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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丨杜文玉:白居易与长安
文史知识 2022-08-29 08:00

白居易,字乐天,原籍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临渭北)。白居易在长安生活了十五年,主要政治生涯与文学创作都与长安有着密切的关系,搞清其在长安的活动情况,对研究白居易这位历史人物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长安的政治生涯

白居易少年时曾拜访过诗人顾况,《旧唐书》本传说:“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编,投著作郎吴人顾况。”《白氏长庆集序》曰:“十五志试赋。”此序乃白居易的挚友元稹所撰,当以此说为准。白居易出生于大历七年(772),贞元二年(786)十五岁,此事当发生在这一年。据《唐摭言》载:两人相见时,“顾况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当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时,顾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这是白居易诗名的初次显露,也是白居易初次赴长安,由于是拜访他人之故,在长安停留的时间当不会长。

白居易第二次赴长安是在贞元十四年,参加进士科考试,次年及第。然徐松《登科记考》记白居易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恐误。《旧唐书》本传载:“贞元十四年,始以进士就试。”这一年白居易二十七岁。通常是头年赴京参试,次年发榜。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亦曰:“二十七举进士。”又,白居易《与元九书》曰:“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白居易在宣州参加乡试,八月举行乡饮酒礼,当年十月解送京师,参加进士科考试,次年进士及第。

唐制,进士及第并不授官,还要待选若干年,故白居易随即离京东归符离探亲。贞元十八年,他赴京参加吏部举行的书判拔萃科考试,为科目选之一。设置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突破选数的限制,把那些才干突出或具有文学才能者选拔上来。白居易与好友元稹等八人同时及第。次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时年三十二岁。至此,白居易才算正式走上了仕途。

元和元年(806)春,罢校书郎。四月,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制举考试,及第,因为策论语直,授盩厔县尉。七月,任权摄昭应县,这是一个短暂时期。白居易在盩厔县尉任上仅一年多,遂于次年调入京城,任集贤院校理。同年十一月,考试制书五道后,授翰林学士之职,开始接触国家机要。这一年白居易三十六岁,娶杨虞卿堂妹为妻。

元和三年四月,授左拾遗,成为谏官,充翰林学士。元和五年,左拾遗任满,改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四月,白居易母陈氏卒京师私第,故罢官丁忧于下邽义津乡金氏村。白居易在这里三年馀,生活贫苦,元稹、崔群、钱徽等友朋时有馈赠接济。

元和九年冬,丁忧期满,授太子左赞善大夫。次年,白居易上疏请求急捕刺杀宰相武元衡之贼,朝中权贵因其作为宫官,不应上疏言事,又诬告其母看花坠井死,而其作《赏花》及《新井诗》,有伤名教,遂将其贬为江州司马,时年四十四岁。

白居易在江州任职四年,于元和十四年春,量移为忠州刺史。在忠州任职一年,于次年夏被召回京师,任司门员外郎。十二月,升任主客郎中、知制诰,负责起草诏敕。长庆元年(821),加朝散大夫,着绯。次年,自请外任,七月,授杭州刺史,时年五十一岁。此后历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苏州刺史等职。大和元年(827),回京任秘书监,赐金紫。二年,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三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时年五十八岁。此后白居易再未回到长安,长期居住洛阳,历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河南尹、太子少傅分司、刑部尚书等官,晋封冯翊县侯。会昌二年(842)致仕,六年卒,终年七十五岁,赠尚书右仆射。

纵观白居易的一生,从官职高低的角度看,其在长安之外的官职要高于长安期间的,然从政治事业的角度看,却主要发生在长安任职期间。

白居易先后充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知制诰等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官职。唐朝在大明宫置有两处学士院,即东、西学士院,“专掌内命”,《白居易集》所收的“翰林制诏”类,均为其任翰林学士期间的作品。本来诏敕由中书舍人起草,自翰林学士设置后,直接奉帝命起草制敕,致使前者之权大受削弱。元和初,对两者进行了分工,翰林学士所掌称内制,中书舍人所掌称外制,据《册府元龟》载:“学士院别置书诏印,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拜免三公将相,曰制。百官班于宣政殿而听之。赐与征召,宣索处分之诏,慰抚军旅之书,祠飨道释之文,陵寝荐献之表,答奏疏赐军号,皆学士院主之,馀则中书舍人主之。”可见内制为非常重要的诏敕,属于中枢机要。翰林学士也是皇帝的亲近之臣,除负责起草诏敕外,还陪同皇帝讲论文义、商量政事、以备顾问。白居易后来任中书舍人、知制诰,仍然可以参与国家机要,这一点从其文集中所收的“中书制诰”类文章可以得到证实。

