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0岁时得了猩红热，两周后继发严重风湿性关节炎和心包积液，住进一家小的私立医院，昏迷三天后被救了过来。除最严重时用过几天青霉素外，没有其他什么治疗，护理却十分周到，绝对卧床，连饭都由护士喂到嘴里。护士们都很喜欢我，一有空就轮着来给我讲故事。6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张病床，那间病房，窗外的那几棵大松树。在那里，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父母和家庭以外的温情。护士们长什么样我很快忘记了，但她们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一片柔软的地方，留下了一种特别的美，一种爱的美丽。哦，医学是有温度的！
后来我学了医，1962年我考进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六年制。可惜，学完三年基础课，还没来得及进医院，就去参加了一年的“四清”运动，回来后又遇到“文革”，失去了所有学习临床医学的时间，仅在1968 年初获得过短短两周的所谓“复课闹革命”的机会。记得中山医院大内科副主任仅用四节课给我们讲完内科学总论，接着就让我们分组去门诊实习了，目的是学习物理检查。就在那里，我接诊了从医生涯的第一位病人。那是一位16 岁的农村女孩，主诉长期阵发性腹痛。我按课本里的要求，望触叩听，从头到脚做了全套物理检查，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由于没有学过任何别的临床课程，当然对诊断一头雾水。我把病人领到老师跟前，老师问了几句，摸了一下肚子，马上做出了肠道蛔虫症的诊断，给病人开出了只有驱蛔灵一种药的处方。带女孩来看病的老伯伯临别时对我千恩万谢，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医生能为病人检查得那么仔细、那么认真。他对我说，这回孩子的病肯定能治好了。50 年过去了，当时那位老伯伯的笑脸和他真挚的谢意仍然留在我的心里，使我懂得了医生的态度也是可以治病的。
1968 年底，我被分配到陕西农村一个公社卫生院工作。当时病人问得最多的是两个问题：“大夫，我的病你治过吗？”“大夫，我的病你能治好吗？”那时，我的回答常常是：“我没有治过，你吃我的药试试看。”结果，不少奔着“上海医生”来的病人不再找我看病。而同事中有一位老医生——他仅在旧国民党部队当过几天卫生员，常常告诉病人心脏有五级杂音，注射葡萄糖加维C 就能治好——他的周围却总是围满了病人。慢慢地，我懂得了，病人需要的不仅是医术，还需要安慰和对医生的信任。我不能骗人，但必须学会沟通。我渐渐学会了如何跟病人说话。与此同时，我拼命地工作和学习，只要是有助于解除病人痛苦的事情，就竭尽全力去做。
当时的卫生院只有一间药房、一间注射室和一间面积稍大的门诊室，遇到中毒性痢疾、肺炎、消化不良导致严重脱水等患儿，我就让出自己的床，几天几夜连续观察治疗；没有抽吸泵，我就口对口把堵塞患儿呼吸道的浓痰吸出来；急性心力衰竭病人需要快速洋地黄化，我连续几天骑车去病人家里看着病人按时按量服药，用几毛钱挽回生命；农民牙病多，“牙疼不是病，来时要人命”，等到他们来看医生时往往到了只能拔牙的阶段，我买来一把牙挺和两把牙钳，自学了麻醉技术，给人拔牙；农村卫生条件差，脓疱疮病人多，且常常久治不愈，我从民间觅来单方，加上自制外用药，基本能药到病除；碰到脱臼病人，我对着《葛氏小外科学》给病人复位，一分钱不花，立竿见影；妇女产后乳汁不下，我看农妇多数身体壮实，主要为肝气郁结所致，就用中药逍遥散和针灸，加上心理疏导，效果很好，求助者络绎不绝；后来我到当地一家区级医院学了两个月外科，建起了手术室，开展了一些腹部和五官科的小手术。
总之，是病人的痛苦驱使我去努力做事，是病人促使我不断学习。说句实在话，也是在病人身上的实践，让我的临床能力不断提高，是病人让我成为一个合格的基层全科医生。我学会了沟通，增长了本领，越来越得到农民朋友的信任。病治好了，他们感激我；病没治好，他们说“韩先生都看过了，也就这样了”；我收治的病人死了，他们反过来安慰我：“大夫看得了病，救不了命。”有时早上起床，会在宿舍窗台上看到手绢里包着几个鸡蛋或者几个白面馒头，那是老乡们送我的，但没有留名，他们仅仅想表达对我的感谢。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感到无比幸福，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加纯洁、更加珍贵的情感吗？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为别人做好事，能得到情感上的回报，我很满足。久而久之，我心里就形成了一个理念：为他人做好事，获得人们的好口碑，就是幸福。回忆这些，常令我感叹：医学是有温度的！
改革开放，有了读研究生的机会，我选择了基础医学，从此进入了唯物论医学的天地。开始时，我主要从事病理生理学研究，还比较重视整体；1985 年去美国进修后，我改为分子药理学研究，更加沉浸于还原论和机械唯物论。不过，潜心其中，我不断体会到科学的求真求实和精微缜密，领略到科学的批判精神和神奇力量，享受到研究微观生命世界的美妙和魅力。科学是人类探索未知本能的体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果实，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已经成为直接造福人类的重要途径。基于我参与的α-1 肾上腺素受体亚型研究成果，新药坦索罗辛（哈乐）得以问世，给很多前列腺肥大病人的治疗带来了更好的效果。在神经肽Y 和β3 肾上腺素受体刚刚发现的时候，我就做过它们的基础研究，后来居然都与肥胖挂上了钩，未来有可能用于糖尿病和肥胖的治疗。20多年的实验室研究，使我对医学的科学属性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也体会到，基础医学不同于其他纯科学研究，甚至有异于一般的生命科学研究，它虽然不像临床工作那样面对活生生的人，但它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疾病，它同样是有温度的。
