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他们的时候，我就听他们讲话，感觉好像随时随地和父母在一起。”说这句话时，年近80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幺书仪语音已经略带哽咽。她所说的讲话，是她的父母留下的36盘录音带，那是她在父母生前为他们做的口述实录。

幺书仪依据这36盘录音和父亲生前努力留下来的一些文件资料，写就了一本名为《寻常百姓家》的书，记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自己的家族故事。书并不厚，十几万字，却包含了她的祖父、叔祖父到父亲、母亲再到他们兄妹，三代人的故事。

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出品，归入年轮书系，这一书系的定位是以个人史、家庭史以及群体历史的微观视角折射大时代的变迁。编辑石岩在丛书策划案里写过这样的话：百余年来中国经历的沧桑巨变，在个人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个人的命运被历史大势所框定，但不同的性格机遇仍旧造就了多彩的人生。个人史既是对大历史的补充和丰富，也天然是有温度的好故事。

趁着父亲记忆清晰、思想清楚 把他们的经历录下来

可以说幺书仪的故事有着热辣辣的温度。

她的写作起始于母亲去世之后的1994年。随着母亲的音容笑貌渐渐随风飘逝，她心痛于如果双亲都过世，再想听他们的人生经历、喜怒哀乐，就都会成为不可能。于是她想到趁着父亲记忆清晰、思想清楚的时候，把他们的经历录音下来。

幺书仪认为自己是一个家庭观念有点儿奇怪的人，“在我的心里，从小长大、有父母的、生活了20多年的家才是永远的家；而出嫁以后生活了40多年、有女儿有丈夫的家，我却常常觉得只是一个寄居者”。

对原生家庭的依恋促使幺书仪在父亲78岁的时候买了足够的录音带，并和父亲一起用心地按照年代顺序拉出了一份详细提纲，之后父女俩开始了问答式谈话。“我着重询问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周围的人和事，让父亲的谈话更像是一部口述历史。”这件事父女俩做了很多天。

幺书仪的父亲名叫幺蔼光，在他叙述的家族历史中，其父亲和叔父生长在河北省丰润县韩城镇刘各庄农村。家庭经济因为祖上的糊涂伤了元气，哥俩只好白手起家，通过做小买卖，再到举债开商店，辛勤经营二十年，最终得以“翻身”。

哥俩的小铺名叫“双盛永”，取兄弟两个永远兴旺的意思。兄弟俩虽然都笃信勤俭努力是翻身的根本，但也有精心的策略和分工，策略是精选进货渠道，绝不以假乱真；分工则扬长避短：身体强健却脸皮薄的哥哥分管跑外进货和种地，身子骨弱却头脑灵活的弟弟负责看摊记账经营商店。

此后，兄弟俩与“双盛永”一生相守。

在幺蔼光十几岁的记忆中，“双盛永”是“前厂后店”的经营模式，在当地相当有规模。六层院落容纳了父亲和叔父两家人，最盛时两家更拥有两个院落。幺蔼光的父亲负责进货，很有生意经：他赶着自己的大车，专门到唐山进“美孚”“亚细亚”牌煤油，从韩城最好的点心铺“福德斋”进各种点心，总之，酒要进最好的酒，醋要进最好的醋。后来，他们的生意扩展到了北京，开始采买最好的药。

在讲这样的故事时，幺书仪的文字里充满了细节，比如到北京来进药，还详细地写了路线图。这些细致具体的记述，为那个时期的经济生活提供了很有意思的史料，也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多必要的情节和场景。

对此北大中文系教授夏晓虹有着这样的评论：“幺老师的文字与同题材书写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她知道什么是历史的细节，什么是文学的细节。她在知识上给了我们很多新的增量，而我很好奇她怎么判断哪些东西是值得向人诉说的，哪些东西是值得写出来的，我觉得这是要有很高明的训练才能做到的。”

被称为“用水洗过一样新鲜无华的文字”

幺蔼光是两家的“一支香烟”，一辈子不曾分家的两兄弟让他做了他们的“肩祧男”。

兄弟俩辛勤经营着双盛永，积累了殷实的家业，无奈在壮年之后，一个因劳累致死，一个双目失明，双盛永渐渐由盛转衰。两家的儿子幺蔼光一直在长辈的荫蔽之下，直到1937年双盛永停业，还过着没心没肺、无忧无虑的日子……

