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女性，她是乡村走出来的女强人，独立而勇敢；她也是慈母般的大姐，对家中晚辈充满关怀；她一生为妇女解放事业奔走，她本身也是一位能力出众，擅长多门语言的才女。她的一生是向着理想前进的一生，她有着深沉的爱国情怀，也有着身为女性的大爱，她就是陈望道的夫人，我们更应该记住她的名字——蔡慕晖。

蔡慕晖（1901—1964），号葵，名希真，浙江东阳虎鹿镇人，复旦大学教授，着名翻译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2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35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回国后任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世界女青年会理事，长期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同时为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震旦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一生着译有《新道德标准之建立》《独幕剧ABC》《世界文化史》《强者的力》和《艺术的起源》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市妇联执行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委员和全国文联代表。

青年蔡慕晖（摄于1930年）

从乡村走出来的女强人

蔡慕晖出生于虎鹿镇蔡宅村的一户医生之家，在虎鹿镇小学读到五年级后，因父亲蔡人淦（又名蔡济川）到杭州开设诊所，她便随父母来到杭州定居。在杭州读完小学后就读于杭州甲种女子职业学校。从职业学校毕业后先在该校的附小当老师，后进入基督教会办的工厂做袜工。

蔡慕晖在教会工厂工作的日子里，因表现突出被厂主推荐赴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深造。此时正是蔡慕晖母亲去世，继母来到蔡家的第二年。蔡人淦靠薪水养活全家已属不易，现在大女儿又要辞工去读书，使他实在难以抉择。为此，蔡慕晖告诉继母：如果不让我去读书，以后就是给我再多嫁妆，我也不会开心的。继母十分欣赏大女儿的决心，于是回答说：我做主了，你去读吧，卖了金银首饰我也让你去读书。蔡人淦知道后说：既然母亲这样说，我也豁出去了，你去读吧。此后，蔡慕晖为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为进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作准备，于1920年离开杭州来到上海学习英语。

到上海后，蔡慕晖先进了女青年会补习英语，后考入大同大学英语专修科。在就读大同大学英语专修科期间，蔡慕晖对翻译英语诗歌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她试译的多首英语诗歌刊在1922年的《小说月报》上，并在后来就读金陵女子大学后在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的“小说”栏目内有了自己的作品：《小诗六首》和《悼亡友三首》。这些小诗，字里行间无不显示了蔡慕晖对“人和人之间”“分地烦闷”“理性与感情”以及“凄风惨雨”的正直向上的理念。

1923年，蔡慕晖如愿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在金陵女子大学，蔡慕晖被选为南京学生联合会金陵女大分会的会长，为反对袁世凯卖国条约21条，她领导全校学生进行了罢课，同时上街散发传单和捐款。在五卅运动中，金陵女大学生分会更是不断地参会、游行、宣传和募捐。蔡慕晖领导学生分会工作数年，为金陵女大分会后来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为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蔡慕晖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应聘成为上海大学和中华艺术大学的英语教师。同年，为增加收入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她又应聘进了上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编辑部工作。

1930年，蔡慕晖与陈望道结为伉俪。早在杭州期间，蔡慕晖因常去浙江省立第一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听课而认识了在该校教书的陈望道。蔡慕晖在《我的恋爱观》一文中说：在学生时代就已潜意识地恋爱着一个自己很崇拜的人，既崇拜他的学问思想也崇拜他为学问而忍受饥寒饱暖的行为。我是觉得爱就应该说爱，不爱就说不爱，我们既不应该以金钱或权位的缘故而假不爱以为爱，同样也不能因为某种外在的原因而假爱以为不爱。我这突然的改变使我所爱的人欣喜而又惊奇。从那时起，我的恋爱的旅程中虽也曾遇到过不少狂风暴雨的打击，高山巨流的阻碍，但我终能勇猛奋斗，而且愈奋斗愈觉得有意义，感情也愈加深远。

最后，蔡慕晖说：写到这里，我想到我的爱侣如果看见了，一定要以为我是因为不能制胜家庭间种种困苦，而在聊自解嘲了吧。其实，我是很感幸福的，至少在我写此文的时候，我是很感幸福的。由对陈望道的崇拜，渐渐地两情相悦，蔡慕晖与陈望道自由恋爱终成眷属。1930年9月他们在东阳蔡宅乐顺堂举行了简单、文明而又浪漫的婚礼，他们既不放鞭炮也不设宴席。乐顺堂的正中悬挂着孙中山的遗像，桌上放着红烛、鲜花和两张彩色花纹的结婚证书。在风琴的伴奏下，几个学生唱着“春天的快乐”，婚礼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他俩的这一举动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可他们却全然不顾。

