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一生特别重视教育事业,历任地方官时,每到一地,必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致力于改变当地的士风和民风。他在朝廷主政期间,更是将教育变革列为朝政革新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力求从根本途径入手,全面改造宋代士阶层的素质,以达到新政的终极目的。范仲淹的所作所为,首先是由北宋政治和社会环境决定的,其次当然与他坚定的政治理念和不懈追求密切相关。
宋代帝王的建国决策和佑文措施,导致宋代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在宋代官场形成了兴办教育事业的热潮,这是范仲淹特别热衷于教育事业的大背景。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世人寡廉鲜耻,趋利忘义。欧阳修对此感慨良多,说:“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新五代史》卷34)北宋田况也感慨说:“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义之风荡然矣。”(《儒林公议》卷上)北宋初年,承五代旧习,士风衰弊,士大夫少有气节。宋太祖朝士大夫,在五代时大多随时更变主子。如宰相范质,五代时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入宋为相,宋太宗评说其“欠世宗一死”(《宋史·范质传》)。宋太祖朝名宦陶穀,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其为人“奔竞务进”、“多忌好名”,“(宋)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穀在旁,出诸怀中而进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均见《宋史·陶穀传》)。甚至“更事四姓及契丹”的冯道在北宋初年去世时,“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新五代史·冯道传》)。时论颠倒如此,正是当时士风的真实体现。王夫之概括且斥责说:“冯道、赵凤、范质、陶穀之流,初所驱使者,已而并肩矣;继所并肩者,已而俯首矣;终所俯首者,因以稽颡称臣,骏奔鹤立,而洋洋自得矣。不知今昔之面目,何以自相对也!”(《宋论》卷1)
赵宋代周而起,除了统一南北、恢复国内经济、重建国家制度等要务以外,弘扬士德,改变士风,便是当务之急。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士风盛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宋代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大力兴办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依归,教育和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3载:“周世宗之二年,始营国子监,置学舍。上既受禅,即诏有司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馀赞,车驾一再临幸焉。”宋太祖赵匡胤“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长编》卷7)。他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官员队伍结构和官员素质,甚至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长编》卷3)宋太宗自称“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长编》卷24)。帝王的重视和倡导,在两宋形成风气。南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说:“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然后号为贤者,则可以钓声名,致膴仕。”兴办学校,编辑教材,甚至成为宋代官员必做的“形象工程”,风气之盛,一至于斯!
宋代开国帝王注重读书和教育,相应地落实为大臣们仕途上的诸多言行实践,范仲淹在这方面有非常突出的成绩。无论是任京官或地方官,兴办教育永远是他投注精力最多的政务之一。对于兴建或扩建各地学校,范仲淹立足于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问题,其《邠州建学记》说:“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人曷尝而乏哉?天地灵粹赋于万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观物有秀于类者,曾不减于古,岂人之秀而贤者独下于古欤?诚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兴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数百年,并用此道以长养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庆历甲申岁,予参贰国政,亲奉圣谟,诏天下建郡县之学,俾岁贡群士,一由此出。”治理国家最大的需求是人才,有人才则“天下治”、“王室安”,学校教育是人才“所由出”,故兴办学校是为政的第一要义。