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家孙甘露的长篇新作，《千里江山图》自今年上半年问世以来备受各方关注。在以精彩的故事讲述党的地下工作者们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浴血奋斗和生死较量的同时，小说以文学的品格刷新了许多人对于红色题材书写的既有印象。“这是在新时代书写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小说。其在红色经典书写传统中，既有坚持和继承，也作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创造和转化。”10月29日，在线上举行的“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表示。会议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主办，中宣部原副秘书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高韵斐，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杨芳，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上市不到一年已加印八次，发行十万多册，登陆今年多个重要文学榜单，并在不久前获得了第十六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成为一种出版现象的《千里江山图》，也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热议。面对多样化的讨论，李敬泽认为，所有探讨都能有力地表明这样一部作品是具有着很宽阔内部空间的艺术作品，“对其进一步探讨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让我们认识一部好作品，而且对我们在新时代文学中如何去书写我们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如何有力塑造英雄人物，以及如何就小说而言，在不断发展、丰富的小说脉络中取得新的艺术突破，都有很重大的意义。”

一种更内在的、更艺术化的先锋

在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阎晶明的阅读感受中，《千里江山图》并非是一位先锋小说家的“转向式”作品，依然保持着非常强劲、严密和非常丰富的先锋小说特质，形成了一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融合之作。“现代小说在情感的表达方式上发生了改变，不是变得更冷漠，或者所谓的零度叙事，而是能够非常克制地把那种热情和热度通过逻辑严密的故事表现出来、传达出来。《千里江山图》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也体现了孙甘露在小说创作上不但保持着原有的强大能力，也更加成熟老到。”

《千里江山图》孙甘露/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千里江山图》上市后不久，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评论家潘凯雄就听到了关于主题创作与先锋精神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讨论。在他看来，这种争论本身就是对先锋的误解。“1980年代中国出现先锋文学时，给人感觉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形象，但那是有当时特殊历史背景和时代需求在里面的。真正的先锋精神，实际上是对文学的一种持续追求。”与许多类型小说、悬疑小说相比，《千里江山图》给人带来的是一种醇厚、厚重得多的回味和质感，在潘凯雄看来，这也是一种文学先锋精神，“始终向前，始终在探索一种新鲜的东西，一种和题材、和作者的指向、追求一致的东西，这是一种更内在的、更艺术化的先锋。”

“在许多谍战小说的人物表现上，总是相对单调，脱离不了机智、勇敢两项。但孙甘露不满足于写人物的机智和勇敢，更追究谍战根源，写出了信仰之争。”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评论家胡平说，“他不愿意只顾‘烧脑’的情节，还是保持着现实生活的质感，基调非常冷静，让你读起来有一种日常叙事的气质。这种气质是无形的，也是在其他谍战小说中基本看不到的。”

在《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看来，这部作品的不可多得，同时在于其境界之大：“它在对历史进程的还原中，有着一种真正的大历史观。这种大历史观不是时间有多长、事件有多大，而是真正解释了红色革命的历史成因，以及艰苦卓绝的斗争给时代带来的影响和号召力。”

“在这部书中，我们既看到了千里江山的宏阔时代，又看到了万家灯火的微观生活。”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研究员何向阳说。“应该承认，在革命历史题材中追求文学性，是一种非常有难度的写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监事长、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表示。也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评论家白烨所感受到的，这些年，党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似乎形成了大致相近的范式，在线性叙述中忠实于历史人物，因而大多在小说的构架中具有一定纪实性特点。而《千里江山图》并未着力于结果，而是在对于转移计划实施过程的具体描述中，通过交织的故事叙述和一虚一实的表现手法，将共产党员出生入死的险恶环境表现得极其突出，令人敬佩，感人至深。在塑造我党地下斗争中英雄群像的同时，也凸显了信念的作用和信念的伟力，作品思想性、艺术性交相辉映。“我们不缺主体性写作，缺的是精彩的故事，甘露的这部作品在思想性和文学性上非常突出，也形成了写作的重要突破，并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示范文本。”

写出沉潜的、无言的，在至暗时刻里闪光的东西

“这本书，我定义为负责任之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评论家陈福民表示。他以作家格非和自己同代人的感受为例，认为对他们这代人来说，许多人拥有阅读革命历史题材的经历，并构成自己成长经历和世界观的一部分。“革命在那个年代一直是先锋的，在书写革命时，如何获取新的有生命力的形式，这个工作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以孙甘露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身上。”他说，“80后、90后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写不了的。同时，理解历史、处理历史和先锋革命的关系，则是我们这一代写作人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孙甘露是一个特别负责的作家。”小说中，他感受最深的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这并不是锣鼓喧天、豪言壮语的浪漫主义，而是为了先锋革命无言牺牲的浪漫精神，是一种沉潜的、无言的，至暗时刻里闪光的东西，而能够看到这个闪光的东西是需要特殊的眼光的。”

如何处理历史、政治和小说的三重关系，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评论家杨庆祥看来是中国当代文学很重要的一项议题，以往的写作中，作者很难做好平衡。“孙老师提供的方法，是用小说激活历史或者说政治。他用激活式、对话式的方式，重新处理这样一种主题和政治话语，让其写作变得非常具有可感性，有历史肌理，而且具有一种史诗色彩。”

