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楚汉”，不少人会立即想起“相争”二字，以项羽、刘邦为主角的楚汉争霸，是华夏历史上一场风云变幻的大事件。不过笔者这里说的并非此事，而是作为一种重要文学体式的赋，它的产生与成长概况。赋“兴楚而盛汉”，这是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的；在这个语境里，说的就是赋的兴起和繁盛，它与楚、汉关系密切，应该是楚与汉“相生”结出的一个硕果。
“赋”在上古，原是个多义词。它可以指“赋税”，也可以是“给予”的意思，还可以做一种“不歌而颂”的表达方式，又可以将它当作一种“直陈其事”的书写方式，如《诗三百》“赋、比、兴”的“赋”，还有就是将它视为文学写作的一个品类、一种文体。汉代刘熙解释说：“敷布其义谓之赋。”（《释名》）南朝梁刘勰又解释为：“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他们所说的“敷”（敷演）加上“铺”（铺展、铺张），基本上就是赋的文体写作特色了。作为文体，赋也要写出事物的客观意“义”和作者的主观心“志”，但是它不同于诗和其他文体之处，就是要写得更加“敷”和“铺”，在意义上和文字上都如此。战国之前，赋作稀见，只有郑庄公的《大隧赋》等，而且篇幅短小，“敷”“铺”特色不明显，不具代表性。赋体的正式兴起，是在战国中后期，代表作者有荀况、宋玉等。荀况有“赋”多篇，其《礼赋》写“礼”，但先不说出“礼”字，只是围绕“礼”的性状、作用、效果等，多方面展开描述，“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绕了一个不小的圈子，然后就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请教“王”是什么意思？好像是在出谜。接着写“王”的答复，但他也不正面说出“礼”字，而是说“君子”对它怎样，“小人”又对它怎样，“得之”怎样，“不得”又怎样，“匹夫”怎样，“诸侯”怎样，如此又绕了个圈子，最后才说：“请归之礼。”以大篇文字从各个方面来描述一个主题、一个对象，这就是“敷”与“铺”的写法。宋玉的赋稍有不同，主题不再是某个概念，而是某个物象或某件人事，不过语词更加丰富，“敷”“铺”手法更加讲究，如《神女赋》写“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近之既妖，远之有望”，或譬喻，或形容，“近之”“远之”，从多角度多方面入手，极言其美丽无比。此种写法，前无古人。宋玉本是战国后期楚人，荀况原籍赵，后至楚任兰陵令，也可以算楚人；由此可以说，赋这种文体“兴于楚”。
也有人认为，比荀况、宋玉稍早的屈原就是一位赋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赋”类第一则就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将屈原作品全部归入“赋”。不过这样理解有点勉强，因为屈原作品虽也“铺采摛文”，但他还是以“写志”“抒情”为主，与赋的“敷”“铺”写法有所不同。当然“辞”与“赋”在文体上属于近亲，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又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括宇于楚辞也。”宋玉是屈原的学生，他既写“赋”，也写“楚辞”，他的《九辩》《招魂》都属楚辞，他的赋是从楚辞演变而来的。故而“辞”“赋”连称，甚至“辞赋”合称，史上常见，不能算错误。
清代彩绘本《屈赋》
秦始皇对文化事业采取打压政策，甚至做出“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等恶行，故而总体上“秦世不文”（刘勰语），虽然“颇有杂赋”，但不成气候。刘邦建立汉皇朝之初，忙于巩固政权，清除异己，一心想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藐视文学人才，曾当众辱骂文士，并有“溺儒冠”之不雅行为，而吕后及惠帝，文化修养低下，对文学毫无兴趣，所以汉初二十馀年，文学发展土壤贫瘠，赋的发展受到抑制。
