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志人小说集，所谓志人小说是指魏晋南北朝流行的专记人物言行和历史人物传闻轶事的一种文体。
寄情文史，编就《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志人小说集，所谓志人小说是指魏晋南北朝流行的专记人物言行和历史人物传闻轶事的一种文体。
关于这部书的作者，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主编而成于众手，持此观点的，以鲁迅为代表；另一种认为是由刘义庆一人编写而成，持此观点的，以《世说新语研究》的作者王能宪为代表，同时古代大部分著书目录也都把刘义庆作为《世说新语》的著者来看待。无论哪种观点，都无法否认刘义庆对此书的编撰之功。刘义庆属于皇族，是南朝宋武帝刘裕之弟刘道怜的儿子，被封为南郡公，后来过继给了叔父临川王刘道规，袭封临川王。
《世说新语》最初称《世说新书》或《世说》。西汉的刘向曾著有《世说》一书，可惜已经亡佚。学者余嘉锡认为刘向《世说》的内容上述春秋，下迄秦汉。刘义庆沿用其体例，时间上与刘向《世说》相续，因此取名《世说新书》，以示区别。像《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只题《世说》，是省略的称呼。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至于《世说新书》何时改名《世说新语》，目前没有确定的意见，但自北宋晏殊系统整理删定后，《世说新语》就作为通行的名称流传至今了。
今本《世说新语》为三卷，主要记录了东汉末至东晋时期二百多年士族阶层的逸闻琐事和言行举止，其中魏晋，特别是东晋时期的内容占了主要部分。当然，书中所记人物并不限于士族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徒，其言行凡有值得称述者，都有记载。据统计，全书记事一千一百三十余则，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每一类都表现了士族名流思想和生活的一个侧面，各门综合，便体现了魏晋士人整体的风度和精神风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历史、道德、哲学等方面的状况和特征，无外乎被鲁迅称为“一部名士底（的）教科书”。
讲到这里，我们不禁有个疑问：身为皇族、临川王的刘义庆为什么不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反而花费十余年时间编纂这样一部小说集呢？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刘义庆本人的性格有关。众所周知，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动荡与分裂时期。东汉末年政治败坏，引发了黄巾起义，天下大乱；随后军阀割据，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西晋虽然实现了统一，但不久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北方游牧民族趁机南下，中原地区遂成为诸族斗争的战场。东晋建立后，偏安东南，阶级矛盾依然没有调和，农民起义不断，最终刘裕取代了司马氏政权，建立了刘宋王朝。然而，刘宋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仍十分激烈复杂。史载，刘裕死后，为了争夺帝位，皇子们互相争斗，刘义庆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转而寄情文史，广纳门士，以著书为乐。
此外，就刘义庆本人来说，他年轻时曾跟从伯父刘裕征战，做过东晋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豫州刺史等职，刘宋建立后，他又以临川王身份历任侍中、中书令、荆州刺史等要职，但政绩却乏善可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刘义庆本人并不热衷于国家事务，特别是不愿意卷入权力斗争。史料记载，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热爱文学的刘义庆，还与文学之士相交游，当时有名的文士如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都曾受到他的礼遇，加之受当时追慕魏晋风度之风气的影响，于是刘义庆编纂了《世说新语》一书。其实，除了这部书外，刘义庆还著有《徐州先贤传》《典叙》《幽明录》《江右名士录》等，但多已亡佚，只有《世说新语》一书较为完整地流传下来。
刘孝标作注，增添隽永光彩
《世说新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魏晋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生活，但当时或掇拾旧闻、或记述近事的笔记小说也有不少，若仅以此书本身的内容分量论，恐怕较难成为传世之作。这部书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还得益于南朝（宋到梁间）学者刘孝标为此书作了注。
刘孝标一生经历可谓坎坷。他本名法武，平原（今山东平原）人，生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出生不久便失去了父亲，母亲带着他和哥哥法凤回到乡里。不料，宋明帝时，青州被北魏攻破，法武被人口贩子领去卖给了富人刘实。刘实见他聪慧好学，便教他读书。法武十分刻苦，读书常常到天亮。南朝齐武帝时，法武与哥哥一起来到江南，改名峻，字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就是从此时开始的。
