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病”是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系统性挑战。当人口高度向大城市聚集，城市规模过度扩张超出资源、环境、管理承载能力，各种问题接踵而来：资源挤兑、交通拥堵、空气污染……

北京这座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也同样面临“大城市病”的困扰，海外舆论曾认为“几十年也不会好转”。

然而，近10余年来，北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首都规划建设和城市治理等方面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探索出了有效破解“大城市病”的基本路径和有效方法。对于北京的变化，市民有明显体感，数据也有切实反映：

城市“摊大饼”扩张，如何改变？

人们常用“摊大饼”来比喻粗放型的城市发展模式。它以原有中心城区为“圆心”，像摊开一张面饼一样，不断由内向外扩张。在这种模式下，城市核心区往往高度集中就业岗位、行政资源以及商业服务等重要功能，郊区则往往沦为“睡城”。

中国科学院2017年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北京城中心建成区近40年扩大了约6倍。各种功能不断在城市中心区域叠加，从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曾经位于西二环附近的动物园批发市场是一个典型例子。多个服装批发市场在此聚集，单日最高客流量达15万人次，吆喝声此起彼伏，“进货的”摩肩接踵。

表面看，这类大型批发市场聚集人流、物流、资金流，形成了一定的商业繁荣。但从深层次看，这种规划不仅造成周边交通常年严重拥堵，而且存在大量治安、消防风险，带来一系列治理难题，影响城市整体发展质量的提升。

城市“摊大饼”式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弊病日益暴露，需要以“精明增长”理念推动城市业态、功能、品质提升。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为北京指明发展方向。北京牢牢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跳出“一城一地”视野，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高度擘画未来。

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表示，总书记明确了首都北京“四个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提出北京要“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战略目标，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要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一茬接着一茬干。”尹力说。

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复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人口总量上限、生态控制线、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北京成为全国首个以“减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超大城市。

“减量不是全面收缩，而是优化调整。中心城区做减法，平原地区做加法，京津冀区域协同，实行差异化发展。”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总规划师石晓冬说。

摒弃“摊大饼”，是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和宜居性的关键。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更强调集约紧凑、多中心、组团式发展，把着力点放在控制城市开发边界、内部挖潜旧城更新、发展副中心疏解中心城区压力等方面。

10年间，北京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超3000家，城乡建设用地减量150平方公里。

2025年6月9日拍摄的广阳谷城市森林。 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见缝插绿、疏解建绿”，北京在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抢出”绿地造“森林”。全市现有1100多个公园，超九成居民能够便利享受“出门见绿”的生态福祉；两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实施以来，新增造林面积1633平方公里，相当于增加245个奥森公园。北京成为各国首都中少有的全域森林城市。

2015年，“动批”商户开始迁至廊坊、保定等地，助力河北打造现代商贸物流基地。如今，“动批”所在的北展地区转型为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汇集金融科技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266家，注册资本金超过1400亿元。

科技助力高质量发展，让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变得更“酷”。今年3月，挂着“智愿者”证件的天工、夸父等国产人形机器人在中关村论坛年会现场闲庭信步；4月，全球首次“人机共跑”半程马拉松在亦庄开赛，机器人与人类同时起跑；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在“鸟巢”和“冰丝带”举办……

过去10年，北京新设科技型企业数量从2014年的日均146家提高到日均超300家，相当于每5分钟就有一家科技型企业诞生。北京经济总量先后跨越3万亿元、4万亿元两个大台阶，人均GDP、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GDP能耗水耗等多项指标均为全国省级地区最优水平。

北京的“减”，换来京津冀的“增”。三地经济总量连跨6个万亿元台阶，达11.5万亿元。

北京对周边地区发展的带动作用也明显增强。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由2013年的71.2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843.7亿元，2024年京津冀三地GDP增速分别达到5.2%、5.1%和5.4%，10年来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京津冀还建立成果转化、科技服务等14个创新平台，确定了以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等为代表的“六链五群”。

以小米汽车为例，其零配件22%来自津冀两地。“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产业生态的带动作用很大，一个汽车工厂能带动5至6倍的周边产业。”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说。

“减量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实施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认为，北京的示范效应有利于带动更多超大城市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西班牙《日报》2024年底的文章这样评价：“特大区域或城市群寻求在经济、政治和劳动力方面的联合，以实现协同增效。这是应对发展挑战的一种办法，既保留了就近的便利，又减轻了拥堵的弊端……一个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在内，拥有上亿居民，被称作‘京津冀’的城市群已经形成。”

2025年6月3日，经过城市更新改造后的北京西城区白塔寺街区一景。 新华社记者陈钟昊摄

“精雕”城市面貌，“细绣”城市空间，北京一步步将蓝图变为实景。在首都功能核心区，社稷坛、太庙、皇史宬等重点文物腾退，“左祖右社”风采再现。承载老北京历史文脉的平房片区实施申请式退租，打造出法源寺片区、白塔寺片区等兼具城市记忆与现代活力的更新样本。

“北京不仅美化了亦古亦今的城市风貌，也探索了超大城市治理新实践，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洋溢街巷和院落。”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授李琳说。

今年5月25日，位于西城区骡马市大街的大吉巷开业第一天就火了，20万人来到这个“四合院商圈”打卡，社交媒体被老建筑和现代商业和谐共生的照片刷屏：影壁、雕花门头、独具一格的合院式街区，还有满足老百姓吃喝玩乐需求的150多个特色品牌。