白居易任左拾遗时,发挥了谏官的积极作用。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向皇帝进奉了大量财物,又贿赂宦官,谋求使相。白居易上表,言王锷在镇增加税收,专事聚敛,力谏不可授予平章事。宪宗命宦官吐突承璀为招讨使,率大军讨伐成德王承宗,朝议哗然,白居易当面向皇帝进谏,言辞急切,引起皇帝不悦,据《旧唐书》本传载:宪宗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经李绛劝解,才未加深究。在这期间,白居易屡陈时政,请降系囚、蠲租税、放宫人、绝进奉、禁掠卖良人等,大都得到皇帝的采纳,亦颇遭权幸者之忌。这些都是白居易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

白居易在朝廷任要职,难免不受朋党斗争的牵连,从而使其仕宦之途充满了艰辛。元和三年四月,举行了一次制举考试,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李正封等十一人及第。其中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三人在对策中讥刺了时政,引起了宰相李吉甫的不满,向宪宗“泣诉”,导致考策官杨於陵、韦贯之、王涯等被贬,牛、李、皇甫三人遭压抑,久不得调。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诸人不当贬黜,言甚直切。其后李吉甫子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各自结党,激斗数十载,史称牛李党争。李德裕始终排斥白居易,甚至不观其诗文,其根源当始于此。

其实白居易并非两党中人,他也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朋党中去。长庆元年,钱徽、杨汝士主持科举考试,李宗闵婿苏巢、杨汝士弟杨殷士、郑覃弟郑朗等皆及第。于是,李德裕、元稹、段文昌等上言,认为取士不公,唐穆宗遂命白居易、王起主持复试,黜退苏巢、杨殷士、郑朗等十人,钱徽、李宗闵、杨汝士皆远贬。可见,白居易并没有站在李宗闵等一边,而是采取了公正的立场。事后白居易专门写了《论重考试进士事宜状》呈奏皇帝,其中指出:“伏以陛下虑今年及第进士之中,子弟得者侥幸,平人落者受屈,故令重试重考。此乃至公至平。凡是平人,孰不庆幸?”可见此次复试的目的是力纠弊端,与朋党无关。不仅白居易非朋党中人,就连力主复试的元稹、段文昌亦与朋党无涉。

尽管如此,李德裕并没有放过白居易,利用一切机会阻止对其的重用。会昌二年九月,唐武宗早闻白居易之名,欲拜其为相,征询宰相李德裕的意见。“德裕素恶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其从父弟左司员外郎敏中,辞学不减居易,且有器识”,于是任白敏中为翰林学士。其实李德裕推荐白敏中并非出于真心,而是为了阻止白居易的拜相,故宣宗大中初,白敏中执政,遂将李德裕排挤出朝,贬为外官。

白居易入仕之初,虽然生活清苦,但在政治上却怀有强烈的进取心,意气奋发,敢于抨击黑暗腐朽,关心民间疾苦。自从被贬江州以来,避祸远嫌,很少抨击朝政、指点江山。即使在诗歌创作方面,亦显露出这一变化,讽喻诗日少,闲适作品渐多,甚至转而信奉佛道。其实在白居易的内心,仍然时时关心政治,如,唐穆宗好畋猎,白居易献《续虞人箴》进行劝谏。再如,大和九年,甘露之变,宦官大杀朝官,白居易写了《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等诗,表达了自己悲愤的心情。

在长安的文学创作

白居易一生共有作品三千七百馀篇流传至今,居唐代诗人作品数量之冠,其中80%都是诗歌。白居易在长安时期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其全部作品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且具有明显的特点。

