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明城墙遗址公园走了几回。这守护内城的巍然墙体，六百年的时光给它添了太多的风霜。凸凹的雉堞列出整齐的锯齿，苍灰的残垣仰向飘云的天空。不同的月份里来，总能收尽韶秀的风光：国槐、银杏、油松挺着枝；碧桃、紫薇、海棠开着花；马蔺、萱草、水仙摇着叶。施彩的角楼，孤峭地耸于故都的东南。
有一次，走着走着，就转进城墙北边的胡同。到了一个岔口，墙头牌子上写着“盔甲厂胡同”。靠南立着一座楼，四层高。底层的墙漆，天蓝色，海水那般澄净，余下的涂作一片明黄，太阳照来，金子那么亮。设色这样讲究的建筑，在低矮的平房堆儿里，特别显出它的姿态。这是一家宾馆。就在经过的一瞬，门前的铭牌引起我注意：“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北京居住地旧址”，旁边附着标注：《红星照耀中国》写作地旧址。
胡同中这一走，给了我意外的发现。
《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个书名“西行漫记”。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心里是装着这本书的，更知道写这书的人——美国记者斯诺。
80多年前，这地方没有楼，斯诺夫妇住的是一个四合院，是他俩从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瑞典地质学家奈斯特龙那里租下来的。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做过两年客座讲师，教授专题写作课，后来受聘做了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能租到这处院落，一住就是两个年头，离不开跟燕京大学的因缘。
宾馆里挂着一张奈斯特龙和海伦在这个院子里的合影。底色已经发黄，人的眉目倒还清楚：奈斯特龙是一个体态发胖的老者，穿白色西服，背手，笔直地站着，他头发稀疏，宽大光亮的额头下，是一双深陷在皱纹里的眸子。海伦一身长裙，左手抬起，半掩着脸。想必拍照那天，阳光是很晃眼的。海伦挨着的，是石头堆叠的山，太湖石皱、漏、瘦、透的质感，触动我的视觉。
从前，这个门牌标为盔甲厂胡同13号的宅院应该是讲究的，除开房间，还有假山和亭子，“咫尺有幽旷之异”，花园似的。老院子早没了，旧景未曾谙，想找些描写它的文字，办不到。幸而有旧照珍存。海伦与许地山的合影，就在宾馆前厅的镜框里平正地镶着。许地山身量瘦，穿着白色长衫，双手放在身后，浅浅地笑着，镜片后面透出温蔼的目光。其时，许地山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和宗教学院执教鞭，海伦听过他的课。二人身后一排屋，正方格窗开了几扇，树荫遮下来，地上摆了多盆花。一角景物，叫我对整个院子生出浮想。
“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穷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这是写在《西行漫记》开头的话。那个午夜，斯诺“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暂别北京城的春景，拎起行囊，跨出院门，向着陕北保安（志丹县）行去。凝望中，红都像夜天中的灯塔，熠熠闪耀于前方，永不失去它的光。难抑的激情在他心底燃烧：“我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身上有点不舒服，可是心里却非常兴奋。我所以兴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红色中国’去。”由此，他成了“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他的这次出发，不仅出于职业自觉，更表现着对新事物探求的渴望，以及寻索真理的精神。
走出悠长的胡同，视野霎时宽广了。从这里到延安，伸展着一条理想的大道。
这一年的10月，完成了实地考察的斯诺，从“被国民党强大部队重重围困的红军根据地”回到北京。
盔甲厂胡同的这处宅子是安静的，斯诺的全部感情依然留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他的心头吹过黄土高原的风，耳畔飘响奔放的信天游。革命领袖生动的音容和胸怀的志向，红军将士活跃的身影和战斗的意志，感染并震撼着他，使他深刻地认识了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中国。
延安归来，斯诺热烈的情感火炬般炽燃，照亮自身周围和更广的天地。他整理笔记和照片，开始了一次不寻常的写作——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报告给全世界。几个月下来，在深深的院落里，斯诺完成了这部纪实文学作品。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初版在伦敦问世；翌年2月，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考虑到敌占区和国统区的政治环境，译本改名“西行漫记”。
中国的新文学，激荡着社会变革的巨澜，斯诺的译介，为其衍成创作界的主流叙述并且走向域外做了历史性推进。他将这项工作排进人生计划，视作事业的中心。
在北京的家里，斯诺劬劳日久，于窗前灯下显示着努力——把鲁迅、柔石、茅盾、丁玲、巴金、沈从文、孙席珍、萧军、林语堂、萧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杨刚、沙汀等中国作家的创作，用心血细细译出。他选辑那些“揭露性的，谴责性的，描述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左翼革命文化对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文化的抵抗，昭示独立的民族文化的建立。胡愈之说“他编译了一部英文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是首先把鲁迅著作介绍到西方的人之一”。斯诺“透过中国现代小说所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被鞭笞着的民族的累累伤痕，还包括这个民族倔强而高傲的灵魂”。恰如萧乾所讲，在《西行漫记》面世之前，“斯诺最重要的一部书不是《远东战线》，而是《活的中国》。这本书的编译，也正是他在鲁迅先生指引下，认识旧中国的现实和新中国前景的开端”。此后，在欧洲采访战事的斯诺仍感慨道：“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活的中国》于1936年底在伦敦出版，鲁迅却在两个月前离世，没能见到这部小说集。
斯诺在现实中认知中国，有了《西行漫记》；在文学中认知中国，有了《活的中国》。
海伦也走出盔甲厂胡同，西去延安，时在1937年4月21日。她踏上这块热土，采访红军将领和苏区军民，给丈夫的写作搜集急需的材料，也为自己撰述《续西行漫记》做着准备。海伦有个笔名：尼姆·威尔斯，斯诺起的。冬天的阳光照来，打在玻璃窗上，四外反射，宾馆的庭院愈加明亮。斯诺和海伦的塑像沐浴在灿灿日影下，面庞漾满暖意，深陷的眼窝闪露着希望。
往南不远，便是古砖垒砌的明代城壁。高峻的墙身披满鳞伤而兀傲地横在天底下，好似一个性格坚卓、刚硬的巨人，衰颓是不肯的。
文/马力
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贺梦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