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晚上，“青睐”邀请刘阳老师在“云课堂”为感兴趣的会员上了一堂“北京消失的教堂”专题课。刘阳的感召力超群，参与者众多，课后的互动环节更是气氛热烈。
“一切可朽之物皆会消逝，而永恒常在，教堂正是朝向永恒的建筑。”二十多年的教堂研究过程中，刘阳发现，随着执行国家的宗教政策，以前大量废弃的教堂在逐渐修缮，也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所以现在在北京想找一座荒废的大教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期“云课堂”上，刘阳老师以四座北京教堂为例，描述了历史云烟中的往事和现状。
刘阳认为，无论如何，教堂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带着客观的心态去审视这些历经沧桑的建筑，会收获一份眺望历史长河的眼光。
长辛店教堂
北京西南地区最大教堂
在北京西南地区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教堂，气势雄伟，规模宏大，建筑富有特色，是整个京城西南地区最大的教堂。20世纪曾是当地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紧邻教堂口胡同。它经历一个世纪的战火、动乱和建设，始终屹立不倒，在21世纪初先被拆除后又复建，它就是长辛店教堂。
在过去的时代，长辛店教堂曾先后被改造成工厂、证券所、仓库，直至荒废。类似的教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很多，八九十年代尚有部分存留。到2000年左右已很难找到，因为国家落实宗教政策，大多数教堂收回教产并恢复了宗教活动。
刘阳说：“长辛店教堂也是在国家落实政策后由教会收回了教堂，但它并未像西什库、王府井、西直门等教堂一样被恢复历史原貌。”长辛店教堂虽然建筑大体完好，但终究经历了百年风雨，教会思来想去感到修起来费钱又费力，索性就将其拆除，再找设计公司按照原样复建。
复建后的教堂和之前相比已不复往日。刘阳感慨，这样的事在他研究教堂的几十年中都非常罕见。
滕公栅栏教堂
曾有极其精美的汉白玉祭台
现今北京阜成门外车公庄市委党校内的地方，在明朝初期曾被赐予开国重臣滕国公孟善作为私人花园，因为用栅栏围着，人们便称其为“滕公栅栏”。后来成为西方传教士安息于东方的最为集中的一处所在。依明朝的惯例，客死中国的传教士必须迁回澳门神学院墓地安葬。1610年5月利玛窦病逝于北京后，其他传教士和利玛窦受洗的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万历皇帝的恩准，让利玛窦安葬于北京。为此，耶稣会士庞迪我神父向万历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赐地埋葬利玛窦。
虽然朝廷中有人反对，但该事在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还是很快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照准。1611年，由徐光启主持，万历皇帝赐利玛窦安葬于滕公栅栏，教会无需付款便可拥有这份产业。
自利玛窦入葬于此后，清朝相继有邓玉函、罗雅谷、龙华民、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著名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画家安葬于此。至19世纪末，安葬于滕公栅栏的欧洲传教士已逾百名，成为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处教士墓地群。
为什么要在此处修建传教士墓地呢？刘阳解释：“北京的教会当时按教派可以分为天主教和东正教；按照国籍分人数比较多的有俄罗斯、法国以及拉丁系非法国的教会。法国教会比较抱团，而且势力庞大，所以法国教会单独有一个墓地，位于现在的四季青。东正教也有自己的墓地。现在车公庄的是非法国、俄罗斯以及东正教之外的教士的墓地。”
从明末开始，栅栏规模越来越大，至1900年，已有近90个墓碑，很多重要的传教士包括主教都葬在此地。
后来教会对墓地重新进行了修缮，教会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刘阳说：“也就是说1900年教会的损失虽然很大，但是后来的赔款间接带动了教会的发展，墓地和修院越修越大，至民国时期已不只有墓地，遣使会的修院和圣母会的总部也建立了起来，另外还有葡萄酒厂以及各种各样的配套设施，也有修女墓地和几座小教堂。”这些建筑遗存现在保存完好。
在刘阳提供的一张民国时期老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栅栏1900年后扩建的规模。位于中间的是一座纪念堂，存有一块圣旨碑，是当年光绪皇帝所写的一个圣旨，被放在教堂正中央。东边有遣使会最大的修院，西边是山字楼，为圣心会当时的总部。整个栅栏修院以遣使会和圣心会为核心，规模非常庞大。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因修建学校食堂将纪念教堂拆除，光绪圣旨碑也从教堂上面拆卸下来，现在仍存在学校某处。