众所周知,白居易是唐代新乐府的倡导者与践行者,所谓新乐府,即用新题写时事,不依谱,不入乐,往往根据作品内容而自创新题。其在《新乐府序》中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些话被视为新乐府创作的总纲领。白居易的新乐府全部为讽喻诗,而讽喻诗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反映了社会的真实情况,发挥了文学的积极作用。如《新丰折臂翁》末尾写道:“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表现了同情社会下层人民、反对开边战争的态度。《杜陵叟》则描写了下层劳动人民被官吏残酷剥削、压榨的悲惨状况,“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几乎每一首讽喻诗都是如此,如《两朱阁》,“刺佛寺浸多也”;《西凉伎》,“刺封疆之臣也”;《卖炭翁》,“苦宫市也”;《隋堤柳》,“悯亡国也”;《草茫茫》,“惩厚葬也”;《捕蝗》,“刺长吏也”;《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白居易最看重的就是讽喻诗,认为其价值在于“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如《秦中吟十首》,白居易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这是此类诗创作的目的。关于讽喻诗创作的时间,白居易说:“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谓之讽谕诗。”可知这些诗都是其在元和初年任左拾遗以来所作。白居易说其写的讽喻诗有一百五十首,今人统计有一百七十多首,编入新乐府的有五十首。这些诗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白居易将其犀利的目光投射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发现形形色色、大小不等的各类问题,再经过“遇事托讽”“美刺比兴”的艺术加工,形成了前人不曾有过的特色。

白居诗歌创作的另一类作品则是所谓闲适诗。白居易说:“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可知其创作有两个方面,即达则兼济天下,故作讽喻诗;穷则独善其身,故有闲适诗。体现了白居易所具有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思想观念。这些闲适诗“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所作。其中部分是在长安期间创作的,如《酬哥舒大见赠》《早春独游曲江》《思归》《杏园中枣树》《自题写真》《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酬张十八访宿见赠》《朝归书寄元八》等。闲适诗题材广泛、性质复杂、风格多样、清新自然,但不是白居易诗歌的主流。

按照白居易的分类,除了讽喻与闲适两大类作品外,还有一类感伤诗,主要是自己“随感遇”的咏叹,其中最著名的是《长恨歌》与《琵琶行》,还有《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权摄昭应早秋书事寄元拾遗兼呈李司录》《禁中秋宿》等,均属此类。《琵琶行》写于其任江州司马时,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内。《长恨歌》写于元和元年其任盩厔县尉时,盩厔为京兆府下属的畿县之一,故可以将此作品划分到其在长安的文学创作范围内。白居易在盩厔与《长恨歌传》的作者陈鸿相识,一同出游唱和,遂创作了《长恨歌》这首千古绝唱。关于《长恨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歌主题方面,有爱情说、“隐事”说、讽喻说、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说等不同观点,也有主张摈弃单一主题说的模式,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将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总之,这首诗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用清丽自然的文字,创作了一首故事完整、抒情浪漫的叙事诗。

此外,白居易还有杂律诗约一千九百一十四首,占了其诗歌作品的大部分,白居易将其分为律诗与格诗,包括五言、七言绝句。在长安期间创作的主要有《赋得古原草送别》《春中与卢四周谅华阳观同居》《代书一百韵寄微之》《暮江吟》《县西郊秋寄赠马造》等,数量甚多,不能一一列举。其中《代书一百韵寄微之》为长诗,在声韵对偶上下了很大功夫,但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其中亦有不少优秀作品,如《赋得古原草送别》《暮江吟》等,均为脍炙人口、优美自然的作品。

白居易还是一位散文大家,只是由于其诗名太显,掩盖了其文名。近年来,加强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元和文章正宗,应为元白,而非韩柳。白居易的文章多撰于其在长安期间,如《策林》七十五篇、《百道判》、中书制诰、翰林制诰等,至于奏状、墓志、碑碣、书、游记、祭文之类,大部分亦撰于这一时期。白居易的文章,议论文“结构严谨,论证充分,说理透辟”;游记散文“文笔清新,自然明快”,描写景物“着墨不多,而体物入微,情景逼真”。尤其在前期,“笔多讽谏,词锋峻切,气势凌厉”;后期则多怡悦性情的闲适之作,大多清新自然,极少雕饰,充溢着恬适之趣。所以白居易的散文应在唐代古文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居易在文学理论方面亦有很大的建树,主要反映在《与元九书》一文中。这篇文章写于元和十年十二月,其于此年七月已贬到江州,当是在江州司马任上所撰,然其文学主张却是在长安期间形成的。白居易在充分肯定了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的同时,突出强调了诗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功能,进而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他还主张诗歌“惟歌生民病”,即要反映民间疾苦,为后世诗歌创作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在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方面,白居易强调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要求形式通俗、语言浅显。这些理论与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故《旧唐书》本传曰:“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陈寅恪先生甚至誉《新乐府》为“唐代诗中之巨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