《邠州建学记》作于范仲淹晚年,体现了他重视教育的一贯思想。早年范仲淹就有这样的论述:“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风,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然后命之以爵,授之以政,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故声诗之作,美上之长育人材,正在此矣。”(《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庆历新政即以此为重要内容之一:“请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长编》卷143)经过学校系统教育培养,诸多有潜力资质的人才方能够脱颖而出。范仲淹由此论述说:“子未预于教也,弗学而志穷,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而弗见其宝,汩焉而莫朝于宗。子既预于教也,克学而神晤,如金之在铸,如骥之方御,跃焉可成乎美器,腾焉可致乎夷路者也。”(《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
初入仕途,范仲淹任广德军司理参军事,兴办教育非其职责。汪藻《广德军范文正公祠堂记》载:“初,广德人未知学。公得名士三人为之师,于是郡人之擢进士第者相继。”《广德州志》载,宋仁宗景祐年间广德考出第一位进士,而北宋年间一共也只有22人考中进士。风气的转变始于范仲淹。而后,洪兴祖出任当地长官,特地绘范仲淹像置于学宫,供当地学子祭祀。
范仲淹一度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上,这是在天圣四年(1026)至天圣六年(1028)丁母忧居住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期间。此时,恰逢晏殊罢枢密副使,出守应天府。《长编》卷105载:“殊至应天,乃大兴学。范仲淹方居母丧,殊延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殊始。”应天府书院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范仲淹早年曾就读于此。范仲淹一生中所提的政改方案中,兴办地方学校,“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就是最为重要的主张之一。这一次应聘教导地方诸生,是范仲淹实践自己政见的一个大好机会。范仲淹《言行拾遗事录》卷1载:“公丁母忧,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请掌府学。公常宿学中,训督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往往潜至斋舍诇之。见有先寝者诘之,其人绐云:‘适疲倦,暂就枕耳。’问:‘未寝之时观何书?’其人妄对。则取书问之,不能对,罚之。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范仲淹像
应天府书院学生朱从道,好学上进,范仲淹特作文《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借阐明“从道”涵义,宣讲自己的教育宗旨,旨在培养具有远大志向、高道德水准、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才。范仲淹对“道”的理解是:“臣则由乎忠,子则由乎孝,行己由乎礼,制事由乎义,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如果能够追随此“道”,“然后可以言国,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岂不大哉?”这也是对应天府书院所有学生的勉励。
应天府书院缘起于宋儒戚同文于此地聚徒教学,后乡人曹诚在此地捐资建学,渐成规模。范仲淹大约在丁忧期结束时,作了《南京书院题名记》,盛赞书院。其中一段描述其教育成效的文字,骈散自如,雅丽典重,极富文学色彩:
由是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欤鲁堂。章甫如星,缝掖如云,讲议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然则文学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于时,或峻于层云,或深于重渊。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
这一段词采飞扬的文字,写出了范仲淹对应天府书院的钟情。
后历任各地方长官期间,范仲淹有了更多的行政权力,对当地教育事业投入也更大。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知苏州,第一次回家乡任长官。楼钥《范文正公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载:
(范仲淹)奏请立郡学。先是,公得南园之地,既卜筑而将居焉。阴阳家谓当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遂即地建学。既成,或以为太广,公曰:“吾恐异时患其隘耳!”元祐四年,公之子纯礼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持节过乡郡,即学拜公像。睹学之敝,复请于朝,新而广之。吴学至今甲于东南。