刘阳描述已被拆除的纪念教堂建筑，建造非常用心，“它的祭坛是用汉白玉雕刻的，非常漂亮。汉白玉本身不好找，也很贵，又雕刻成极其精美的祭台，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刘阳说，如此漂亮的汉白玉祭台，他在整个华北地区只见过两处，另一个在天津。
遣使会当时是华北地区影响力很大的教会，其总部最早在浙江嘉兴，后来因为神职人员对南方气候不适应，搬移至北京。而栅栏修院中的口字楼是遣使会在中国地区的总部，也是修生修习的地方，曾培养过很多著名人物，如北京已故老主教傅铁山，便是从小在此学习后来成为神父的。
口字楼西边有一座山字楼，是当时圣心会的总部，也有教堂，两边是圣母会的办公场所，以及一些机构。“圣心会和遣使会都是教会，但风格不太一样，所以栅栏里的建筑隶属于不同的修会，其中口字楼属于遣使会，山字楼属于圣母会。”
教堂后面有很多教士墓碑，是上世纪80年代迁移到此处的。刘阳说：“1900年墓地被破坏后，教会收集了一些墓碑，将这些墓碑镶嵌在诸圣堂的墙壁上。教堂60年代被拆除后，墓碑有些被随处搁置，有些就地掩埋。70年代之后，墓碑被逐步清理出来，专门修了一个院子，建起了教会墓碑群。”
历经沧桑的栅栏修院在繁华的阜成门外得一方清静，栅栏内绿树成荫，鸟唱虫鸣。
中华圣公会教堂
中国第一座利用废弃教堂改造的书店
北京荒废的基督教堂，刘阳说有很多。他认为基督教堂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朴素，他选择在他眼中最能代表基督教堂的中华圣公会教堂进行讲解。
中华圣公会教堂位于佟麟阁路85号，又名英利甘教堂、中华圣公会堂、南沟沿救主堂，曾经是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的总堂及主教座堂,也是圣公会在北京兴建的第一座教堂。
这座教堂建于1907年，是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华北地区建设最早、规模最大的中心教堂，是由英国人、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史嘉乐主持建造的。教堂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建筑，平面为拉丁十字形，最有特点的是，在两个十字平面的焦点上各有一个八角亭，作为天窗和钟楼，这也使它成为教会建筑中体现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早期作品。
众所周知，圣公会脱胎于天主教，其最直接的原因是英国亨利八世国王迫于王朝传承的考虑，为了确保顺利与王后凯瑟琳离婚，而作出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刘阳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圣公会是从天主教分裂出去的，其形式、规模和天主教非常相似，所以导致很多对天主教或是基督教，尤其对圣公会不了解的人，走出去看到教堂分不清是圣公会的还是天主教的，尤其是到曾经的英国附属国，在那里看到的漂亮教堂大多是属于圣公会的。”从这个角度看，圣公会教堂是伴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而发展起来的。
刘阳说：“圣公会很注重教堂建造，其华丽程度有时会超过天主教教堂。这一点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圣公会在中国鼎盛时期，将中国教区进行了分割，北京教区包括山东、河北、山西，也被称为华北教区。华北教区的主教会总部就在南沟沿，即中华圣公会教堂。“这个教堂在民国时期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都很兴盛，直到1958年前后才基本废弃。”刘阳说：“教堂废弃后一度被当过工厂，也曾被一些国外机构用作写字楼，还充当过大集市和讲课的地方，直到去年被改造为模范书局。”这是中国第一座利用废弃教堂改造的书店，这一改造也使老教堂焕发了它的青春。
对于该教堂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制，刘阳认为：“因为教堂建造于1907年，教会认为需融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所以圣公会在建造这个教堂时尽可能以中式元素为主。”
中华圣公会教堂作为当年华北地区的主教座堂，意义重大，英国大主教也曾到过这个教堂。在刘阳20年的关注中，他清晰地记得教堂在几十年前差一点被拆除，“规划都已经基本定了，准备拆除后在昌平重盖，建一个西式婚纱影楼。”但是，拆除费用高昂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教堂遂一直荒废下来。而现在，它已被确定是国家级文保古建筑。
去年，教堂被改造成了模范书局，这一改造未对教堂做大规模改建，保持着教堂的原貌，只是增加了高高的书架和优雅的咖啡吧。刘阳说：“教堂改书店在我国是个创举，也是第一座。到目前为止教堂变书店的只有两座，另一座在上海。”