长安居住地的变迁

白居易先后在长安生活了十五年,探寻其这一时期的生活轨迹,对了解白居易的生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白居易贞元十五年考中进士,此时在长安尚无固定居所。贞元十八年又赴长安参加吏部科目选考试,次年得到校书郎之职后,居住在常乐里。其所撰《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舆、王十一起、吕二炅、吕四颎、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刘三十二敦质、张十五仲方》诗曰:“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馀。”这点收入应付日常饮食有馀,住房只能靠租赁了。其宅具体位置在该里内的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关相国指关播,德宗时任检校尚书右仆射,遵称其相国,死于贞元十三年。关府东亭房屋不大,只有茅屋四五间,另有一马二仆人。

贞元二十一年,白居易移居永崇里华阳观。其《春中与卢四周谅华阳观同居》诗云:“杏坛住僻虽宜病,芸阁官微不救贫。”卢四周谅指卢周谅,燕郡太守卢道将之后,生平无考。杏坛用三国吴董奉在杏林修炼成仙的典故,代指道观;芸阁即“芸香阁”,指秘书省;官微指其所任的校书郎,正九品上,官职低微。白居易初任校书郎时,尚能在常乐里租屋,为何此时竟因贫而借居道观?原因就在于,其于上一年将其家迁至下邽县故里,其母患病,需要医治,加上移家的花费,遂使白居易入不敷出。祸不单行,白居易本人也身患疾病,上引“宜病”的诗句已透露这一点。华阳观的环境幽静,宜于养病,其《永崇里观居》诗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且住在华阳观不用付房租,还有可能随道众斋食,从而节省饮食之费。除了这些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这里便于读书习业。元和元年春,罢校书郎后,白居易在这里准备制举考试,其在《策林序》说:“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制举及第后,四月授盩厔尉,遂离开了华阳观,在这里共居住了一年有馀。

元和二年,白居易任翰林学士,遂从盩厔移居长安新昌里。次年又任左拾遗,其《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诗云:“晚松寒竹新昌第,职居密近门多闭。……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职居密近”是指翰林学士,“俸钱三十万”是指任左拾遗的月俸。白居易娶杨氏为妻,亦在新昌里第。

此后,白居易又从新昌里移居宣平里,然文献没有记载其于何年迁居于此。前面已论到白居易于贞元二十年将其家迁到下邽故里,当时因为家贫并未将其母迁入长安,就近奉养。《旧唐书》本传载:元和五年,左拾遗任满,“当改官,上谓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能超等,其官可听自便奏来。’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因为白居易资历尚浅,不能超资授官,而京兆府户曹参军俸禄高于左拾遗,所以白居易自请授予此官。当时白居易在俸禄增加后,遂于宣平里另赁一处宅第,并将其母接入长安,时间应在元和五年。又据其撰《襄州别驾府君事状》载:“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母)殁于长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说明其母是在迁入长安的次年亡于宣平里第的。故从元和六年四月至元和九年冬,白居易在下邽故里守制。

元和九年冬,白居易丁忧期满回到长安,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直到元和十年被贬为江州司马为止,一直居住在长安昭国里。其《昭国闲居》云:“何以养吾真,官闲居处僻。”太子左赞善大夫,正五品上,“掌翊赞太子以规讽也”。实为闲职,故白居易称“官闲”。《朝归书事寄元八》曰:“进入阁前拜,退就廊下餐。归来昭国里,人卧马歇鞍。”可见其生活非常休闲、安逸。元和十年春,元稹自唐州回到长安,与白居易、樊宗宪、李景信等游城南,在马上戏诵新艳小诗,甚欢。其《与杨虞卿书》云:“及仆左降诏下,明日而东,足下从城西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白居易于是年七月,被贬为江州司马,杨虞卿听到其被贬的消息,如来送行,抵达昭国里时,已是人去屋空。白居易在昭国里居住不足一年。

元和十五年回到长安,历任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长庆二年,外任杭州刺史。这一段时间他居住在新昌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处房屋是购买而来的。

