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有大戏 旧都写从容
2021年10月11日上午，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徐城北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本文特邀请两位青年作家——与其甚有交往的王道和研究北京史的侯磊撰写纪念文章，以表怀念。
◎侯磊
徐城北先生的去世非常突然，他生于1942年，去世时不到八十岁，总感觉他是位六十多岁的人，在曾经的一众老先生中显得特别年轻。
他著有《梅兰芳三部曲》《老北京三部曲》《老字号三部曲》等，而他的《新北京三部曲》只出版一本《认识城北》，《“三了”三部曲》只出版一本《赶上了》，他还曾想过写《新字号三部曲》等，足见他有不少著作尚未完成，很多他的个人经历、文人交往的细节都没有写下来。
曾有朋友请徐城北为汪曾祺的《人间有戏》（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作序，徐先生认真地写了《戏梦人生人间有戏》一文，特别指出汪曾祺的内心始终有我行我素的一面。谈及汪曾祺曾叹息说：“我欣赏的青年，如果懂得我的内心，也就算不错了。”汪曾祺一生大材小用，内秀无比，徐城北懂汪曾祺，他们的关系处于师友之间。
若说徐城北与北京掌故，正如他的一本书名：《赶上了》。
各种特殊的时候都赶上了
徐城北的父母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在《大公报》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从小就接触沈从文、冯友兰、向达、潘光旦、艾青、汪曾祺等文化名人。他生于重庆，从小回到北京祖父母的四合院中。街坊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从小就知道施大夫家的院子怎么比自家的好，二十多岁就认识了很多名家。他非常早慧、早熟，现存有一部他“文革”前自编的手稿《学步集》，扉页有他自己的毛笔题签，收录有古诗词、随笔、改编的京剧剧本《锁五龙》等，可知他于1963年便开始写古诗词，不论写得如何，那时他才21岁。
他的求学甚是勇敢。因为喜欢戏曲，毅然从师范学院退学，到戏曲学院旁听。这在现在也非常罕见，很像钢琴家傅聪在家接受音乐教育，直至比赛获奖后去国外留学，普通人家是绝不敢这么干的。等到1965年他毕业时，便面临着分配的难题。他母亲认识王震将军，就此一下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又到河北工作，一晃离京15年。
1980年代以后，他坐在永定河的大堤上写了一出京剧《骆驼岭》，寄给剧作家范钧宏，进而转给剧院后受到重视，奉调回京，到中国京剧院当编剧，与当年汪曾祺因《范进中举》成功后调入北京京剧院如出一辙。后来，他又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搞戏曲研究，直至成为名作家。
他童年时赶上了众多老辈知识分子，看过众多戏曲名家，又赶上了特殊年代而去四处浪游了一年半，走了22个省市。改革开放以后，他又能学有所用。
不幸的是他前半生吃了不少苦，幸运的是他后半生苦尽甘来。
新、老北京之桥
徐城北写北京掌故与其他前辈学者不同，他写了很多1949年至1966年之间的“十七年掌故”。
1949年至1966年这段在当代文学史上叫“十七年文学”。从老北京研究的角度，也可以把这段单独提出来，叫老北京的“十七年时期”。那时，新的北京市政府安定了市民生活，初步修缮并改建了北京古城，改革了学制并普及了小学，初步形成了以旧城为中心，并向周边发展的城市规划草案。旧社会的一切污浊都被扫清，四处都展现出了新北京的社会万象，而古城的格局尚保留，老北京的风物中尚有部分存留，四合院中的室内布局还是八仙桌太师椅，大街上还是有老人穿长袍留胡须，一副旧文人的样子。
