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31日，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旨在呼吁人们拒绝烟草，守护健康。

清乾隆时期，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曾多次上书朝廷建议禁烟。方苞（1668—1749年），江南桐城人，生于江宁府。清代散文家，桐城派创始人，与姚鼐、刘大櫆合称桐城三祖。那么作为一位文人，他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谏言禁烟呢。

据史料记载，烟草从明嘉靖、万历时期通过菲律宾传入中国南方后，迅速被种植推广开来，且吸烟者倍增。到了清朝，吸烟已经成为时人的基本爱好，甚至出现了“皆衔长管火点而吞吐之”“大街小巷尽摆烟桌，上产烟具和清水，供人随购随吸”的景象。烟草已经与酒、茶一样，成了时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消费品。

吸烟如此普及，出售烟草自然利润可观，烟草种植面积大增，带动了烟草加工、贩运的全面繁荣。但是，种植烟草与种植庄稼不一样，费神费工费田费肥。清朝学者包世臣对大量农田种植烟草非常关注，并做过详细调查，在他的《安吴四种》中记载：“是烟叶一亩之人工，可抵水田六亩，旱田四亩也。”尽管如此烦琐，但是烟草的高经济效益，依然吸引了更多人去种植，一些地区的种植面积与规模，甚至超过粮食作物，出现了烟粮争地的现象。

与此同时，当时的许多名医也看到了吸烟危害健康。医学家吴仪洛在《本草从新》一书里将烟草列入“毒草类”；名医张璐在其所著的《本经逢原》中提出：“岂知毒草之气，熏灼脏腑，游行经络，能无壮火散气之虑乎。”名医吴澄在《不居集·烟论》中更是对吸烟者提出警告：“虚损之人，最宜戒此。”

古代中国素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有识之士看到了烟草的危害，忧国忧民的方苞更是上心。他曾在北方一些省和广西进行调查，除了烟草种植大量占地的问题，还对当地的烟草经营情况有详细了解。据方苞调查，广西大的城镇有烟铺二三十家，小的城镇也有十几家；大的烟铺用工二三十人，中铺十余人，小铺也有七八人，是当时广西地区相当兴旺的一个行业。

经过深思熟虑，方苞写就《请定经制札子》，于乾隆元年冬（1736年）上奏：“臣闻善富天下者，取材于天地，而愚民所习而不察者，夺农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费，未有如烟者也。民用之广莫如盐，丁男匹妇食盐之费，日不及一钱，而弱女稚男之烟费则倍之。自通都大邑以及穷乡下户，老少男女无不以烟矜诩，由于种烟之利独厚，视百蔬则倍之，视五谷则三之。以臣所目见，江南、山东、直隶上腴之地，无不种烟，而耳闻于他省者亦如之。又种烟之后更种蔬谷，皆苦恶不可食，败地力而耗民财，视酒尤甚焉。而禁之则甚易，限期示禁，凡种烟者，以其地入官，别给贫民耕种，罚及左右邻，有司失察降调，则立可断矣。”方苞的建议为后来乾隆帝禁烟打下了基础。

其实，早在清太祖皇太极时期，就曾有过禁烟的安排，被视为较早施行禁烟的皇帝。康熙帝也反对吸烟和种植烟草，而雍正帝虽嗜好鼻烟，但提倡以种植谷米等粮食作物为主，反对烟草种植。乾隆帝则自己带头戒烟，还传下禁烟谕旨，令所有朝廷官员不准吸烟。

难能可贵的是，禁烟还写进了《大清律例》，这部始编于顺治元年（1644年）的律法，历经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到乾隆年间再次重修，经乾隆帝审定后，正式“刊布中外，永远遵行”。不得不说，方苞的建议对此是起到了推动作用的。

文/刘永加

编辑/王鹏 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