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苏叔阳一直致力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作了《中国读本》《西藏读本》等著作。《中国读本》以15种文字在世界出版，介绍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发行1500多万册，被誉为中国图书“走出去”的范例，2010年7月获得联合国艺术贡献特别奖。他还以抱病之躯，在创作之余担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和太湖文化论坛副主席等职务，参与各种文化论坛，传播相关理念。面对当下传承传统文化的热潮，他更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
记者：听说您最近正准备修改《中国读本》，您的《中国读本》浓缩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可想而知难度很大。您认为，这本写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书，什么地方打动了那么多外国读者？
苏叔阳：我们祖国和平崛起的脚步震动了世界，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的中国焕然一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特质，就成了全世界都感兴趣的事。《中国读本》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受到欢迎的。在创作时我也做了比较细致的思考，除了对中国知识的介绍要力求准确这个基本要求外，还要熟悉外国读者便于接受和理解的文字方式、思维习惯和一些技术性问题。
比如中国有一些独特的表述习惯和方式，中国人在说距离远近数量多寡时常用九和九的倍数来形容多和远，因为九是奇数的最大值，说天有九万里、有九重天等等不是实有其数，而是形容其高或远。其次，一些哲学上的名词、概念如“阴阳”要给予明确的解释，还有艺术上的概念、价值观以及墨色的浓淡枯涩等，或者更细致的观念境界，都要有浅显而准确的解释。其三，在写到重大历史事件、节点时，与世界史作对比，使国外读者更容易知道彼此的异同。当然，更该找出中外历史的相同之处，比如，人类大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创造出陶器，但进步到瓷器，中国却走在前面。这些是初次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所感兴趣的。
记者：您是学习历史和哲学出身，能否谈谈中国近百年来对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
苏叔阳：就我个人经历来讲，我生于1938年抗战时期，那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非常强。日本人推行所谓“东亚共荣”的宣传，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现在仔细回想起来，从整体情况来评估，我以为近两百年的滞后挨打的历史，使我们对传统文化批判多于继承，否定多于肯定。这种思维的累积，在五四时期到了一个爆发点。五四运动的伟大之处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和为新生的共产主义运动做了准备，但却对传统文化作了否定。
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的发展和传承，必须经过长期激烈乃至艰苦的血雨腥风的历史考验，上下求索，才能浴火重生。从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史到今天的百家争鸣，我们终于有了充分的实践和例证，以及正反两面的经验，来斩钉截铁地肯定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灵魂之所系，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如果你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就应该相信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明，是经过实践检验过了的优秀文明，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记者：在您看来，对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现实意义何在？
苏叔阳：现在一个重要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明是否具有同一性，也就是说它们是否可以共处或相容和互补。上世纪30年代，郭沫若写过一篇文章叫《马克思进文庙》，收在他的文集《地下的笑声》里，我在上高中时读过。这篇寓言式的文章，大意是：马克思的灵魂到中国散步，无意中走进文庙， 和正在吃早餐的孔子闲谈，惊讶地发现，孔子竟然在两千多年前就具有和马克思同样的人类终极理想。这个故事始终萦回在我脑中。
我在写《中国读本》时读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一个很著名的命题就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25度至35度之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还有中国的孔子、老子等等。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明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更重要的是，尽管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他们在轴心时代的文明虽有不同，却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他们所研究的都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乃至人的本性和人类的终极理想等等哲学的基本问题。雅斯贝尔斯说：“这是终极关怀的觉醒。”
西方的文明特别是宗教文明，将自然和人类诸问题的解决寄望于人类外部超自然的力量，如上帝、真主等，而中华文明则寄望于人格本体和内心，讲究修身和内省。西方宗教认为人类是被动的被拯救者，而儒家则力主人自身的完善。中华文明的本质或者说核心是“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很好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各文明互补的多元状态的合理性，甚至逻辑性地预见了人类第四个文明期，即生态文明期的必然到来，以及人类终极理想社会，即“大同世界”美好理想的实现。
而西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正在滥觞和渐次发展，它一面消解现代主义的利己和否定传统的信条，一面举起“尊重异者”的旗帜，以利他为高尚，东方文化、新儒学在西方渐次成为显学。中西文明内在的相同价值观和人类终极理想的一致性，在经历了风雨和血汗的灾难后，又出现了复归文明轴心时代的迹象。自然，这不是复归原始而是螺旋式上升，是对文明轴心时代的致敬和对先贤们的礼赞。
汤一介提出建构“新文明轴心时代”的设想，我认为这是他充分研究了中西方哲学发展现状后做出的新鲜而又合理的设想，是他对现今人类哲学的一大贡献，完全可以经过艰难的探索和实践而达到目的，这也是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一面哲学、历史学的旗帜。当然，实现这一理想，需要人类文明做出许多极其艰苦而辛劳的努力，但这不是空想，是能够实现的梦。既然有2600多年前先贤们的辉煌史诗，今人没有理由只去想象如何毁灭自己和地球家园，飞升到外太空。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讲，上层建筑最稳固的部分就是伦理道德。中国不是移民国家，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它是一个由传统伦理构建的社会，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源。我们不分好坏把我们的根源一味地否定，是科学的态度吗？
记者：您觉得研究国学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苏叔阳：近年来我逐渐认识到，我们对国学特别是对儒学，有很多具有长期影响力的错误看法。这种错误的看法，阻碍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现实意义的认识，更阻碍了我们认识传统文化的哲学意义。
