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疫情出现以来，很多地方都迎来了防疫水平与抗疫能力的大考。防疫抗疫是责任的签到簿，是能力的试金石，也是官僚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显微镜。

对于那些防疫不力、守土失责，或是以防疫之名行扰民害民之实的违纪违法行为，该落下的问责之棒自然不能含糊。

现实中，不少地方都将问责作为检视防疫漏洞、倒逼管理工作改进的重要手段。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作为约束权力规范运作、匡正干部履职行为准绳的问责，理应成为对党员干部权责对应关系的重申。对防疫中很多缺位、失位、越位、错位的责任主体进行问责，体现的是法纪严肃性，也是亡羊补牢的意志决心。

但值得注意的是，问责也要问“对”问“实”，不能轻易变成遮羞布、庇护令和腾挪术。被动性问责、间接庇护式问责、选择性问责，都不是依纪依法依规问责的正确打开方式。

首先，问责应是“该问则问，应问尽问”的主动作为，而不应是应付上级或舆论压力的被动反应。

目前看，有些地方出现问题、陷入负面舆情后，似乎也启动了问责，但问责的时间点很“微妙”——不是在问题端倪初现时就敏捷地做出反应，而是等到问题一出再出或闹大了才姗姗来迟；不是在厘清事实、查清责任后及时地依法依规按下“问责按钮”，而是等到上级发话、舆论发酵了才启动问责流程。这与其说是问责，倒是更像应付性的危机公关动作。

问责当然要讲究时机与程序，它不是在纪检或行政系统里输入“违纪违法”指令后就立马能得出某个结果，而是要依照党章、监察法及相关问责条例的规范要求合理拿捏。什么情况该问责、“责”到了何种地步要“问”到什么程度，得依据事实、依照法纪厘清。

但在明责确责之后，问责就该主动作为，别总是“等靠拖”。

其次，问责应是“当严则严”，要问到痛处，而不应沦为隔靴挠痒、罚酒三杯式的变相庇护。

“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是民众对有些地方问责的常见诟病。有的地方在问题被曝光后，“严肃追责”的调门喊得很高，可看起来是问责了一大片，其实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式的问责，是“鸡毛掸子打人”式的问责，是“不看僧面看佛面”式的问责。

问责当然不是要不分青红皂白地随性化处罚，不是要该批评教育的却扩大化处理，更不是不合领导意思就要惩戒，但也不能动辄“降格以求”，做出象征性处理——该警告记过的，只是要求书面检查；该撤除行政职务的，只是警告记过。

这样一来，问责也就容易走过场，严肃性也被消解。这就要求，问责要以该有的力度确保“责”字入心、入耳、入脑，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再者，问责要有“谁的责，就问谁”的针对性，而不应是搞“拉下属垫背”的弃卒保帅动作。

一些地方在问责时习惯拿“临时工”当挡箭牌，或者把锅甩给基层干部。更隐蔽的甩锅方式则是，把上面布置的任务层层甩下去，还搞“一刀切”“上下一样粗”的机械落实，一旦出了事，就让基层担责。这本质上就是权责失衡。

问责要问对人，还要分清责任主次轻重，不能“锅都是下面的，功都是上面的”，不能“假追责”变“真甩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层面不断强调“党政同管、同抓、同责”“两个责任”，已为科学问责提供了基本遵循。在问责对象上，玩找人背锅式问责，注定是徒劳。

说到底，问责是为了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达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如果把问责变成遮羞布、庇护令和腾挪术，必定为法纪所不容，也为上下所不许。

编辑/孙政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