幺蔼光在双盛永败落之后走了另一条路，他的目标是致富，他要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他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投机行业——做股票。在没有任何靠山和背景下，一切都靠自己从零开始。这个近似于赌博的行业，让他吃尽了苦头，尝尽了失败的滋味。

在他的生意刚刚有了起色的时候，赶上了社会转型，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生于旧社会的幺蔼光和李庚俞夫妇必须重新认识和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开始新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后，幺蔼光在股票市场赚了钱，对于新政权很有好感，觉得新中国也有股票市场，他自己有本事，只要顺应社会，遵纪守法，能够挣钱，就会有很好的前途。1950年秋天，志得意满的幺蔼光在西城区小茶叶胡同14号购置了一所宅子，安下了家。

这是他事业的巅峰，也是走下坡路的起点。

但幺书仪记忆中的快乐童年都在这里，1950年秋天到1953年的春天是他们一家阳光灿烂的时间段。

小茶叶胡同在北沟沿（1949年后更名为赵登禹路）南段的西边，是一条连接大茶叶胡同和回子营（后改名为平安巷）曲曲折折的小胡同。院子分为三进，孩子们在这里肆意玩耍，外院的一亩八分地，种满了玉米、西红柿、黄瓜等各色农作物。

幺书仪在书中写道：“出身刘各庄的父亲喜欢大院子，这个院子里的四季景象，都体现着父亲、母亲和叔祖母对于刘各庄老家的思念。”“在这个院子里可以看到白塔寺塔尖上面的夕阳慢慢消失，里院的枣树年年都携带着希望，春天淡淡的枣花香飘满整个院子，哥哥神气地坐在树上吃大红枣，留妹妹们在树下眼巴巴地看……”“外院像鲁迅笔下的百草园，她常和同学聚在一起逮蛐蛐、抓蚂蚱、追蜻蜓、扑蝴蝶……”这样美的文字屡屡出现在书中，难怪被黄子平教授称为是“用水洗过一样新鲜无华的文字”。

但幺书仪对这所宅子最后的记忆却是卖家具。父亲幺蔼光的“投资失败”，又因为在旧社会中的一些经历被定性为一般历史问题，这些定性给他的家庭和岁月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幺书仪说：“实际上他连资本家都算不上，就是个最普通的寻常百姓。”

幺家从此靠租房子居住。从此，幺蔼光再没能置办下房产。

想方设法渡过难关的生活态度 也成为了幺家儿女永远的榜样

长长的年月中，除了那些挣扎的心事，令幺书仪父母最费心思的还是要养家糊口。幺书仪说：“从1953年以后，我就看惯了父亲和母亲卖东西。”

幺蔼光夫妇一共生育有9个孩子，活了5个。为了把孩子们抚养成人，让他们受教育，幺蔼光什么都做过，做股票、做行商、做装卸工、做临时工、做小工、做锅炉工。他还带着孩子们捡槐花，夜里到处去翻砖头找土鳖卖给中药店，甚至捡马粪卖给农民用做肥料。

幺蔼光捡马粪都是骑自行车，那是一辆他十岁时爷爷买给他的，德国钩字牌。他早上吃过早饭就出门，寻找大车和马粪，自行车后座两边一边拴一个筐，捡满两筐就送到阜成门外护城河边的空地上去晾晒，晒干之后，堆成高一米的长方体，然后论“平方米”卖给生产队的农民。

幺书仪说，父亲和母亲有一个朴素而且传统的观念，就是只要不偷不摸不犯法，干什么都不丢人。“他们为人处世的观念也是最朴素的，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缺吃少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他们也还是想方设法变卖财产，不怕辛苦，让一家大小不挨饿不受冻。”

幺书仪记得，当时和母亲天天计算粮食，“我家有一杆秤，买回粮食先过秤，看粮店有没有缺斤少两；每顿饭也要称，怕定量吃不到月底。”家里吃饭也是由母亲盛饭，姐妹四人加上母亲一个比一个少，还要省出粮来给在外面干重活的父亲。

