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一个纪录片摄制组进入北京十一学校，拍摄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这所高中实行大学常见的“走班选课制”，学生自主选择导师，老师的办公室搬进教室，学校设置了能让老师及学生畅所欲言的讨论式课堂，还设立了一个名为“学生内阁”的学生组织……

十年后，2022年2月底至3月，正片共4集、每集35分钟的纪录片《真实生长》在腾讯视频播出。在看片会上，长大后的纪录片主人公周子其、陈楚乔、李文婷坐在台下。导演张琳说：“他们一开始看到镜头里十年前的自己，会羞涩地捂住脸，然后释然，跟着镜头里那个稚嫩的自己笑出声……”

张琳最初接触这个项目是在2014年10月，彼时，三个主人公刚升上高三，片名还叫《教育突围》。在张琳接触片子的八年间，片子同样经历了“真实生长”，从只记录一所中学的教育改革事件，到关注这场改革中真实的“人”。这一变化，也关乎中国教育近年走过的“荆棘之路”，而《真实生长》的播出契机则与最近一年全国推行的“双减”政策有关。

近日，张琳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影像】

三位主人公的青春记录

作为腾讯视频纪录片在2022年推出的首部“人间真实”系列作品，由腾讯视频、西米视觉、环球瑞都联合出品的《真实生长》历时十年，以长线跟踪的拍摄手法记录了三位95后少年真实生动的成长历程，努力探寻驱动他们人生前进的力量，发现青春的更多可能性。

纪录片《真实生长》的第一个叙事段落是新生军训。一个晚上，历史教师李亮在新生讲座中介绍了他对自由的理解，以及学校的游戏规则。下课后，新生周子其当即找到李亮，与之展开辩论：“您认为在军训中，不让460个同学擦汗，是不是违背了我们的公共意志？如果军训的道理和人性相违背，我是遵从人性还是道理？”李亮回应：“勇于吃苦，勇于挑战困难也是人性。不是说，任何条件下，我们都必须趋利避苦。为了更广泛的人性，我们可能就不去趋利了。你不擦汗，锻炼了你坚守规则的意志。‘有汗不要擦’是一种模拟的教育环境，来拓展个人意志。”

几天后，时任北京十一学校校长的李希贵收到了周子其论证“军训改革必要性和改革方向”的万言书。再之后，十一学校初中部军训取消，高中部军训减少两天。周子其的另一封“上书”则关于学生恋爱。周子其是个戴眼镜的男生，爱挑刺的非典型学霸，喜欢历史，这部纪录片的三个主人公之一。

另外两个主人公是女生：陈楚乔爱好文艺，计划出国留学，一边准备SAT考试，一边筹拍电影《极度恐慌》；李文婷来自山西，是个一心向学但颇有主意的乖乖女，服从规则，对“学生内阁”这类组织并不感冒。

高中三年间，他们过得如何？毕业七年间，他们又有哪些变与不变……这是一次对不同家庭背景、性格迥异的三位主人公的青春记录。他们一步步通过独立思考与判断，摆脱原生家庭的束缚，平衡理想与现实，找到并实现自我价值。

【导演阐述】

“这是三个孩子寻找内驱力的故事”

羊城晚报：这部纪录片是如何起源的？

张琳：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发布。2011年，北京十一学校被确定为国家办学体制和高中特色发展改革试点。学校从2011年开始在部分班级实行走班选课，到了2012年，整个新生年级开展这次改革。一群教育线记者看到这所学校的改变后很震惊，发觉做一条新闻或电视专题报道，涵盖面太窄，便凭着热情和直觉通过纪录片来记录和观察这一社会变化。

羊城晚报：你们为什么会放弃《教育突围》这个最初的名字？

张琳：这场改革的确是一场教育突围战，但我们做完5集片子后，很快意识到作为独立拍摄的第三方，无任何立场评判这次改革的成功或失败。2016年，走班选课制与导师制，已在北京市的试点学校逐渐推广开来，如果依然聚焦事件本身，会减弱片子的价值与时效。项目被暂时搁置，团队也散了。不过，哪怕只剩我和发起人，我们依然保持同三个孩子的联系与拍摄。此时，我的身份也转变成导演，开始寻找有价值的主题重新串联素材。