2002年底，我当选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后来相继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担任领导人15年。在此期间，我有幸在更高层面、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和体验医学。当“非典”和新型流感来袭时，我不仅看到病魔的凶险，看到它们对整个社会的严重威胁，也看到医务界白衣战士的英雄本色，看到我们国家在党中央领导下重建传染病防控体系，并使其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到过很多老少边穷地区，看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令人心碎的情景，看到我国医疗事业发展极不充分、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的状况。我有机会亲自参与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到很多地方调查研究，发现难点痛点，寻找关键环节，为改革出谋划策。这些年的经历，使我对医学的社会属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人类医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有了一些思考。
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技术与医学的结合，使医学插上了翅膀，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众多曾经肆虐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不少严重的疾病得到了明确诊断和有效治疗。但是与此同时，“技术至上”的观念不断蔓延，医学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开始错乱。医学的重点放在了救治生命最后阶段的病人上面，而不是为多数人的健康和减少病痛服务。医学的边界也开始模糊，被赋予了过度的使命，并常常把危险因素当作疾病治疗。人们过度相信技术，常常忘记了病人心理上的苦楚以及对医者关怀的期盼。
慢性病确实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但当今人们对慢性病的根本性质和成因缺乏正确的认识。人类的进化是以数十万年计的，从古猿进化到智人经历了200 多万年，脊柱仍然没有完全适应直立行走；十几万年前智人的脑容量已经达到1400ml，7 万年前智人经历了认知革命，而到今天，人类的脑容量并没有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智人从狩猎采集文明到农业文明花了6 万年，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花了1 万年，而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只用了几百年。生活方式在短时期内发生了如此巨大而迅速的变化，人类的遗传变异和进化远远跟不上，慢性病由此而生。对此，人类除了坦然接受之外，重要的是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应把主要责任加诸医药。
人类自有文明就有医术。从《黄帝内经》（东方）和希波克拉底开创医学（西方）以来，医学一直都是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它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今天，医学大大发展了，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与对宇宙的认识一样，还只是冰山一角。人类切不可妄自尊大，以为技术能解决所有的健康问题。医者能做的仍然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生命是有限的，每个人从出生、成长、衰老到死亡的过程不可逆转，医学的任务只是保护这个正常的过程。我们不能把衰老当作疾病，不能把追求长生不老作为医学的目标，不能给生命无望的病人增加无谓的痛苦，不能不考虑医学的社会效应与公平公正。总之，我们时时不可忘记，医学是有温度的。
一个人生命的铸成，需要无数生命的支援、补充、滋润和蕴化。一个医者的合格与成熟，需要知识与实践的支撑，也需要与周围的人不断地沟通互动，建立起共同面对疾病的医道。我感谢生命中的许多“偶遇”，这些“偶遇”让我悟到医道中的一些基本情理。60多年前照看我的护士，50年前感谢我的那位农民老伯伯，40多年前我在农村遇到的那些病人，大概许多都已经离开人间了，但是他们留给我的记忆，已经变成了我对医学温度的体验和理解。
医学是人学，医道重温度。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