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以重读《论语》开篇，理解其中两个关键词的方式，作个引子，谈谈人文学何为？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论语》最开头的这句话，也许是大家最熟悉的孔子的教诲。

大家如果已经拨冗读过新版《如是我读一集》，可能已经注意到，在一则增补的访谈里，我也曾援引金克木先生的解释，讨论过这段家喻户晓的话（见《如是我读一集》，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5年，第64-65页）。金先生的解释，让我更加体会到，《论语》的这个开头，切入口很小很小，气象却很大很大。它对我们讨论学习、学问、学人，讨论在当今时代人文学何为、人文学者何为，依然具有朴素却异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语·子罕》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欲罢不能”——这是多么好的生命状态！

我自己甚至常常认为，我们如果要从事真正的人文学研究，就应该沿着孔子的学习之道继续往前走。当然不是简单地重复他的道路，而是在深入体会他的思想、体会他的情感的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往前走。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重读孔子的原话。

《论语》这段话的第一个字是“学”，第一层意思是“学”与“习”，古人是把二者分开来讲的。朱熹《四书集注》注释论语时，学和习两个字都注了。对此，大家并不陌生。朱子说，学，“学之为言效也”；习，“鸟之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

是的，“学”，就是效法。效法什么？效法谁？当然是效法最优秀的、最好的。这看起来道理非常简单，但其实内在已做了区分：价值等级的区分。是一般者效法优秀者，而不是相反。是我们要首先效法孔子、孟子、柏拉图、亚理斯多德……效法《诗经》《楚辞》《论语》《理想国》……没有这些，谈不上学。从我们的意义上来说，也谈不上人文学。

但现代性的逻辑，事实上已打破乃至打碎了这种价值等级的区分。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翻译”为“自由教育”，也就是尼采所佯装赞成又愤怒批判的“什么都行”的、“透视主义”的教育，而不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古典意义上的“博雅教育”“人文教育”。而从根本上说，人文教育，不是要仅仅告诉学生，在这个世界上对某个问题曾有过多少千奇百怪的结论（如同电视机有了多少个频道、AI有了多少种Application）——虽然这是必须的。恰恰不仅如此，恰恰是要和同学一起探究，什么才是好的、甚至最好的。学会宁可与孔子、与柏拉图一起犯错误并改正错误，而尽最大可能不要与“末人”（last man）一起以良知的傲慢趾高气扬。也正因为如此，这次再版《德意志精神漫游》，我不揣冒昧，格外又加了几篇关于尼采的文章。在我看来，他的著作，对人文研究而言，既可能是“补药”，也有成为“毒药”的高度危险，格外需要认真对待。

这里，我还想起两个思想家的两段话。一段是莱辛说的，一段来自布卢姆（Allan Bloom），至今发人深省。在谈到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或广义地说，如何理解伟大思想者时，莱辛有一个非常有意味的忠告，其核心就是，“不要怀疑古人的智慧”。他甚至说，当我们难以理解亚里士多德时，我们不要轻易就认为是亚里士多德出了问题，弄出了矛盾，而应该谦逊地放低我们的姿态，谦虚地多读几遍，直到真正理解。

这是第一个字：“学”；那么，“习”呢？

沿着朱熹的思路，我们当然可以把“习”理解为一种学的方法，重复学习的方法。“温故而知新”，也的确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甚至与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主张有遥相呼应的方面。于人文学研究来说，对既有思想传统和思想成果的准确理解、认真继承和发扬光大，从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疏不破注，依违吟咏，是一种解经的方法，也是一种学习之道，一种人文学之道。文学专业的人，大概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卡尔维诺在《什么是经典》中的说法：所谓经典就是那些需要重读的书，也就是需要不断回望的书。而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的前言《优秀读者和优秀作者》中甚至说，其实真正的阅读，都是重读。

我这里还想说到“习”的另一层意思。“习”，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研读的方法，而更意味着对信（念）的坚守，对永恒意义的捍卫。是的，从繁体字“習”的写法，我们就知道它意味着多次飞翔。但想一想，为什么可以“数飞”？为什么需要一再地飞了再飞？在《如是我读一集》的“原序”和《如是我读二集》的“后记”中，我都谈了自己的想法。

我想，之所以需要而且可以不断地、锲而不舍地飞翔，是因为，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总是相信，有历久弥新的道、历久弥新的美、历久弥新的善的存在，不以某个人、某种意识形态或某段所谓“历史的垃圾时间”而改变。这是人文学得以成立的基础，这是人文研究得以延续的最高理由。在这个莫衷一是的、不确定的时代，我们之所以做人文学研究，之所以选择做一个人文学者，不就是在这个高度不确定的，甚至人都要变成机器或被机器的时代，找到自己的锚点，找到存在的意思、意义和尊严吗？

我尤其难忘的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两段话，一处出自《宗经》的开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也。”一处是《序志》的“赞曰”：“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当我每次温习《论语》时，这两段话都会回旋在心中。是否依然相信“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存在，是否相信虽然生也有涯，但依然有无涯之智，大概是处于这个分裂、断裂乃至灭裂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文学者，所最需要面对的大哉问吧？

让我们永远不要忘了这个大哉问，一起“学而时习之”！  

让我们重新回到《论语》的开头。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孔夫子而言，我们的学，我们的习，我们的人文研习，还与两个表示快乐的词——“乐”和“悦”联系在一起。至少我们希望，我们所浸润其中的人文学，乃是一种“快乐的学问”，一种“人不知而不愠”的学问。它是天下之公器，但它绝不是“卷”的产物，绝不是功名利禄的工具，而是孔子意义上的“为己之学”，是解决外在问题的学与习，但也首先必须是解决自身问题、提升自己生命质量的学与习。

对我来说，写作其实始终是一个学习过程。在学习过程中我日益感到，人文学者，并不仅仅可以只是某个学术领域的专家而已，而必须认真努力如王国维所说的那样，既精通专门而深邃的“一学”，同时又不忘记“一切之学”。做一个歌德意义上“完整的人”，而不是被知识异化的人，或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在这个尼采所说的“工作的时代”，尤其需要做一个有意思的人，懂得美、热爱美的人，只有这样也才能进而做一个捍卫意义的人，有尊严的人。

我想，我是在以这些书，这些记录自己生命、生活和学术思考的书，一遍遍地学习和尝试做一个及格的人文学者。我显然做得不够好，但也许依然可以如胡适之所说，达成“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效果吧。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让我们共勉。

文/张辉

编辑/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