羊城晚报：什么时候想到要调整主题方向了？

张琳：我带着纪录片去了釜山、广州等地的业界活动。我经常需要用20字描述该片的重点，当时的表达是“在一所中国顶尖的中学里，看到了理想的教育与社会之间的鸿沟”。在广州纪录片节上，周浩导演挑中该项目，随后，腾讯视频也愿意作为投资方和播出方，项目终于回到正轨。

羊城晚报：所以，你的20字描述也发生了变化？

张琳：是的。我们决定将表达方向落在三个主人公的成长故事上，那句话变成了“这是三个孩子寻找内驱力的故事”。“鸿沟”还在，但不再是整个故事的重点，它藏进了人物故事里。

“只有根系非常发达，才能不断向上生长”

羊城晚报：你还记得第一次进十一学校的场景吗？

张琳：第一次进学校是和老师联络拍摄的事。我印象深刻的倒是周子其和他的三个死党毕业后回学校，再和李亮老师沟通、辩论的场景。学生的确长大了，李亮还要不断面对下一批孩子，并试图把不一样的理念传授给学生。他们已经能看到第一批以这样的模式走出来的学生的所思所想、人生轨迹。

羊城晚报：你们当时拍摄时会有类似剧本大纲的本子吗？

张琳：没有。纪录片导演要在拍摄现场隐藏自己，不让拍摄对象感受到他被拍摄，但不排除有些“人来疯”的孩子。导演会在每天拍摄前，告诉摄影师重点关注的方面，摄影师会在现场做分镜头脚本。我们在剪辑时厘清故事梗概，再进行一次分镜和组接。

羊城晚报：你们拍了近1000小时的素材，最后剪到只剩两个多小时，不可惜吗？

张琳：的确有很多观众反映，希望我们把拍摄的素材都放出来，但对于纪录片制作而言，拍摄本身只是过程，不是目的。很可能，讲故事的目的会在非常晚的时刻才能浮现。这同导演对拍摄对象的理解角度有关。1000小时的素材，换一个主题去剪辑，会是完全不同的片子。

羊城晚报：所以，你还会用这些素材剪一部新片吗？

张琳：有这样的规划，但要看出品方的整体安排。因为目前这4集播出后，大家明显对这所学校发生的事和这三个孩子非常感兴趣。

羊城晚报：你想通过《真实生长》这个片名表达什么？

张琳：他们就像植物一样，只有根系非常发达，才能不断向上“生长”。在这个关于教育的故事里，我们去探寻激发每个人的内驱力，以及激发他们真正不断向上生长的根基。同时，他们在高中发现自己是谁，遵循自己的规律生长，这种成长更接近于“真实”的定义。在学校，每个人的本性被看到，而且得到了回应。他们的部分特质在这里得到激发和生长。

羊城晚报：怎么想到让周深来唱片尾曲？

张琳：寻找片尾曲的那段时间，我正好在系统听周深的歌曲，听到这首《白墙》时，发现它从内容到曲风都很合适，那句“漫长路如何独自前往”就是三个孩子如何寻找内驱力去度过以后人生的故事。观众对片头、片尾曲的理解往往是循序渐进的，昨天还有观众跟我讲，他看到第三集时，意识到了主题曲与故事的联系。

“‘把孩子当人看’一定是好的理念”

羊城晚报：到这个学校之前，你的困惑是什么？现在找到答案了吗？

张琳：这样的教育模式我不在乎它能不能推广，但在乎好的教育理念如何推广到学校、家庭和社会更多地方。

羊城晚报：你指的是哪些理念？

张琳：比如，“把孩子当人看”。这句话可能很奇怪，但在各式教育中，很多时候我们会以某种功利目的来评判你接受教育的成果，这个过程会忽略孩子的个性。问题来了！相比较让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考上清华、北大重要，还是尊重个性的教育重要，这种讨论非常复杂。但是，“把孩子当人看”一定是好的理念。