改造成模范书局的南沟沿教堂成了北京重要的一处打卡胜地。模范书局的“模范”二字是两个字的组合，活字为模，盛器为范，还原的是古代活字印刷术的流程，也记录着历史的云烟。
东正教教堂
中西合璧，融入当地生活
中国皇帝康熙的军队1685年进驻了阿穆尔河畔的俄罗斯古堡阿尔巴津，清廷称其为雅克萨，大约50名被俘的阿尔巴津人被带到北京，被编入了皇家卫队，安置在北京北部城墙附近地段——北馆（北部庄园）。一起被俘虏的东正教神父马克西姆·列昂捷夫建起了第一座教堂，被称为索菲亚教堂，阿尔巴津人称它为尼古拉教堂。所以，东正教和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它和天主教、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方式不一样，是伴随着战争进入中国的。
雅克萨的译义是坍塌的河湾，康熙朝一直认为此地属于中国领土。俄罗斯人信奉东正教，雅克萨战役中东正教教堂和神父都曾驻扎在古堡。雅克萨战役结束后，一些俄罗斯人作为战俘被带回了北京，当然也有归顺的，他们是带着俄罗斯东正教圣像而来。在俄罗斯的记载中，这是东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历史。“而实际上俄罗斯和中国的学者在东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点上争议非常大，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刘阳强调。
“俄罗斯一些学者认为东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即战俘进入北京的时间，实际上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东正教在未到北京之前，在雅克萨古堡已经有教堂和宗教活动，而那时雅克萨是中国的领土，所以站在中国学者的角度来说，东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应为东正教堂在雅克萨建立起来的时间。”
康熙皇帝将位于北京东北角的一个关帝庙（现俄罗斯大使馆内）给了这些俄战俘，允许他们将其改造成东正教教堂，即索菲亚教堂，老百姓称之为罗刹庙。从此以后，东正教在北京有了立足之地。
马克西姆·列昂捷夫神父去世后，俄政府派传教团来北京，神父也定期轮换。刘阳说：“传教团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也对中国的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解，并把信息传回俄罗斯，对之后俄罗斯对华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1902年，东正教主教首先在北馆被动乱毁掉的圣母升天教堂原址修建了圣殉道者教堂。东正教在民国时期也慢慢发展平民和普通信众。教堂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了近四倍，在当时中国达到了巅峰。
刘阳曾请一位画家按照老资料复制了东正教北馆平面图。北馆分成两部分，北边空旷，中间为圣殉道者教堂，西南角原为康熙十二子允祹王府，也叫履亲王府。王府被东正教占据改建为教堂，是高级神职人员的宗教活动场所。以其为核心，两边逐渐扩建为教民及神职人员住所，圣母安息堂是东正教教众的主要活动场所。
1949年后，教堂北馆成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教堂废弃。刘阳说：“在苏联时代这个教堂一度是大使馆的官方停车场。后来苏联解体，苏联大使馆更替为俄罗斯大使馆，将停车场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就是现在俄罗斯使馆内的东正教教堂。”
在我国漠河以北，现有一个雅克萨遗址，是中国军营的样貌，俄罗斯边境也有一个雅克萨遗址，轻易不允许外人靠近。刘阳18年前曾去考察过一次，“因为我搞教堂研究，必须得去一次。”刘阳回忆，“漠河镇北边俄罗斯领土上的雅克萨，还有古堡遗迹，也有一个东正教墓地。”
在去俄罗斯作教堂研究的过程中，刘阳发现俄罗斯博物馆众多，甚至一些小村庄也有自己的博物馆，而且标准和级别按照市级和国家级博物馆建造，资料档案都不少，这一点非常令人感佩。
现在北京的阿尔巴津人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人数不多，已经融入了中国的生活，刘阳说：“他们俄罗斯的传统保存得不多，可是又不完全像中国人，很多人还是喜欢吃大列巴，喜欢红菜汤，而且能歌善舞。”
讲座接近尾声，刘阳总结，若单纯以教堂建筑为核心的话，中国的教堂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它引进了西方建筑艺术，融合中国特色，所以和西方教堂有很大区别。恰恰因为这个原因，刘阳认为中国的教堂建筑值得研究，“因为中国各个地方的教堂建筑风格完全不同，融入了当时地区管理教会的派别，比如山东是德国建筑，北京更多为法式建筑，上海的英国建筑特色多一些，西南地区像贵州、云南也是法国建筑，内蒙古是比利时的，东北则是俄罗斯。它们各有特色，如果把它们好好地走一遍，总结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