此念。作为习作，虽受姜君的赞许，我却有自知之明，早已弃之纸篓，不复省记。
文 | 汤炳正《关于“书”的故事》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