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慈悲庵山门外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辅社同仁在北京陶然亭合影（左起：3.王复生 4.毛泽东 6.罗章龙7.邓中夏）

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五团体会议”复原场景

陶然亭慈悲庵，本是一座元代古刹，原名观音庵。明清时期，因周边设黑窑厂烧制砖瓦，取土形成众多窑坑，积水成湖，造就“陂陇高下，蒲渚参差”的田园风光。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监管黑窑厂时，在慈悲庵西部增建了陶然亭，取白居易诗句“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之意，命名为陶然亭，吸引众多文人雅士来此雅集，从此闻名遐迩。

一百多年前的慈悲庵，是中国共产党初建时期，北京先进知识分子开展秘密活动的重要地点。1921-1923年，少年中国学会成员陈愚生以“照顾墓地”之名，租下两间南屋，作为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地点。这里留存下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夜极珍贵的几段足迹：青年毛泽东奔走“驱张”的身影，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召开五团体会议的场景，还有高君宇等早期共产党人也多次在这里秘密集会。这座僻静的小院，见证革命者先贤叩问前路的觉醒年代，成为一处充满红色记忆的革命遗址。

1919年12月，为驱逐祸乱湖南的军阀张敬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各界人士奔赴北京，要求“将湘督张敬尧，即予撤任，尽法惩治”，掀起驱张高潮。这也是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为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毛泽东等组织平民通讯社，并任社长。他奔走于平民通讯社（今西城区北长街20号，现福佑寺）、湖南会馆（今烂缦胡同101号）商讨驱张办法。1920年1月18日，冬日凛冽，毛泽东与辅仁学社成员在慈悲庵商讨驱张策略。会后众人在山门古槐前留下合影，合影中有王复生、毛泽东、罗章龙、邓中夏等人，这是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之一。

觉醒年代的青年，一边为民众疾苦奔走呼号，一边钻研马克思主义。远在法国的蔡和森来信，旗帜鲜明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复信坦陈：“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当时，毛泽东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促使他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半年之后，1920年8月16日，慈悲庵北配殿迎来另一场历史性的革命集会。刚刚走出牢狱的周恩来，带领天津觉悟社成员来到北京，邀约李大钊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以及北京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五个进步团体的代表，召开著名的“五团体会议”。屋内长桌铺陈，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邓中夏等二十余人围坐一堂，倡议与会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挽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斗争。五团体会议召开不久，1920年11月，周恩来即踏上赴欧求学之路，经过实地考察、充分比较和选择，确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五团体会议，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酝酿积蓄了力量，在建党前夜点燃了联合的火种。

当时频繁出入慈悲庵的青年之中，有高君宇。他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五四运动先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核心骨干，曾经远赴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写下文字宣告：共产党就是替工人阶级做事的政党。他把一生献给革命，哪怕身体早已不堪重负，依旧不肯停下奔走的脚步。1925年，年仅29岁的高君宇骤然病逝，遵照遗愿，他被安葬在陶然亭湖畔。此后数年，高君宇的恋人、女作家石评梅常常独自来到墓前静坐凭吊，把无尽哀思托付湖水松林。她在墓碑上刻下高君宇的自题词：“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后来石评梅离世，也归葬于此。

百年之后，湖水依旧，亭台如故。如今，慈悲庵的几个房间依然保留百年前的风貌，革命的理想与纯粹的深情，在陶然亭的草木之间熠熠生辉。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