徐城北是念旧的人，他乐于写童年往事和年轻见闻。他不自觉地和众多“40后”北京文化人如学者赵珩、作家肖复兴、叶广芩等一起，写了大量“十七年时期”的北京掌故。他们的著作是新老北京的链接。一方面，“十七年”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北京值得研究；另一方面，如今在新中国成立前有旧京见闻的世纪老人所存无几，亲历者顶多写到“十七年时期”的北京了。
写新北京，是在徐城北搬家到鸟巢附近的楼房以后，他感受到老北京的衰退和新北京的崛起，有意识地写了《老北京三部曲》：《帝都遗韵》《巷陌民风》《透视前门》，以及《新北京三部曲》的第一本《认识城北》。据说第二本写新北京的城南，第三本计划写新北京的东部和西部，要从通州写到门头沟。他有不少文章如《737与北四环》《北京新建七环路》《北京“城”的突围史》《北京的城乡都在变》《地铁城市》等，写了北京林立的高楼、798与水立方、写搬家与房屋装修。
他看过现代城市文化方面的书，认为北京的伟大，第一是北京的“大方、大气、大度”；第二是它的“正派、正经、正直”；第三是它的“稳”和“慢”。在《四合院，我对你说……》一文中，他谈到：“今天修复四合院，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给什么人住，二是进来的人怎么住。北京市最近给全市200家四合院门前挂牌，我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我不知道今后由哪些人住进去，才有可能帮助北京古都风貌的恢复？”他对北京城的建设，不是认为老的一切都好，住平房一切都好，而是思考怎样适应新生活。这就好比民国时写老北京的作者写隆福寺庙会，现在没有隆福寺，有了北五环，我们为什么不能像老学者写隆福寺那样写写北五环呢？
徐城北的眼光很独到，只可惜太多内容限于篇幅尚未展开。
仗义执言的京剧研究家
梅兰芳研究是徐城北最为把杆儿的学术项目，留下了《梅兰芳与二十世纪》《梅兰芳艺术谭》等著作，对他的评价有不次于许姬传之说，当然从年纪和阅历上还不能跟许老并论。他是借着家中世交的关系，直接去梅、尚、程、荀家里“掏老宅子”，收集了第一手资料，在秉承京剧原有的艺术和规律下研究的。他曾于1997年在《上海戏剧》上发表系列文章《新录鬼簿》，古风十足。搞研究就要有观点，谈观点必然有意见相左的人看不惯。对此，徐城北是非常仗义执言的。
他直言批评一些演出不够成功的作品，不断放言“京剧流派从某种角度的确是老朽了”、“京剧大势已去”、李少春之后就没“角儿”了。他写过一篇《鲁迅与梅兰芳》，客观分析了鲁迅骂梅兰芳的往事。有鲁迅研究者前来商榷，批评徐先生感情用事，“偏向”梅兰芳且误读了鲁迅，甚至说：“徐先生的文章事实上正背离了他自诩的公正立场。鲁迅批评梅兰芳现象非梅本人，目的在于批判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消闲娱乐心理的病态。”
这里有个根源的问题：即新文艺家对于男旦的态度，鲁迅先生及这位批评徐城北的鲁迅研究者，对男旦——男人扮演女人做“扭捏的姿态”是不接受的。但徐城北和戏曲界的内行普遍认为，演戏当然可以男演女、女演男，如果都不能跨性别，还算什么表演艺术呢？在京剧传习时，开始并不分行当，学戏时生旦净丑都学，票友甚至不必分专门唱哪个行当，男女角色什么都会才好。以角色的性别来划分，是窄化了戏剧艺术。徐先生原文的最后一段已表达了他更为开明的思想，其视野比很多自以为新潮的年轻人都开阔：“我们需要新时期的鲁迅，我们需要新时期的梅兰芳，我们需要新时期中，让鲁迅和梅兰芳的灵魂联手合作。”
徐城北的学问是罕见的杂：天文地理、戏曲美食、文坛往事、生病反思、读书杂记、全国旅游、老年随想，以及他的童年回忆，天南地北，杂而有章。他笔下，从戏曲名角儿一直到文坛名家如邓友梅、余秋雨，从二人转到“叹五更”……从出版一套四本城北主题散文《旧都新写》《品味苏杭》《生命秋天》《无糖岁月》，到在《澳门日报》上开设专栏《品戏斋杂谈》……他说要以个人经历写成《流浪三部曲》来收尾，可惜作品没有收尾，他先归了道山。他们这代人懂得多，会得杂，见过真神，自然能留下些学问和玩意儿。
拥有如此丰富知识和阅历的学者，和学者所期待的戏曲好角儿一样，都少了。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