在女青年会工作的经历，以及蔡慕晖就读于大同大学英语专修科和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的履历，为蔡慕晖创造了一个赴美留学的机会。1935年8月，她被公派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教育学硕士学位。1937年回国后，出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上海、成都）总干事，成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浙江东阳走出来的第一位女硕士。

蔡慕晖（右四）与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同事的合影（摄于1937年）

慈母般的大姐

蔡慕晖出生后五年，她的妹妹蔡文星才来到世上，又过了五六年才有了她的大弟蔡希陶和小弟蔡希岳，以及同父异母的小弟蔡希宁、小妹蔡希兰和蔡希英。因为年龄相差悬殊，蔡慕晖这位大姐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照顾弟妹们的重任。

蔡希陶出生的时候，对父亲蔡人淦而言是中年得子，所以，蔡希陶可以说是在父母和大姐的宠爱中长大的。小的时候大姐背着他，教他学步、讲话；会走路了，他拉着大姐撒娇，一到星期天就缠着大姐要去马戏团、去西湖边上玩。到了读书年龄，蔡希陶碰到问题就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先问他母亲，再去问大姐。没有零用钱了，也是向大姐去要。作为大姐，蔡慕晖对蔡希陶的影响极大。因为大姐的关系，蔡希陶进了杭州市蕙兰中学就读。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学校对学生英语阅读、写作的严格要求，为蔡希陶后来从事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因为这一扎实的英语基础，蔡希陶后来进了中科院云南植物研究所工作，还与大姐合译了一部世界名着《世界文化史》。

对比她小五岁的妹妹蔡文星，蔡慕晖是既怜悯又疼爱。蔡文星从小体弱，胆子特别小，读小学时因被调皮同学不断袭扰而得了精神分裂症，后就读东南大学生物系时又因母亲去世父亲经济拮据而辍学，最终因辍学和失恋忧伤，病情加重而去世。作为大姐的蔡慕晖无比哀痛。为此，她专门为小妹整理出版了一本蔡文星着《衔徽日记》，并写了“丑小鸭的影子”等纪念文章。

1927年，因为父亲蔡人淦生病停业，家里经济十分困难，大弟蔡希陶又刚从初中毕业要继续求学，作为大姐的蔡慕晖与父母商量后把蔡文星、蔡希陶、蔡希岳带到了上海，姐弟四人入住于青云路寓所。

到上海后，蔡希陶进了立达学园继续学习，蔡希岳就读初中一年级，蔡文星则刚从东南大学肄业，没有固定职业，姐弟四人就靠蔡慕晖一人的工资来支付昂贵的房租、水电费和衣食住行开支，以及两个弟弟的学费。正如蔡慕晖所说：“我收入少而家庭负担重，每月薪水不够维持弟妹温饱。”作为大姐，还没有成家就如慈母般担起了照料弟妹生活的重担。

为中国妇女的解放而奔走

1927年蔡慕晖与她的弟妹三人入住上海青云路寓所以后，她便应聘进了上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编辑部工作。

在女青年会全国协会，蔡慕晖历任编辑部编辑、文字事业主任干事、编辑部总编辑、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代总干事、总干事。从1927年进入女青年会工作开始，她在这里工作了二十余年。在这二十余年间，蔡慕晖一直在为中国“昨日的青年，今日的青年和明日的青年”服务，为中国妇女（尤其是中国女青年）的解放而奋斗。

为了宣传妇女解放，蔡慕晖自进入女青年会工作以来，发表了数十篇有关妇女问题的论述。诸如：从家庭出发讨论妇女问题；女青年会对于儿童事业的责任和能力；废止奴婢的实施问题；妇女职业与婚姻；我的恋爱观；女工保护问题；两性间的思想问题；经济独立与精神独立等等，涉及卫生、妇女职业与婚姻、新从夫主义、职业与家务、女工保护等诸多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

