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最忙的古人大概非苏东坡莫属，话剧《苏堤春晓》一票难求，苏东坡书画展人山人海，更不用说苏东坡主题的新书老书。在这股“东坡热”中，《名士之累》是很值得阅读的一本。

如书的副题“苏东坡的十二个人生侧面”所示，《名士之累》没有采取传记以传主人生经历为主线的惯常写法，而是择取了苏东坡的十二种身份，完成了一次“横切”。这十二个切片构成了全书的十二章，即著名官员、文章家、大诗人、词人、书法家、学问家、鉴赏家、园艺家、修道者、段子手、美食家、旅行家。每个人都是社会角色的集合，人生追求、处世哲学、行事准则以及审美情趣、个性偏好无不体现于这些社会角色之中。读懂了一个人的社会角色，也就读懂了这个人。

有时候，一本书表达什么，不仅和写什么相关，还取决于怎么写。《名士之累》的传记写法，使作者的观点得到较为充分的表达。本书作者周文翰是作家、艺术评论家，专注于博物学、艺术史及历史人物传记写作，他另一本苏东坡传记《孤星之旅》旨在还原真实的苏东坡，侧重以细节呈现东坡的一生。这本《名士之累》则“评”“传”并重，把作者关于苏东坡的评价看法融入其中，用作者的话来说，“把许多人心目中超然于云天之上的东坡居士拉到地面上审视，放在历史的纵横轴线上测量”。同时，以社会角色为切入点又构成了作者、读者和传主之间共鸣共情的纽带。或许我们的生活世界没有苏东坡那般丰富，心灵世界也没有他那样充盈，但当苏东坡以“切片”的形式呈现在你我面前，我们每个人似乎都能透过“切片”照见些许自己的影子。我当然没有苏东坡的诗文妙笔、笔墨才情，却在美食上与他“英雄相惜”；你或许对治学为艺都无兴趣，却在园艺上与他找到了共同语言；而他可能对这些“小资情调”都不感冒，却从苏东坡“三起三落”的仕途中找到了驾驭宦海风浪的法门。

苏东坡是一座宝库，留给后人读不尽的文学艺术成果；同时，他也是一张问卷，我想，对苏东坡感兴趣的人，大概都会疑问：为什么这个才华横溢的人仕途如此“坎坷”，为什么他的情趣如此丰富，涉猎如此广泛而皆有成就……了解得越多，疑问也越多。《名士之累》既是传记，更是读解。比如，关于苏东坡的仕途，书中梳理了任职履历：二十二岁考中进士，二十六岁考中制科最高等，成功改为京朝官官衔，三十岁考取馆职，五十岁成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五十七岁任礼部尚书，并进行了三层对比，即横向对比同年进士、纵横对比制科考取者、纵向对比历代著名文士，从而看出苏东坡福昌县主簿的仕途起点虽不算高，也经历了几次大的挫折，但决不是彻底的官场失败者，尤其是五十七岁之前，“大概算得上一个令人羡慕的人物”，特别是他从仕途巅峰落下后，诗文事迹仍在传颂，仍有官员愿意与他结交，年轻士人跨海前来求教，而“绝大多数北宋一朝的进士、官员并没有机会经历他那样的几番起落，一生唯余庸碌而已”。

苏东坡最重要的成就在文学艺术领域。在这方面，《名士之累》作出了“生成性”叙述，也就是说，本书不是把苏东坡的文学艺术成就摆在读者面前，而是还原他在历史真实中的成长过程，着力描写这位千古文化名家是“如何炼成的”。比如，书中写到，三十五岁赴杭州任通判前，苏东坡最出名的才能并非写诗而是作文。“后世皆知苏轼是伟大的诗人，可他并非天生的诗人”，二十四岁那年从眉山前往汴京的旅途中，苏轼开始大量写诗，而真正以诗闻名天下是在杭州期间，诸如脍炙人口的“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就诞生于此时。三十七岁至三十九岁，他在杭州写下的诗歌成功“破圈”，助他成为当世“第一名士”。至于“词人”名头的捕获，更晚于文章家和诗人。在杭州期间，他陆续填了五十多首词，形成了他的第一个填词高峰，比如曾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便是苏轼行船富春江的成果，但这时他的词总体不如诗文出色。改变发生在调任密州知州之后，从繁华的江南大城杭州来到人烟稀少的密州，苏轼时常感怀往事，于是便有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渐渐适应了密州风土人情之后，又有了“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更有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不朽名篇，也为词注入了隽永深沉的美学韵味。被贬黄州后，苏轼的词在境界上更上一层楼。“拣尽寒枝不肯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以其超然之格调，为后人定格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一代词宗形象。

在苏轼的学问以及园艺、美食等方面，本书跳出平铺直叙，拒绝拾人牙慧，而是采取比较等多种叙述手法，努力回答苏东坡身上的一个又一个“为什么”。比如，苏轼和王安石关系不佳，作者探究了个中思想根源。苏轼和他父亲一样，习惯于把具体的人物、政策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分析利弊得失、权衡取舍，而这在王安石眼中无异于缺乏原则的纵横家。对于王安石所信奉的严整的哲学和政治观念体系，苏轼则不感兴趣，“他不相信存在一种无所不包的完备理论体系和制度框架，足以涵纳世界运行的全部规律，指导人们如何生活和思考”。这些分析十分精当。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如何看待“事”和“理”的关系是一大命题，理在事中抑或理在事上，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的基本分野。《名士之累》指明苏轼思想观念的基本取向，无疑为理解关于他的一切奠定了最底层的基石。

文/胡一峰

编辑/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