羊城晚报：在尊重个性方面，你还有哪些观察？

张琳：片中呈现了很多学生、老师、校方之间辩论的场景，这种气氛非常宝贵。当时，关于学校的教育改革，大家有冲突，但可以商量、探讨。老师之间，老师、学生之间，甚至学生内部，有足够容纳讨论和争议的空间。这一点，哪怕脱离这个故事，甚至脱离教育本身，也依然宝贵。

羊城晚报：这个学校的小班课堂对于中学教育而言，是不是有些理想化？

张琳：片子会有一点点误导。我们很自然地从创作角度出发，没有呈现学生上必修课等普通中学能看到的场景，的确造成了一些误解——这是私立学校吗？这些孩子以后都出国吗？他们都是富二代吗？所有课都是8人小课堂吗？……显然不是的，片子呈现的只是冰山一角。

“没有太多人的青春被这样仔细记录过”

羊城晚报：你们是如何选出这三个主人公的？

张琳：我们摄制组驻扎在学校，最初进学校的两三个月时间，我们天天跟孩子对谈，拍摄社团活动、“学生内阁”等显而易见的事。当时，我们确定要拍完全不同的孩子，想看看全新的理念和环境如何影响他们。我们最早定下周子其，就是因为第一集的第一场戏，他和李亮讨论军训与自由意志的关系。他太能折腾，口才又好，明显是一个在学校如鱼得水的孩子。第二确定的是李文婷，当时学校里大多数是北京的孩子，他们对采访不陌生，但我们在人群中能一眼看到文婷的羞涩和怯懦，反差感很强。最晚确定的是陈楚乔，在我们不断的对谈中，陈楚乔的表达冷静、精准、真挚，几乎是赤裸地去谈论她是谁、她的困难和弱点，非常难得。

羊城晚报：听说你们做了看片会，这三个孩子当时在现场有什么反应？

张琳：他们的反应特别逗。我很清楚哪个孩子会在哪场戏出场，所以，播到那场戏时，我就去看他们的反应，发现每个人在自己的首次出场时都在捂脸，有些不好意思。我很欣慰的是，虽然他们忘了很多当年事，但没有觉得那不是自己。他们也感到幸运，因为没有太多人的青春被这样仔细记录过。

羊城晚报：恐怕他们对一些事情的见解也发生了变化吧？

张琳：是的。无论是对自己当时做的事，还是他人对自己的反馈，大家都能一笑而过。那次看片会气氛很好，当片子播到15岁的李文婷说“学生内阁”干的事情没什么意义时，全场哄堂大笑。其实，我们在后来跟拍的过程中，对他们人生每个阶段的变化都有捕捉，能反馈到我的，多是一些不变的事。

羊城晚报：哪些不变的事？

张琳：他们觉得起码在高中这三年的生活中，都实现了自我启蒙，开始了解我是谁，我想以怎样的方式度过我的人生。这种启蒙一直伴随他们进入大学、步入社会。他们告诉我，高中教会了自己如何作选择，所以，他们之后面对选择和下决定的时候，不会太纠结、患得患失。这种启蒙像一粒心中的火种，帮助他们度过之后的岁月。

羊城晚报：你这八年一直保持和他们的联系吗？

张琳：是的。同他们个人化的联系，也让我的人生有了获得感。我高中时，就是像李文婷一样的女孩，把高考作为那三年中最重要的目标，从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她现在进了银行系统；我和周子其的教育背景相似，我是清华毕业的，他考上了北大，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话题，他现在在做留学咨询相关的事情；陈楚乔很快就成了我的同行，交集很多。从他们大三开始，我就不把他们当孩子看了，我们之间现在是朋友间的交流。

“赢在起跑线，不如保有内驱力”