蔡慕晖（左四）与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同事的合影（摄于1937年）

此外，蔡慕晖还身体力行到基层妇女组织中去作讲演，并参加福建、香港、广东台山等地女青年会乡村服务区的成立典礼等。

蔡慕晖还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在抗日战争年代，她致电日内瓦国联大会，要求国联制裁日本不宣而战的暴行。九一八事变后，23日她即与陈文灿、吴耀忠等十人联合发表了“大规模对日不合作”宣言。更以“和平与懦怯”为题发文，明确表示对日懦怯决没有和平，我们要为公理而战。

抗日战争结束后，蔡慕晖在《抗战胜利后我们的责任》一文中说：这次战争给我们的经验，应该是够深的了，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土小得不及我国四川一省大的日本法西斯敌人敢于侵略我们，蹂蹒我们，而我们也吃了它的大亏，这原因就是我们的工业落后。所以我们必需认清自己的使命—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工业国艰巨工作的责任。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才能出众 大爱情怀

蔡慕晖除了从事女青年会《微音月刊》《女青年月刊》等杂志的编辑工作外，同时还是复旦大学等校的英语教师，从事着英语的翻译和教学工作。除出版译着《世界文化史》《强者的力》和《艺术的起源》外，还在报刊杂志上发文百余篇，内容涉及语文教学改革和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

蔡慕晖译着：《世界文化史》《艺术的起源》

1931年她译着的《世界文化史》出版，如陈望道为《世界文化史》写的序中所言：“这本译稿，我曾读了一遍，觉得真像一篇故事似地，写得很有趣。”又说，“但一般的历史也实在太枯燥，不能引起一般初学人的兴趣。有些略乎说得有趣的，又往往把科学，工业，等等，全抛了不说。像这样面面都说到，而又说得很有趣的历史，实在是少有的。虽然他的所说，并非一定都是怎样的精密周到，但为初学起见，我觉得已经很可以了。至于译文，我应该说实话，它比东亚现有的两种译本—一种日译，一种中译—是忠实的多了。”正因为译本的忠实有趣，1931年大江书铺初版后，2008年上海三联书店又再版了。

1937年2月，又一本译着《艺术的起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了出版译着《艺术的起源》，当时身在广西大学工作的陈望道,不但为蔡慕晖提供了日文版《艺术的起源》供翻译参考，还专为《艺术的起源》写了一篇《为“艺术的起源”蔡氏英汉译本看清样后记》。在文中，陈望道指出了英译本原本就有的两处错误：一为误排错误。因误排，使人查遍德文字典也不知“童话”两字何谓。二为将“树皮”误译为兽皮。为使译本不至将错就错，陈望道一律改为“树皮”译出。其他，英译本还有许多小错，也一一依德文译文而改正了。最后，陈望道说：

“我相信这是一个完美的译本。文字除一二章题材略生疏而外，也极美丽可爱。”1984年商务印书馆再版该书至今，影响极大。

1950年以后蔡慕晖任震旦大学外语系代系主任。1952年，因高校院系调整蔡慕晖从震旦大学调入复旦大学外语系任教。在从事英语口语教学的同时，蔡慕晖还积极学习俄语，曾热心地试译俄语电影《青年近卫军》，把它介绍给国内青年。

在外文系任教同时，她还是复旦校工会的副主席，热心于创办托儿所等为复旦员工服务的各项工作。复旦盛传她每月给中文系教授贾植芳送钱的故事，发生在1955年以前。那年贾植芳教授一度生活困难，一天蔡慕晖对贾先生说：“我们陈先生（指陈望道）说，你贾先生手面大，那点工资怕不够花，我们两人的工资花不完，请你帮我们花一些。”于是，每月蔡慕晖都给贾先生送去四十元（在那个年代，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也只有四十元）。贾先生说：“如果说是资助，我是不会接受的。他叫我帮他花钱，我只好收下了。”

在热心为复旦员工服务的同时，蔡慕晖对陈望道早年家里的一对女儿也是悉心照料，不仅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还培养他们的后代上大学，显示其大爱情怀。

蔡慕晖和陈望道

蔡慕晖还是上海市妇联的执行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和全国文联的代表，从事着创办托儿所、举办寒衣捐赠义卖会、编辑《家庭妇女读本》、协助上海市教育工会女工部编辑《员工家属工作》等各项有关妇女解放的社会工作。

蔡慕晖一生虽仅短短六十四载，却给人们留下了数不尽的难以忘怀的回忆，今年恰逢蔡慕晖教授诞辰119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蔡慕晖之子）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