赋在汉代的写作，最早或可追溯到刘邦身边的才士陆贾，其作品在《汉书·艺文志》里有著录，但他这方面的才能未受到重视，作品后世不传，故而只能从稍后的贾谊（前202—前170）说起。贾谊生活于文帝时期，青春年少，才华出众，很快进入朝廷，深受汉文帝赏识，汉文帝打算提升他任公卿高官，但是他的一些主张，触怒了朝中一批资深老臣，丞相周勃、太尉灌婴等向文帝施压，说“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要求驱逐贾谊。当时文帝践祚未久，得罪不起这批元老重臣，只好将贾谊外放为长沙王太傅。贾谊被斥，写下不少著名篇章，其中即有《吊屈原赋》《鵩鸟赋》等。前者写屈原悲剧遭遇，“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后者借鵩鸟为题，抒写“拘士系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的心志，文章不但“铺采摛文”，而且颇“体物写志”，遂成为汉代赋史上的第一批成熟杰作。贾谊之后，赋作者渐多，作品不断涌现，开始出现“盛于汉”的局面。
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位诸侯王，即淮南王刘安和梁王刘武。他们先后“王膏腴之地”，权势盛极一时。《汉书》本传载“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刘武为文帝次子，景帝胞弟，武帝叔父。他在击败吴楚七国之乱中立有大功，更见亲贵。刘武性格爱好亦类似，《汉书》本传也载他“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加上从暴乱失败的吴王濞府中转来一批文士，包括羊胜、公孙诡、邹阳、枚乘、庄忌等人，王府上下，人才济济。为何当时大批文士涌向王公幕中？这与最高统治者皇帝直接有关：文帝崇尚敦朴，景帝则“不好辞赋”，文士如在朝廷，觉得无以发挥才情，无奈只好投奔到外地王府里来了。司马相如为显著一例，他在景帝后期已入朝求仕，但被安排为“武骑常侍”，任务是跟着皇帝出猎去“从格猛兽”。这岂非要他去“狗拿耗子”？他实在不感兴趣，便辞职回家，又跟着朋友投奔到梁王幕中。众多文士先后群聚王府，撰写各类著作文章甚多，《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淮南王《内书》《外书》数十万言，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赋作有很多，如《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群臣赋”不必说了，那淮南王名下竟有如此多的赋？显然是门下文士所凑成。此外，“群臣”个人也有不少赋作著录，上述诸人都有。显然他们在王府里以作赋逞才取乐，这已经成为当时文士惯常之事、流行风气，也是迎奉取悦王公的手段。可知此时赋的写作，已进入“盛”的状态了。
尽管如此，汉代赋的发展高潮，还必须等到武帝时期才真正出现。武帝之前（即文、景时期），虽然已经形成不小的赋的写作群体，但由诸侯王的地位所决定，这些群体僻处一方，其影响范围自然有限。武帝最初读到司马相如《子虚赋》，竟发出“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的感慨，此事本身表明当时赋作的流传范围及影响力实在不大。但汉武帝大异于前帝，他不仅政治上“雄才大略”，对于文学的态度也与前代不同。他本人爱好文学，且小有才情。他登基不久，即“以文学为公卿”（《史记·孝武本纪》），放开手脚实行“选豪俊、讲文学”政策。在最高统治者的赏识鼓励下，文士很快群聚朝廷，而各体文章写作随之振兴，其中赋最为突出。上举《子虚赋》事即其例，武帝得知其作者并非古人后，便立即将司马相如从蜀地召来京城，要他续写《上林赋》，并让他常侍身边，陆续写出《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等。武帝读后，多次“善之”“大悦”，甚至欣赏到“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的程度。相如受到嘉奖，“拜为中郎将”等，成为当时最受宠幸的文士。而赋也随之成了朝廷上下最受重视的文体。