白居易新购之房实际上是处旧房,“旧屋且扶颠”,说明十分残破。经过“檐漏移倾瓦,梁欹换蠹椽”的大规模修整,又种植了许多花草树木,使其成为一处“门闾堪驻盖,堂室可铺筵”的大宅。虽不算上豪宅,也算是比较体面的宅第了。白居易的《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诗,不仅记述了改造旧宅的情况,还说明了其方位,即“丹凤楼当后,青龙寺在前”。说明其位于青龙寺之西,丹凤楼之南。丹凤楼指大明宫丹凤门楼,距离新昌里甚远,故这里只说了其宅的大体方位而已。关于这一点,其《早朝贺雪,寄陈山人》诗曰:“长安盈尺雪,早朝贺君喜。将赴银台门,始出新昌里。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十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向北十里才能抵达大明宫右银台门,可见相距之远。所以白居易新宅地理位置是比较偏僻的,所谓“市街尘不到”,“豪家笑地偏”。

白居易自长庆二年任外官六年,于文宗大和元年返回长安,任秘书监,赐金紫,仍然居住在新昌里宅。次年,转刑部侍郎。大和三年,白居易赴东都洛阳,历任太子宾客分司、河南尹等官。大和九年,任其为同州刺史,因病不赴,其《诏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因咏所怀》诗曰:“卖却新昌宅,聊充送老资。”自此,白居易在长安再无房产,长期居住洛阳履道里宅。此宅原为故散骑常侍杨凭宅,有“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白居易又将其所获天竺石、太湖石以及白莲、折腰菱、青板舫等置于其中,又建有西平桥、中高桥,“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自称香山居士,与致仕在洛阳诸老臣为七老会,饮酒赋诗,颐养天年,直到会昌六年卒。

白居易的长安情结

白居易在长安期间既有意气风发之时,也有遭受诬陷挫折之际,尽管如此,其仍然具有深深的长安情结,因为长安毕竟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也是其实现个人抱负的重要平台。白居易的长安情结主要是通过其诗文作品反映出来的。

白居易始终把长安视为自己的故乡。这种情感是在其被贬外地时产生的,其《放旅雁》诗说:“我本北人今谴谪,人鸟虽殊同是客。”此诗作于元和十年冬,白居易刚到江州不久,还不适应新的环境,看到北来的大雁遂产生了强烈的思念故乡之情。这里所说的故乡,就是指长安,其《重题》诗对此说得非常清楚,所谓“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白居易之所以将长安视为故乡,除了其长期在长安为官,有许多同僚外,其故里下邽距长安很近,这种地理因素也容易将长安视为故乡。这种情感始终存在于白居易心中,随着景物的变换,就会触动其思乡之情,如,其《春来》诗曰:“春来触动故乡情,忽见风光忆两京”,就是明显的例子。

政治上的失意与生活环境的变化,更是触动白居易的长安情节。白居易先是被贬江州,接着又量移忠州,气候潮湿、炎热、多雨,又苦于蚊虫叮咬,这种生活环境使其很不适应,加之心情苦闷,使其难以忍受。这种情况在其诗歌中多有反映,如“九江地卑湿,四月天炎燠。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巴徼炎毒早,三月蚊蟆生。咂肤拂不去,绕耳薨薨声”;“况吾北人性,不耐南方热”。在这种状况下,使白居易更加怀念在长安时的生活,在对比中形成了对京城的亲近感。其《江州雪》诗云:“新雪满前山,初晴好天气。日西骑马出,忽有京都意。”新雪初晴,天气明朗,白居易心情大好,忽然想起了在京师时的情景。由于其长期充任翰林学士,对宫中环境比较熟悉,在南方生活时,经常怀念当年的生活状况。其《早蝉》诗曰:“忆昔在东掖,宫槐花下听。今朝无限思,云树绕湓城!”在江州闻听蝉鸣触发了其在宫中听蝉时的感慨。类似这样的诗作甚多,反映日常起居的同时,寄托了对长安的无限怀念之情,同时希望能够再返长安,所谓“生还应有分,西笑问长安”。

白居易对长安的思念还在于那里有其众多志同道合的好友,《梦与李七庾三十二同访元九》诗云:“夜梦归长安,见我故亲友。损之在我左,顺之在我右。云是二月天,春风出携手。同过靖安里,下马寻元九。”这是白居易在江州梦见其与李宗闵、庾敬休寻访元稹时的情景,实际上是对以往生活的追忆,也是对人生经历中温暖片段的眷恋。独特的政治象征使长安不同于唐朝的其他城市,白居易在政治上受挫时,长安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心在其意识中更加凸显,故对长安的追忆,除了是白居易对往日在京为官生涯的留恋外,也表现了其对故乡的热爱与亲近之情。这一切对了解白居易与长安的关系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2年第8期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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