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垃圾围城等生活环境难题，如何化解？

北京市民邹毅是一名“蓝天摄影师”，他坚持每天拍摄天空的照片。“2013年时几乎每周都有几天灰蒙蒙。”他说。

2013年，全国大部分城市PM2.5监测系统开始试运行。“爆表”成了高频词，N95口罩紧俏。海外舆论曾悲观预测，空气污染是全世界大城市的通病，北京也不会例外。

北京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蓝天保卫战”。

2013年，北京实施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从燃煤、机动车、工业和扬尘四方面入手治污减排；2018年开始，把治理重点聚焦移动源、扬尘源等更精细的领域，同时携手天津、河北合力治污、联动执法。

“当时全市开大会，市领导、各委办局纷纷签署责任书，誓要打赢这场攻坚战。”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谢金开说。

10多年过去，北京实现了从“繁星无影”到“蓝天常在”的转变：2024年PM2.5年均浓度30.5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了65.9%，被联合国环境署誉为“北京奇迹”。

“以前拍蓝天要靠运气，现在随手一拍都是明信片。”北京市民谢先生说。

继过去4年PM2.5年均浓度持续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后，北京今年开始实施“0.1微克”行动，减排的触角伸得更深、更细：先进技术手段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卫星遥感锁定污染源头，PM2.5高密度监测设备对污染物实时监控，争取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大气污染治理难度继续加大，空气质量改善速度趋缓，每1微克，甚至0.1微克的改善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谢金开说。

极端天气等城市挑战加剧，如何应对？

极端天气正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城市安全。

最大阵风14级，2300余棵树木倒伏，折枝6500多处——今年4月11日至13日，北京出现极端大风天气。然而大风期间，城市运行平稳有序，没有人员伤亡。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预案处副处长王新华介绍，针对极端天气，北京有一套完善的应急处置体系。根据《北京市大风天气应急预案》，哪些部门需要参与、各自如何负责，都有明确规定。对于预案中没有规定的特殊情形，相关部门将结合实际研究决策、科学应对。

群众急难愁盼诉求多元，如何响应？

2023年7月底到8月初，北京遭遇特大暴雨灾害。从北京西南山区房山落坡岭拨出的第一个求救电话，就是打给12345的。

12345是各地城市的政务服务热线电话。在北京，“12345，有事找政府”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北京市民可靠的求助渠道。

在12345话务大厅，1700多名工作人员7×24小时快速受理诉求。2019年以来，热线受理群众和企业反映1.6亿件，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到高效解决。

几年前，位于二环以内的金融街广场，舞蹈队每到傍晚就翩翩起舞。但对马路对面小区的居民来说，欢快的音乐成了扰民噪音。居民周女士说：“家里换上双层玻璃都不好使，只好求助12345。”金融街街道接诉即办，引入“智慧舞场系统”，安装6套“定向音箱”，将声音控制在环保值范围内。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北京探索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积累了不少经验。”连玉明说。

2025年5月5日拍摄的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服务中心。受访者供图

近年来，北京市开展接诉即办改革，撬动了一场超大城市治理的深刻变革。

——整合64条政务热线，一号响应，全面接诉，精准派单。将343个街乡镇和市区两级政府部门、公共服务企业、电商物流快递企业纳入派单范畴，根据轻重缓急分级办理。

——基于1.6亿次来电信息构建数据底座，建立“日报告、周分析、月通报”机制，形成“城市体检报告”，提升城市风险预警感知能力。

——在上一年度诉求大数据基础上，“算出”反映最集中的民生痛点、治理堵点，建立“每月一题”机制。5年来，老楼加装电梯、房产证办理难等70余个高频共性难题纳入专项治理，完成1800余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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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难是大城市里老旧小区居民普遍的一块“心病”。

海淀街道小南庄小区是典型的多产权老旧小区，800多户居民、500多台车辆，但只有200多个停车位，矛盾日益突出，居民对改善停车环境的呼声越来越高。

“通过反复协商，居民成立停车自治管理委员会，清理僵尸车辆，重新施划车位，新增车位33个。”小南庄社区党委书记柳春英介绍，自管会还通过与周边商务楼宇建立错时共享机制、办理路侧停车认证等方式，新增车位近百个。

这是海淀区深化接诉即办改革，探索“大家商量着办”为民服务机制的生动案例。

“面对每年上百万件群众诉求，如何让接诉即办既降量又提质？需要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下沉资源、力量、政策为基层赋能，在沟通协商过程中出办法、出智慧、出共识。”海淀区委书记张革说。

群众的聪明才智成为首都社会治理创新的不竭源泉。“朝阳群众”“西城大妈”“东城社工”……首都市民在党组织领导下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探索形成了“社区治理合伙人”“四民工作法”“老街坊议事会”等一批民主协商、民主议事品牌。

广大市民成为治理问题的发起者、治理过程的参与者、治理成效的获益者、治理程序的监督者。

“城市治理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主任姚磊介绍，接诉即办建立“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评价体系，让人民群众更好地行使对政府部门“好差评”权力，群众评价成为持续改进政府工作的动力。

“社会民意对各级党政部门的监督更加直接，有助于打造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序社会。同时，北京对群众诉求办理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现象开展监督检查，确保了人民群众‘全过程’的民主监督。”李文钊说。

这一宝贵经验，如今以制度方式固定下来。

2021年，《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正式颁布实施，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创新机制上升为法规条款，把为民服务固化为各级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的法定职责，基层治理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大幅提升。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局长沈彬华认为，接诉即办构建了全民参与、全程覆盖的治理新格局，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机结合，传承和发展了新时代“枫桥经验”。

“十四五”规划提出，推广“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等基层管理机制经验。北京实践成为全国各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良方。

“北京实践深刻践行总书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思想，把人民性体现到治理的全过程、各方面，这是北京破解‘大城市病’的关键。”尹力说，要不断提高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努力让人民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文/董素玉 乌梦达 王君璐 鲁畅 赵旭 丁静

编辑/胡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