相如之外，有诸多文士跟进，竞相写作赋以取悦武帝，如东方朔、朱建、严助、吾丘寿王、蔡甲、朱买臣、婴齐、“郎中臣”、“臣说”、“臣吾”、王广、吕嘉等人。此外有些官员也来附庸风雅，参与到作赋者行列，如太常蓼侯孔臧、阳丘侯刘隁、宗正刘辟强、侍中徐博、左冯翊史路恭等，皆有赋作。其中最成功的是枚皋，成为司马相如之后深受武帝宠信的文士，他的作品数量也最多，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赋即有一百二十首，领先其他所有赋作者。要之，在武帝时期，赋体繁荣，臻于高潮。连武帝本人也有赋作，并被班固著录为“上所自造赋二篇”。从《汉书·艺文志》对前汉全部著作的统计数字看，“歌诗”为“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而“赋”则达“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赋”超过“歌诗”（诗）数量很多。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文学各种体式中，赋已经占据了头把交椅，“赋家”明显多于“诗人”，赋名副其实走上了“盛于汉”的道路。
赋不仅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在质量上也有了大的变化。汉武帝使用他的无上权力，先后提拔司马相如、枚皋这两位赋作者，抬举到一流文士地位，成为众多文士的仰慕宗奉对象，而司马相如、枚皋这样的作者，也甘愿充当班固所说的“言语侍从之臣”，实即御用文人，把赋写成贯彻皇帝旨意、体现皇家风范的样品。于是赋在内容上、风格上，都出现了明显的转换变化：像荀况《礼赋》、宋玉《风赋》之类的个人即兴题材，已经不入他们的视野；贾谊那样的描述才士不幸、批评时弊、发泄不满的作品，则基本不见了。赋的写作很快出现了主流取向和写法，那就是刘勰概括的“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铨赋》）这里前二句说的是写作题材，以京城宫殿、皇家林苑、帝王田猎出行等宏伟场面和豪华景象为主要描述对象， 后二句说的是写作意图和风格，就是要体现大国盛况、壮丽气象，写出光荣伟大精神。总体说就是要美化皇权，赞颂皇帝。《子虚·上林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司马相如早年写的“子虚”部分，赞扬夸说楚王、齐王的游猎浮华生活，表现的是一种“诸侯王意识”；在武帝召见后写的“上林”部分，即已转变了立场，开始批评楚、齐二王：“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开始高唱天子赞歌，颂扬皇权威势。这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范例！
汉武帝“征四夷、广威德”（《汉书·武帝纪》），同时紧抓政治文化道德体制建设，他的基本方略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他还“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图片，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同上）。当时汉朝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四海所仰，威震远方，可谓大国盛世。此时赋以其雍容华贵风貌和“义尚光大”性能，盛况空前，成为与大汉皇朝形象相匹配的重要文化形态，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盛世鸿文”！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当时的非主流文学。也就在赋的领域，有两篇出于名家之手的杰作：《士不遇赋》《悲士不遇赋》。前者是享誉“儒者宗”的董仲舒所撰，后者是史学泰斗司马迁所作。两位各自做出文化建树的同时，却也在人生道路上都遭遇过重大打击，他们以“士不遇”为题，批判社会不公，分析人性善恶，说“末俗以辩诈而期通，贞士以耿介而自束”等，虽不合于时尚主流取向，却更寓思想深度。两篇作品大大充实了“盛世鸿文”的内涵。
在武帝之后的西汉后期以及东汉时期，赋的写作并未衰歇，并且产生了多位优秀作者，如王褒、扬雄、曹大家、班固、张衡、蔡邕等。他们既作有继承盛世传统的《两都赋》《二京赋》《羽猎赋》等“京殿苑猎”大赋，也写出了《东征赋》《思玄赋》《归田赋》等独具风格的开辟创新篇章，总体上他们视野开阔，精彩迭见，而“敷”“铺”有致，不输前贤。故而两汉之赋，盛况久驻。“汉赋”作为一代鸿文，与后世“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成为华夏文学史上的“朝代名片”之一，并非偶然。
文/徐公持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2年第3期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