学校建成后,范仲淹写信邀请当时知名学者孙复前来讲学:“或能枉驾,与吴中讲贯经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为政!”(《与孙明复》)孙复因故未能成行,范仲淹转而邀请另一知名学者胡瑗前来主持苏州府学。范纯佑、滕甫等皆入胡瑗门下,其时“门人以千数”(苏轼《滕公墓志铭》)。当时苏州府学规模之盛大,令人瞠目。
范仲淹历任地方长官兴办或扩建的学校还有如下几处:
其一,饶州。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贬知饶州,楼钥《年谱》载:
公又迁建饶之郡学。饶之山水,大率秀拔,公识其形胜,曰妙果院。一塔高峙,当城之东南,屹起千馀尺。城之下枕瞰数湖,水脉连秀,于是名之曰:文笔峰、砚池。学既建而生徒浸盛,由公迁指学基而兴建也。且曰:“二十载后当有魁天下者!”逮治平乙巳,彭汝砺果第一人及第。公沉几远识如此。
郡学建成后,范仲淹欲聘请知名学者李觏前来讲学,因很快调任润州而作罢。
哲宗绍圣年间陈贻范记载说:
学既建而生徒日盛,榜榜有等第者,多巍科异等。信夫!公之兴创,非唯示法于一时,能为典刑于后世者也。噫!饶之学自晋虞溥作教谕以招诱士子,数岁间聚徒几二三千。尔后零散,儒风挑挞。由公迁指基址,今殆四千人,公之德惠岂寻常之比哉?(《范文正公鄱阳遗事录》)
其二,润州。宝元元年(1038),范仲淹移知润州。这一年八月,范仲淹写信给李觏:“今润州初建郡学,可能曲节教授?又虑远来,难为将家。……或能挈家,必有经画,请先示音为幸!”揣摩信中口气,郡学也应该是范仲淹到任后兴建的。两个月后,范仲淹再度写信给李觏,敦促李觏前来任教:“此中佳山水,府学中有三十馀人,阙讲贯。与监郡诸官议,无如请先生之来,比不奉误,诚于礼中大有请益处。至愿!至愿!……此地比丹阳又似闲暇,可以卜居。请一来讲说,因以图之。诚众望也!诚众望也!”(《与李泰伯》)范仲淹为润州府学所选的地址也是“佳山水”处,渴望李觏能够到此定居讲学,范仲淹竟随信寄去当地绘图,非常诚恳。
范仲淹《边事帖》
其三,邠州。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出守邠州,有《邠州建学记》,云:
明年春,予得请为邠城守。署事之三日,谒夫子庙。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诏建学,其材出于诸生备矣。今夫子庙隘甚,群士无所安。”因议改卜于府之东南隅。地为高明,遂以建学,并其庙迁焉。以兵马监押刘保、节度推官杨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视之。明年夏,厥功告毕。增其庙度,重师礼也;广其学宫,优生员也。谈经于堂,藏书于库,长廊四回,室从而周,总一百四十楹。广厦高轩,处之显明。士人洋洋,其来如归。且曰:“吾党居后稷、公刘之区,被二帝三王之风,其吾君之大赐,吾道之盛节欤!敢不拳拳服膺以树其徳业哉?”
范仲淹此度到邠州的主要任务是防备西夏可能的入侵,但他依然非常关注当地教育事业。到任只有三天就拜谒孔庙,商议兴建新的府学。新校建成后,范仲淹已经离开邠州,府学主事王稷博士特地写信请范仲淹为新学作记,故有此文。
其四,邓州。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知邓州,选择邓州城东南隅风景优美的所在创建州学讲堂“春风堂”,即花洲书院。《尚友录》卷22称:“汉武帝谓东方朔曰:‘孔颜之道德何胜?’方朔曰:‘颜渊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风,至则万物生。’”“春风堂”得名于此。范仲淹政务清简时常在春风堂讲学,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宋代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元祐时知邓州者韩维等一批政界、思想界名流,都曾在春风堂聆听过范仲淹的教诲。绍圣二年(1095),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知邓州,重新修整花洲书院。
范仲淹教育培养人才不限于学校,于日常的生活起居、言行举止中也时时有所体现。楼钥《年谱》载:范仲淹晚年知邓州,“邓人贾内翰黯以状元及第,归乡谒公,愿受教。公曰:‘君不忧不显,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内翰不忘其言,每语人曰:‘吾得于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尽也。’”在与他人日常接触中,范仲淹言传身教,影响了多少像贾黯一样的宋代士人;贾黯不断地向人们传述范仲淹的言教,影响范围一再扩大,又有多少宋代士人得其熏陶感染!
元代李祁对范仲淹兴学育才有如此评价:
当是时,天下郡县未尝皆置学也,而学校之遍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孙氏于贫窭中,使得以究其业;延安定胡公入太学,为学者师。卒之泰山以经术大鸣于时,安定之门人才辈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赏拔,公之早就人才亦如此。其后横渠张子以盛气自负,公复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关陕之教与伊洛相表里。盖自六经晦蚀,圣人之道不传,为治者不知所尊尚寥寥。以至于公,而后开学校,隆师儒,诱掖奖劝,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开万世道统之传。则公之有功于名教,夫岂少哉?”(《文正书院记》)
成就天下之士,这是范仲淹在宋代教育上的贡献。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0年第7期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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