作品中，特派员陈千里领导上海地下党组织，历经艰险，执行将中央领导安全转移到苏区的绝密计划。其中最感人的，莫过于无数地下工作者在计划执行过程中无言的奉献与牺牲。“这样一个题材，在文学上也许从来没有表现过，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也鲜为人知。很大的表现空间、文学意义以及相应的认知价值至今还没有被完全发掘。”评论家王纪人表示。“作家的任务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围绕这个历史事件进行合理想象和艺术虚构。像亚里士多德当年对文学的定位一样，在历史题材和艺术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通过桥梁，孙甘露也完成了一次超越先锋派小说家的身份认同。”虽然地下工作者是红色题材的重要课题，但在王纪人看来，许多籍籍无名者、许多幸存而蒙冤者的故事仍埋藏在历史烟尘之下，有待进一步挖掘和研究，“借用普希金的诗来说，《千里江山图》用一种昂然的诗意，为这些地下工作者，这些籍籍无名者，这些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为他们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孙甘露曾用一句话评价奈保尔，如果你错过奈保尔，就错过了惊涛骇浪，今天，我也用这句话评价孙甘露。”《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表示。阅读《千里江山图》的过程中，她感受到的是作家完全不同的一面，也感受到一种带有超现实主义元素的特性。“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里，却出没着一群理想主义者。我能看到孙甘露怎么拿着一张地图，拎着一盏灯，指点着这些人物在这张地图上行走的场景。”在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评论家岳雯的阅读体验中，《千里江山图》构成了一次对学识和智力的挑战，并以多方面的辩证关系构成作品魅力。其中，理智与情感的辩证令人久久难忘，“当理性铺垫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突然迸发出来的情感极为动人，爆发出远远超过文字所能承担的能量”。中国作协创研部创研处助理研究员刘诗宇则从文本入手，阐释了作品中多处颇具深意的细节。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

当我们将整部作品的人物和事件铺展观察时，会发现如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所说的一种图卷感。正如作品名常让人想到王希孟的同名画作，在阅读中，他也体会到一种小说叙事带来的空间感。“作品就像图卷一样展开，每次情节向前走，都会带来全新紧迫的悬念感，使得图卷中的空间相当于在古代散点透视的同时，又加上了西方古典视觉的透视感。二者相交，使得作品的整个空间非常博大，整个叙述不再是简单的现代和传统之分，而是在充满当代性的写法中，融汇运用了各种创作手段。”

重建我们对上海的文学想象

作为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作家，孙甘露对这座城市的熟悉和依恋，曾在多个场合中由他亲口讲述。《千里江山图》中许多情节的发生地，也在他的屡次街巷徘徊中与脑海中的历史场景重叠。城市地图、报纸新闻、档案、风俗志……他凭借历史材料一笔一画勾勒上世纪30年代上海种种社会面貌与生活细节，也如梁鸿鹰所言，在看似不经意的书写间构成了属于上海的风物志。

长久以来，关于上海的书写在许多层面展现了这座城市的迷人特点。但中国作协副主席、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认为，孙甘露的上海书写完全不同，其中拥有非常新颖的特质。“比如他在整个历史考据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对上海地图、历史事件精确性的考证等。但他又不是要完全复现和照搬旧上海。在描述作为事物的上海的过程中，体现了既精确又带有自由度的融合，充满大胆想象，又非常符合历史事实。”

“他以《千里江山图》重建了我们对上海的文学想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评论家张莉说。“他写了一个红色隐秘的故事，把都市里我们看不见的部分翻转，重建了上海的风景。两个上海都在这个作品中流动：一个是日常的都市，还有一个是红色血脉下隐秘行动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水乳相融，既惊心动魄又有日常感。他让我们重新理解了上海这座城市，在文学版图里奠定了上海红色坐标。”

“上海叙事有好几种，王安忆的上海叙事、金宇澄的上海叙事，现在孙甘露的上海叙事出现了。”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诗人欧阳江河看来，孙甘露代入了一个红色上海，而他就像闯进历史现场、走街串巷的邮递员，在上海的街道重新投递出一封封来自过去的信。复旦大学教授、评论家张新颖则将孙甘露对现代都市的描写类比于波德莱尔笔下的现代都市，每个人都带着秘密，小说家需要发掘被时间和各种东西掩盖起来的秘密。“在秘密不断被发现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越是熟悉，这座城市会越来越陌生。他的所写，也是秘密的一部分。孙甘露在对城市的熟悉中发现一种亲切陌生的秘密，这里面存在一个特别的张力，并以此造成一部小说的特殊效果。小说家就像间谍，探测着一座城市的秘密。”

“虽然到了这个年纪，我还是愿意学习的。学习的念头、能力还在，这对身为写作者的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孙甘露表示。作为主题创作作品，虽然《千里江山图》带有谍战小说的形态，但他也认同评论家将其放在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巨大转型、中国革命百年历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背景中考量，并表示自己在写作中关心的，也是作品中多个重要人物之间的观念、精神与生命的交锋。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