羊城晚报：跟着这场教育改革走过八年，你对于片中学生“赢在起跑线”这类说法，有怎样的理解？

张琳：观众能明显看到像周子其这样非常有才华和潜力的孩子，读到高三时就已经想“躺平”了。他们的确赢在了起跑线，但可能跑不动了。有些孩子没有赢在起跑线，按照正常轨迹成长，但由于一直有内驱力，只要给他一点机会，他就能百米冲刺，这不更好吗？

羊城晚报：当周子其高三出现躺平心态的时候，就你的观察，他之后是如何寻找内生动力的呢？

张琳：他的动力也没有消失过，就是对于历史的热情。但他受到了一些压力，父母是为他大学付账单的人，他没有抗争的动力。他是一个有人性弱点的普通人，在每个阶段都努力修正自己的位置，继续平衡目标和现实困难，比如，如何赚钱、找女朋友、达到父母的期望。

羊城晚报：这个过程应该挺痛苦的，因为要不断地修正自己？

张琳：是的。作为创作者，我曾对周子其有偏见，某个阶段，觉得他浪费了一身武艺，未能继续追寻梦想。但是，随着我自身成长，逐渐理解了他遇到的难题。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能否快速实现理想，而是不要失掉内驱力。我记得在他大学的最后一次采访时，他给自己新的修正道路是说要先去工作赚钱，40岁“退休”，找个地方教历史。

羊城晚报：他在很努力地寻找折中的路。

张琳：他不会因为暂时找不到路而过分痛苦，这是一种进步和成长。他高考“考砸了”，分数不够父母期望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就上了北大历史系。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关注现实的理念和北大的历史治学有冲突，同时，周围更为厉害的同学也给他造成了挫败感。他在大二时修正了道路，修了经济学的双学位，客观造成他在大学过得非常累。之后，他接着寻找折中道路，读了芝加哥大学的公共政策专业，用数学模型去解决现实问题，找到了这个阶段的最优解。但没想到，这两年遇到了疫情。所以，他的抱负可能还会经历一段过渡时期。

羊城晚报：“十一”模式有没有向全国高中推行的可能性？

张琳：它存在于全国的高中，不少试点中学推行了走班选课制度，只不过没有大张旗鼓，也不够普及。它的确跟学校有没有资源去支撑这类教育模式也有关系。

“三个主人公的故事还会继续”

羊城晚报：你希望这部纪录片的受众是谁？

张琳：第一批受众一定是家长。其次，我特别希望正在经历青春期的下一代年轻人来看这部片子。故事中，主人公的成长环境、所思所想、鲜活面貌，是我很难在其他媒介作品中看到的。

羊城晚报：片子播出后，哪些反馈让你印象深刻？

张琳：由于我们把故事落到了人身上，以至于主人公当年面临和思考的问题会引发一代代人去持续思考，唤起观众对校园青春的共鸣。如果说，《真实生长》是一部青春剧，我也不反驳，里面的确有非常好的青春故事，且比市面上多数青春剧更真实、鲜活，关于人在狂妄和惆怅之间的青春中，如何找到自己。

羊城晚报：你觉得他们找到自己了吗？

张琳：他们找到了自己，但并不意味着这样就万事大吉。虽然，他们在高中时代，能够清醒挖掘“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的意识，比如陈楚乔已非常明确视创作为一生的事业，但并不意味其今后的人生会非常光辉。三位主人公都长成了珍贵的普通人，在走向大学、社会的过程中，会不断遇到挫折、修正自己。

羊城晚报：很多观众看完这部片子，想到了经典纪录片《人生七年》，你们还会接着记录这三个主人公的故事吗？

张琳：一定会。我们也不排除在该项目之外，制作其他影片。我们现在依然跟拍他们。下次能够跟观众见面的故事，一定拥有完整的表达，是值得被提出的问题、被讲述的故事，而不会按照工作、结婚这类人生节点来建构主题。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龚卫锋

编辑/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