首先，人们总认为，儒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我们回顾历史，孔子的年代，有哪一个国君或地方统治者重用过他？尤其当他的儒学成为系统理论的时候，他走到哪个国家都被驱赶，最后只能自己收学生来传播理论。所以，他的理论不是为统治阶级建立的。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两大流派——尊儒和反儒都是建立在政治学的基础上的，忽略了儒学真正的核心意义。儒学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我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大同世界，什么是大同世界？和而不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孔子对理想社会的终极想象，这个想象和共产主义理论对理想社会的终极想象有什么不同？《论语》的很多部分是告诉人们怎样修身的，因为它认为修身是构建理想社会的手段，所以人们往往就把它最伟大的、最根本的对人类社会终级的想象忽略了，只是简单地把儒学当成了修身的技术性操作的手册。
如果要用历史事实来说话，中国是最早有哲学的地方之一。有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哲学非常崇拜，这就引发了今天的这个问题：试问，两千多年来，中国有哪一个大哲学家超过了孔子？几乎所有的人都只是在复述或反对他的思想。我们的哲学思想史有些不尽如人意，这个原因应当寻找。
在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对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这是人类不同文明第一次对终极社会的自觉。西方社会所说的天堂和东方所说的大同世界，都是理想社会的想象，只是构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西方认为要寄托于超自然的力量，所以宗教发展得很厉害。而中国人认为，达到理想世界和终极目标的手段，是内心的自我修养，是修齐治平，所以讲究人类道德的自我完善。
《论语》讲了许多人怎样自我完善，它根本目的是创造和谐。和谐社会谁来建设？由内心自我修养完善的君子用礼来创造理想的社会，当礼崩乐坏时，就要向群众学习。这是很完整的理论。但多少年来我们把其终极理想忽略了，所以往往就把《论语》当成了一个修行的技术性的工具。其实孔子最主要讲的是大道之行，讲和而不同。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是科学的，是因为他是从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中得到的科学的推论，而不是凭空想象，在这种对终极理想的关怀中与中国传统学说内核达到一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您如何理解这段话？
苏叔阳：我刚才已经谈到了对儒学核心思想的新认识。实际上，新儒学的代表杜维明已经把王阳明的心学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即思想对于行为的反作用力。高占祥提出思想力文化力，是一种很有突破的说法。而汤一介在谈西方哲学的新的后现代主义时，说他们把个性解放换成了尊重他人，这跟我们儒学中的“泛爱众，而亲仁”有着相同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当代的西方哲学对话的地方。汤一介也在为当代社会寻找一个新的哲学命题，也提出来寄希望于一个新的“轴心时代”的到来，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新的哲学命题正在建立新的连接。所以，可以说传统文化是未来主义的，也是共产主义的，它是对未来社会的回答。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证明他非常了解传统文化的核心。
记者：您谈过，“我每次见到一位温文尔雅的漂亮明星，内心非常期望，他能演出一个中华民族优雅而充满感情的人物，但是我经常失望。我们的电影在世界市场上不尽理想，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缺乏文化力”。您的这段话尖锐而深刻，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我们的文艺家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学习到什么？
苏叔阳：我非常热爱电影，常常恨不得自己去拍电影，但我这20多年抵制住了这种诱惑。因为我感觉到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学养，我们的文化素养确实还有待加强。
最近日本演员高仓健去世，中日都有很多人在纪念他，因为他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演员，非常讲究东方的道德理念。现在亚洲电影，日本人、韩国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电影，还保留着传统的中国故事叙述的思维方式，观众一下就能理解和体会。但是现在中国的很多电影，一看就是在玩自己的东西。电影当然反映的是导演的精神和理念，但电影毕竟不是个人的东西，得尊重观众的传统文化心理，电影是说给别人听的故事，必须让观众明白。不能深入理解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就不能摸准观众的脉搏。
就传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而言，如果没有严格的研究分析，我不能随意评价某个时代的作家的成就究竟得益于什么文化，甚至包括对作家成就的评价，也是各有说法。我能说的是，真正有传统文化底蕴和历史观的人，我能感觉到他是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坐标的，他对文化和历史的认识是成系统的。当然，就这一点来说，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的文艺家，我只是在写自己心中的所感所爱。
实际上，人类的一切艺术都要归结于有益于人类的生活。现在有些文艺工作者失去了内心的传统道德和价值标准，但艺术重要的是传达人类内心最美好的东西。有人在舞台上把人类的不幸当作嘲笑的对象，我不能认同这种内心的不高贵和失去尊严的文艺。
记者：您如今担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和太湖文化论坛副主席等职务，一直在努力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您觉得当下的国学环境如何？
苏叔阳：当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两个阻碍：一个阻碍是对国学本身的不理解、不精通，没有好好下功夫。面对中国古典的文化哲学，首先我们应该抱着谦虚的态度，认认真真地了解先贤们究竟说了什么。先贤所谈的也是经验之谈，但他们的思考比我们丰富，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有时间去思考，而且他们的思考是建立在行走的基础上。我们不能轻易地就批判某个传统，而是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考虑。
第二个阻碍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但不能通古今，更不能通中外。就像我刚刚讲《中国读本》的写作，想要把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去，你一定得要了解外国人到底想知道什么，怎么便于他接受，这是对外国读者的尊重。这也是《中国读本》之所以在外国受欢迎的重要原因，首先要为外国读者扫除文化上的障碍，否则很多东西他们看不懂。比如我给外国人讲中国人所说的一见钟情，用中国诗歌举了《过城南庄》的例子，“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 笑春风”。他们听得心领神会。我们不要老说宣传自己，认认真真介绍自己就好了。
目前，我们面临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历史转折期，有机遇也有挑战，我们应该走进群众中间，让广大群众清楚我们在做什么，让他们了解我们要推行的这些文化理念。我们要有清晰的目标，来展现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理想。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4年12月26日1版）
文/明江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