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认为，在碳中和的大潮下，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碳中和就是要构建零碳金融体系，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也是中国构建一个新的中国模式金融体系的机遇和抓手。当前全世界正处在同一个出发点，金融业要抓住这个机遇，在支持实体经济的过程中构建零碳金融体系，走在世界的前面。

“当前绿色金融产品还是行政化定价”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之一。根据央行此前公布的数据，2021年末，中国绿色贷款余额15.9万亿元，同比增长33%，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一。2021年境内绿色债券发行量超过6000亿元，同比增长180%，余额达1.1万亿元。不过，多位专家指出，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实践距离实现“双碳”目标的需求还任重而道远。

“从总体上来看，到2020年末，绿色金融占整体总融资的比重只有4.6%，绿色债券占存量银行债券比为0.73%，这个比重是很低的。在绿色金融里，以银行为主体发放的绿色信贷占比高达90%，远远超过了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存量比重的60.2%。大家知道，在零碳金融里面相当部分需要资本市场的债券。靠银行信贷支持绿色融资是有天然短板的，风险偏好不匹配，也不方便，同时投资不稳定，风险周期比较长，我们也缺乏完善的绿色机制。”朱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从现在狭义的环保走到根本的零碳来支持整个经济碳中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生态的金融新模式，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也是一个很大的机遇。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融系教授、系主任何平认为，从严格市场化的定义来看，目前中国的绿色金融产品，包括绿色贷款、绿色债券都属于准金融产品，“当前绿色产品的定价并不是市场化的，比如说绿色贷款，说降息0.5，这0.5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企业信用评级采用了绿色手段带来了更低的违约率，使得0.5是合适的吗？并不是。这和我们采用的财政手段、碳税没有本质区别，依然属于行政化的定价”。

何平认为，绿色金融市场最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就是绿色金融产品的定价，未来绿色价格唯一的定价就是它可能带来企业利润上的差别或者违约率上的差别，从而体现在绿色产品价格当中。

张晓燕则从绿色金融产品的结构方面提到，目前中国市场上ESG投资主要以信贷、基金、债券为主，以固收为主，但对比来看，很多国家更注重权益类产品。因此中国的绿色投融资体系还处在起步和加速阶段，未来前进的空间非常大。

“制定转型战略和政策框架是金融业当前最大挑战”

在本次论坛上，多位专家也就绿色金融发展给出了建议和方向。

何平认为，需要建立完整的碳排放交易核算制度，把碳排放权在内的生产者，以及林业的生产者、种植者之间进行科学分配，或者确定碳汇和碳排放权的转换比例，平衡整个社会固碳和排放的发展趋势和生产激励。

“信息披露是市场机制发挥有效作用的重要基础，也是投资者能够明确地去识别相关风险、收益、成本的重要标准。同时对监管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抓手，既可以提升市场的透明度，也是维护市场纪律的重要手段。”中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谈从炎提到，当前中国的信息披露正在不断完善中，未来还可以继续发力，包括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占领一席之地、基于国情制定标准、与现有的信息披露制度有效衔接、明确信息披露目的、建立一套完整的披露体系等。

张晓燕提到，除做好信息披露和市场监管等方面的配套措施外，还要在投资端重视对投资者的教育，重视机构投资者的力量，鼓励他们进行绿色零碳投资，“对于融资端来说，绿色产业的股市回报是非常好的，希望交易平台和监管构建完善的绿色市场服务体系和投融资的相关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则强调，关注金融支持和气候变化也需要关注到生物多样性保护，“我们现在普遍认为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是重要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来源。只有切实防范相关的金融风险，才能保证金融行稳致远。”

王信透露，具体到应对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金融风险，中央银行已经开展针对金融机构的气候变化压力测试，即从微观层面测试。此外正在研究通过宏观经济的变化可能影响到产业，从而影响到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的表现，即宏观层面的压力测试。

“整个碳中和其实是在根本上颠覆性地再造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及整个经济结构，从高碳走向低碳，能源革命、经济创新重塑整个制造业。金融业必须在这个过程中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朱民认为，在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为了发挥好金融的关键作用，化解金融风险等诸多问题，需要从构建宏观框架开始。

朱民表示，我们需要制定转型战略、路径和政策框架，在这个阶段，金融业转型战略路径和政策框架特别重要，构建碳中和目标下新的风险偏好、激励机制、披露体系，服务创新，构建风险管理系统、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从战略和技术到治理机制的充分准备，做好数据基础和数字化基础、知识能力和人才的储备，这是金融业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 (马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