漫长的岁月中，幺蔼光、李庚俞夫妇既要顾着从小娇生惯养却远在外地工作的大儿子，还要尽力抚养身边四个都在上学的女儿。这期间幺家已经没有了固定收入，困苦可想而知。但幺书仪回忆，家庭关系一直和睦：“那时候有很多家庭为了吃饭而发生矛盾吵架甚至于离婚，可我们家从来没有过，父亲和母亲的生活目标非常清楚，那就是把儿女养大成人。母亲说供孩子们上学，他们能考到哪咱们就供到哪，咱们就苦一阵。”

他始终认为“挣钱养家是男人的事”

幺蔼光过世以后，当幺家的孩子们打开三个柜子和母亲陪嫁的一对樟木箱时，发现里面已经空空如也，他们都呆住了，觉得“母亲和父亲的所有财产都被我们吃光了”。但幺母的话也得到了实现，幺家的五个子女大都接受了高等教育，且学有所成。

所以在幺书仪的心中，即使是最平凡的父母，对于儿女来说也是值得衷心感谢和回报的。“我的父亲母亲花了一生的时间，为我们创造了比他们更好的环境。有了他们的牺牲和努力，我才有能力送我的女儿出国深造，所以实际上我的女儿也受到了他们的恩惠。”

幺蔼光夫妇还有一段奇异的经历，他们在1969年年中至1978年年底“自愿上山下乡”了。两个人在向女儿回忆这一选择的原因时，叙述已经不尽相同，但总之，他们在城里待不下去了，去昌平北流村务农了。那时候，两个人都已经50多岁，且半点儿农活也不会。

刚开始锄地的时候，幺蔼光总赶不上农民们，最初他觉得正常，自己毕竟是新手。后来一个人告诉他，别人都是只把草拦腰割断，并不锄根的，你锄根当然就慢。幺蔼光不解，说：“草根不断，过两天不是又长出来了吗？”对方回答：“长出来再锄啊，反正都是一天的工分。”

对各种农活一窍不通的幺蔼光坚持只自己下地挣工分，男主外女主内，这是幺蔼光从下乡第一天就做出的决定。幺书仪在很多年后才终于理解到，“不让母亲下地”是父亲表达爱的方式，也是他保持自尊的心理防线，因为他始终认为“挣钱养家是男人的事”。

这一对夫妇在艰难竭绝之中从不放弃责任、对于境遇从不抱怨、想方设法渡过难关的生活态度，也成为了幺家儿女的榜样。“他们俩在务农的那10年，居然也可以保持着平常心，他们常常说赶上什么算什么，赶上什么都得扛着。”这些后来也成为了幺书仪认可的观念。

父母去世后，幺书仪也常常检视他们留下的各种资料。幺蔼光也是一个有心人，他留下了大量的个人文书，有账单、股票册子，甚至生产队的记分册，当然也有不少交代材料。“那些边角破烂发黄的、上面的字迹被反复涂改的、在不同的时间用宣纸信笺、高丽纸、片艳纸、再生纸写的字迹”，带领幺书仪一次次进入着父母颠沛坎坷的人生。

几个版本放在一起 能够看到她变得越来越漂亮

幺书仪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著有《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元代文人心态》《晚清戏曲的变革》等多部著作。这部为纪念父母亲而做的《寻常百姓家》是她在做“晚清戏曲变革”研究时产生的动机。

《寻常百姓家》2010年由台湾人间出版社首次出版，2016年，人间出版社又出版了一个节选本，接着就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2022年简体本，几个版本放在一起，能够看到她变得越来越漂亮。

中山大学（珠海）中文系讲座教授黄子平12年前就读到了台湾繁体版，那时候他的第一感觉就是希望出简体版，希望更多的内地读者能够读到。

而很多人提到读这本《寻常百姓家》时，都产生了想回头去看幺书仪其他学术著作的想法。杨联芬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就是如此，她觉得幺书仪作为学者对历史始终怀有一种责任，而她对历史叙述的姿态和方法节制而客观，甚至是谨言的。

