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结束，意味着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向消亡。中国封建社会的消亡固然有其历史周期律的作用，但是具体事件的作用与影响亦不可忽视，其中“议罪银”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康乾盛世的终结。

“潜规则”变“明规则”

议罪银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极其滑稽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它源于乾隆年间和珅提议设立的一项以钱顶罪的制度。议罪银又被称为“自行议罪银”“自请认罚银”“自议罚银”“认缴银”和“上交银”等。

历史上较早的议罪银记载似始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当时两淮盐引案发，原两淮盐政高恒被卷入其中，高恒从兄、两江总督高晋为避免受到牵连，主动上奏请求自罚银两抵罪，并“分期完缴”：“仰求皇上准奴才捐银二万两，以赎奴才之罪……只以奴才之产计值不过二万两，一时变卖又恐不能得价……今次赎罪银两并恳圣主天恩，俯准奴才照段成功赎罪之案，每年于养廉银内扣解银五千两，分作四年完缴。”

根据《密记档》记载，有较为完整的大规模议罪银记录始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至嘉庆四年（1799年）皇帝宣称“捐廉罚银等事,朕必不为”才结束。

议罪银对象主要是各督抚大员，他们根据所犯过错大小向皇帝缴罚银两，可以得到相应酌情减轻处罚或者免于处罚。虽然名义上为“令其自出己赀，稍赎罪戾”，实际具体金额视官员犯错的大小和官缺肥瘠而定。当然也有人较好地揣摩了皇帝的意图，即使没犯错也要找个理由主动进贡。例如曾有山东巡抚以黄河泛滥为由请求自罚两万两银子；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主动请求自罚三万两银子。

大部分议罪银都详实记录在《密记档》中。有人统计乾隆中期至该制度废除仅仅20年左右的时间，共罚银合计近五百万两，除了少部分进入户部用于公共开支外，大多数进入内务府的密机处，进入了皇帝的私人腰包。

议罪银的实施虽然鼓了皇帝的腰包，造成后果却极其严重，纵容了贪腐，毁坏了吏治。正如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尹壮图在奏折中所言：“是罚项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

这样一个有损国家政体的制度，对国家而言可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却堂而皇之地盛行了20年，将历史上一直暗流涌动的以罚抵罪的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值得深思。

源头正是乾隆帝

议罪银这种匪夷所思的制度之所以产生并大行其道，一定程度上而言确实与人性密不可分，这一制度是人性自私与贪婪的集中体现。此制度的始作俑者虽然是和珅，但是源头当从乾隆帝找起。

乾隆帝有好大喜功、奢侈腐化的一面。他一生六下江南，耗银两千多万两，为了更好地满足一己之私，所以力推议罪银。

议罪银的实施，使得内务府立刻转亏为盈。虽然乾隆帝始终遮遮掩掩，说“亦不过偶尔行之，非定例也”，并且表示采用这种方式是因为“爱惜人才”，给那些“非犯侵贪徇庇之过者”机会。他还宣称，“即或议缴罚项，皆留为地方工程公用，亦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罚，用示薄惩。”而对于案情重大的人员，不仅不再起用，还会按律惩治。

但是面对自己府库充盈、吏治腐败的现实，乾隆帝也不得不在对尹壮图的奏折中承认：“尹壮图虑有此等情弊，奏请将罚银之例，永远停止，固属不为无见……督抚中或有昧良负恩之人，也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派令佽助，而属员借此敛派，以为逢迎之地。此等情弊，不能保其必无。”所以，乾隆帝并非看不到议罪银制度的弊端，只是这项制度确实满足了乾隆帝的私欲，让其实现了手头宽绰。

对于贪官而言，议罪银制度实施的好处就更多了。当时云贵总督李侍尧因贪赃枉法，被同僚所参，由于情节恶劣、案情重大，被建议处以极刑。但由于议罪银的存在，乾隆帝以“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之事”，下诏将李侍尧定为斩监候。李侍尧在得到特赦，并被委以陕甘总督重任后，他依然不思悔改，贪渎照旧。即便如此，乾隆帝仍是“怜其才，为之曲赦”。

不只贪官对议罪银持欢迎态度，即使是清官也为了以防万一，主动纳银保平安，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明显。由于一些贪腐之人通过缴纳议罪银获得了皇帝的信任，而那些清廉的官员为了与皇帝套近乎、拉近关系，也不得不同流合污，这便极大地败坏了吏治。所以议罪银的实施满足了从普通官员到皇帝的私欲，虽然属于荒唐至极，但亦得到了大多官员的拥护。

议罪银“逼廉为贪”

人性的弱点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来进行弥补，有效的制度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和基础。而议罪银制度不仅没有达到限制人性弱点之目的，反而促成了人性弱点的集中爆发。

议罪银制度实质上是君臣互惠的“交易”。在清政府高层的“示范引领”之下，当时各级官员贪腐成风。由于这种制度引起负面叠加效应，即被罚银者由高层向低层官员递相转嫁，逼廉为贪，诱导各级官吏一切向钱看。

正如《春秋左传注》所言，“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议罪银制度的实施，引起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尹壮图所说的“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经过各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官商半皆蹙额兴叹”，并非危言耸听。

所以，意图体现恩威并重的议罪银制度，表面上以期达到既鼓了皇帝的腰包又惩戒了官员的目的，事实上却打通了上下级官员利益输送的通道，逐渐演变为官员利益重新分割的狂欢。更有甚者，此项制度加剧了吏治的腐败和对老百姓的强取豪夺——“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场如此，日甚一日”。

虽然，某种程度而言人性是腐败的源头，但是良好的制度却是外在的约束力，可以有效避免腐败的发生与蔓延。不合适的制度，往往能激发人性的弱点；制度的缺陷提供了腐败的机会，架通了潜在腐败可能与现实腐败行为之间的桥梁，诱发了腐败行为的发生。在这一层面上，正是议罪银制度之缺陷加剧了乾隆后期吏治的腐败。至于后来嘉庆帝取消这项制度，也于事无补了。（作者单位分别系云南民族大学纪检监察学院、云南省纪委监委法规室）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