刘孝标的注主要有以下特点：
首先，引用文献颇为宽泛，且尤以史著为重。据统计，注文引用的三百余种书籍中，属于经部的仅占十分之一，而且在引用次数上也不多，而引用史传书籍则十分频繁。值得一提的是，刘孝标所引史籍，后世逐渐散佚，刘注起到了文献保存和流传的功用，因而得到后世史家学者的重视。
其次，在加注方式上，刘孝标的注大异于汉儒传统的经注，它既不囿于文字、章句的训诂，又不偏执于文章义理的阐释，而是将注的重点放在所注人、事的真实性上，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构成了刘注的本质特征。也正是这种注法，赋予了《世说新语》沉厚、可信的历史资料性和社会实证性，大大提高了这部书的文献价值。
第三，在注释体例上，刘注与魏晋南北朝阶段出现的新派注释趋同，即与稍前产生的《三国志》裴松之注相类似，具有广搜传记和世谱、博采群书、缘史增异文、注文多于正文数倍等特点。
最后，刘孝标在求真、求准思想的指导下，对《世说新语》进行了相当审慎的校勘纠谬工作。他遵从司马迁“疑者网焉”的原则，承继郑玄的依文意来断定错讹衍脱，用他校、理校等方法，对《世说新语》进行了全面的疏通和整理，使其更加完善。
正是由于以上特点，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四库全书总目》记载说：“孝标所注，特为典赡。高似孙《纬略》极推之。其纠正义庆之纰漏，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鲁迅先生也说：刘注“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世说新语》“惟赖是注以传”。
《世说新语》的影响和价值
《世说新语》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对后世笔记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仿其体例而成的作品历代有之，比如唐代刘肃的《大唐新语》、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代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代到近代则有何良俊的《何氏语林》、王晫的《今世说》、易宗夔的《新世说》等等。此外，《世说新语》中的不少故事，成为后世戏剧小说创作的素材，比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取材于《假谲》第九则“温公丧妇”，又如《假谲》第二则曹操令士兵望梅止渴，后来成为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生动情节。此外，像“管中窥豹”“皮里阳秋”“鹤立鸡群”“曹操捉刀”等常见常用的成语典故，也出自其中。
这部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
首先，通过此书，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和名士风度。这部书以大量的篇幅记叙了魏晋名士清谈、饮酒、服药、隐逸的故事（尤其集中在《文学》《任诞》《栖逸》诸篇），这种率真放任、适性尽情的精神特质和言行风范，被后人概括为“魏晋风度”或“名士风度”。魏晋风度的形成，缘于汉末魏晋之际，政治极为黑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黎民百姓生活困苦。而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争权夺势，干戈之声不绝于耳，虚伪仇杀举目皆是，文人士大夫也不免遭受杀身之祸。魏晋名士既要全身远祸，又要填补精神上的空虚，缓解精神上的痛苦，于是有的人选择隐居遁迹，寄情山水；有的人耽溺于酒色，佯狂放荡不羁；还有的人论道谈禅，显示其高雅不俗；更有人服食药石，祈望益寿延年，等等。应该指出，书中体现的魏晋风度包含了不少消极颓废的成分，是当今应该予以否定的，但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也真实反映了魏晋士人的心理状况。
其次，书中表彰和赞扬了一些高尚人物及其行为，例如《德行》第九则记荀巨伯远行探友，并在危难之际重义轻生；第十一则记管宁轻鄙金钱，蔑视权贵；第四十则记殷仲堪借鉴自律并以此教育子弟。《文学》第六十八则赞扬皇甫谧为左思《三都赋》作序，奖掖后进。《贤媛》第二十则记陶侃用公物孝敬母亲，陶母拒收并对其进行责备，表现了这位母亲高洁的品行。《自新》第一则叙述了周处悔过自新，造福乡里的故事，肯定了弃恶向善的可贵精神。同时，书中也揭露了统治阶级贪婪奢侈、凶残暴虐的本性。像《汰侈》通过集中记录石崇、王恺这两个人物的言行来反映当时豪门世族穷奢极欲的生活，石崇竟杀侍女来劝酒，视人命为儿戏，令人发指；《俭啬》中描写王戎既富且贵，却又吝啬异常，讽刺贪婪聚财者可谓入木三分。总之，《世说新语》中体现出来的弘扬美善德行、揭露黑暗丑恶的立场和价值观，在今天仍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世说新语》以文笔简洁明快、语言含蓄隽永著称于世，往往只言片语就可以刻画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征，鲁迅曾评论这部书：“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的确，《世说新语》善于抓住每个人物的特征，作写意式的夸张描绘；善于运用对比，突出人物的个性；善于把记言与记事结合起来，情节曲折，富于戏剧性，读之余味无穷。这不仅为我们研究魏晋时期的语言文学提供了宝贵史料，写作手法更值得当代文学家研究和借鉴。
可以说，《世说新语》是一部蕴含思想深度、文学历史价值和玄远哲理的文化宝典。
本文来源：《月读》2015年第8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