幺书仪1975年至1978年曾经在北大附中当老师，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研究员李际宁是她的“老学生”。李际宁说自己在读《寻常百姓家》的时候，也经常会想起老师的《元代文人心态》这本书，书中提到元人的背景、提到当时的社会生活时，经常会用到思想意识、心理变异、精神归宿之类的词汇，而在写家庭自传时，幺老师也展示了这样一种思路，她希望通过自己一家一户的小历史，折射出国家的大历史。

而幺书仪在写作时经常想的是回报父母。她觉得子女在父母的心中分量是重而又重的，而父母在子女心中的分量却没有那么重要，“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需要交换的，可是对于父母那份不需要付出和交换的感情，为什么反而不想回报呢”？

谈到对父母的遗憾，幺书仪觉得自己本来可以为他们做得更多更好。“我母亲特别愿意逛公园，但我忙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觉得那些对我来说更重要，而对于陪父母聊天逛公园这样的事情，总是想以后吧，总是以为会有很多的以后。父母去世了才明白，其实没有多少以后。”

这一份“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让幺书仪一次次听着父母的录音带、翻看一张张父母的文字时，忍不住失声痛哭。“父亲和母亲的许多经历和艰难困苦很少对我们讲，他们两个人一路挑着这副担子走过来，扛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用自己一生的付出给我们创造了尽可能好的生活环境，而且让我们尽可能地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是多么不容易啊！”幺书仪希望后人通过自家的经历，尽可能地了解那一辈人在缝隙中的艰难生活。

那些生动的生活细节就像一幅幅画面 也像一个个电影镜头

幺书仪的女儿洪越在谈话时一直安静地看着妈妈。幺书仪身体不好，基本需要坐轮椅出行，每次都是洪越伴随左右。她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和父母一样出身于北大中文系。她感慨这本书对妈妈的意义非比寻常，因为在姥姥姥爷去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写这本书成为了妈妈继续生活的动力。

洪越对姥姥姥爷的记忆都是美好和温馨。在姥姥姥爷晚年居住的高碑胡同的一间半窄房里，她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最快乐的时光。她记得“姥姥常常讲她小时候的故事，比如她十八岁嫁给姥爷的时候不会做家务，结果一年之内把家里的碗都打碎了。她还爱讲鬼故事。”洪越也怀念在姥姥姥爷家度过的无数周末和寒暑假，记得有一阵儿姥爷卖水果，每天晚上一家人都把放不到第二天的水果挑出来吃掉。“那一阵子，我吃了很多水蜜桃。”

李际宁作为幺书仪的老学生，私下里称她幺老师，称幺书仪的爱人洪子诚为洪叔叔，“因为我爸爸跟洪叔叔是同事。”他读老师的书从情感上就有一种亲切感，而对于老师的文笔，他摇摇头感叹说：“没有办法，我们都学不会。其实在北大附中上学时，我读了一点点古文、一点点诗歌，给我影响最深的就是幺老师在校的那段时间。”

可是李际宁也感觉到，在北大附中任教的那一段时间，幺书仪写得最少，对他们这些老学生而言有点儿不解渴，“但我也理解，这一部分可能就是特别不好着墨的，也是老师生活发生转折的时段”。

幺书仪听了李际宁的话回忆说：“我特别怕当班主任，真跟这些孩子弄不好。那时候有一个孩子，他特别讨厌我，我推自行车从校门进楼的时候，他能够从三楼准确地吐一口痰在我头顶上，然后他们在上面哈哈大笑得不得了。没办法，我只好赶紧到厕所洗头，再去上课。”可见在北大附中那几年幺书仪也是难过的，那正是知识无用论流行的时候，而她回忆的这一场景，大概会使她想到父母一生的艰难和不易，较之这口痰更为沉重和不堪吧。

《寻常百姓家》里有很多富有传奇性的人生段落，体现出的是一个家族人身上独特的气质和精神，包括最可贵的人格精神。它的可读性很强，那些生动的生活细节就像一幅幅画面，也像一个个电影镜头，充满了魅力。很多地方只用平淡的几句话，就给人留下感情波澜，很多人说读的时候常常想哭。

幺书仪说，其实我理解父亲和母亲也需要一生的时间，因为一个人能够理解的事情都与年龄密切相关。这不由得令人想起美国作家爱默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将变成主观，确切地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