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韩某在尹某的安排下，前往某羽毛球馆安装窗帘，意外从4米高梯上坠落致九级伤残，事发一年半后仍无法从事体力劳动，而其13岁的女儿得了骨瘤急需赔偿款做手术。一审法院判决尹某赔偿韩某60余万元，尹某不服提起上诉，并表示无法履行如此高额的赔偿金。二审法官兼顾情与法，组织双方调解并达成一致，尹某于半年内分两笔款项支付韩某46万余元，且需15天之内先给付13万余元，用于韩某女儿的手术。

工人安装窗帘意外从高梯坠落 13岁女儿患病急需赔偿款作手术

38岁的韩某受尹某安排，前往某羽毛球馆安装窗帘。在按照尹某指示开展工作时，固定绳突然断裂，15米长的厚重窗帘在下坠时将韩某从4米高梯上带落受伤，导致了韩某九级伤残。事故发生一年半后，韩某还是只能在家静养，无法从事体力劳动。更雪上加霜的是，他13岁的大女儿还患有脑瘤，急需一大笔手术费。

无奈之下，韩某将尹某告上法庭，要求赔偿60余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尹某系雇主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韩某无过错，判决尹某赔偿韩某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60余万元。一审判决后，尹某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庭上，韩某哽咽恳求道：“法官，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有4个子女需要抚养，大女儿才13岁，就得了骨瘤，现在急等着这笔赔偿来交手术费。我还有78岁的老母亲也指着我养呢，求您让老尹赶紧赔我钱吧……”

“法官，我就是个小包工头，我真的付不起那么多钱。”上诉人尹某满脸愁容，声音中带着几分无奈与苦涩。

双方对责任归属各执一词 法官当庭组织调解未果

“我和小韩之间应该是无偿帮工关系，我看他干活辛苦，大家互相帮衬，不能因为这一次的意外，就把所有责任都算在我头上啊，羽毛球馆经营者王某也应该承担责任。”尹某委屈地诉说着自己的难处，希望法官能理解他的处境。

“我承认，小韩是在跟我干活的时候受的伤，但他自己也有疏忽的地方啊。他常年干这行，应该清楚高处作业的危险性，当时要是他系好安全绳，说不定就不会摔得这么严重。我觉得他自己也得承担一部分责任。”尹某情绪激动，想为自己争取更多权益。

然而，尹某的这些话语却让韩某的情绪也激动起来：“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是按照你的指示去干活的，出了事你却想推卸责任！我家里现在都快过不下去了，女儿等着手术费救命，你却在这儿说这些！”

法庭内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田子阳法官在庭审中认真倾听各方陈述，仔细审查证据，对案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焦点问题的认定有了明确方向。他明白，简单的判决并不能真正地实现案结事了，高额的赔偿金尹某无法履行，而韩某的女儿又急需手术费治疗，这种情况下，调解无疑是解决双方当事人困难最快、最有效的方式。

庭审中，田子阳当庭组织调解工作，但是各方的分歧仍较大，最终未能当庭达成一致的调解方案。不过，通过当事人的庭审表现和对案情的深入剖析，他对裁判思路有了清晰预判，也对后续调解工作有了信心。他向当事人释明相关风险后，悉心劝告各方当事人庭后再仔细考虑一下调解方案，尹某和韩某也都表示愿意再作斟酌。

二次庭审调解达成一致 孩子急需的手术费终于解决

庭后，韩某、尹某经过仔细考虑，均表达了希望法院安排二次庭审并进一步协商调解方案的请求。田子阳考虑到双方意愿，应当事人的请求，并在初步预判双方的调解方案越来越接近的情况下，安排了二次庭审。

调解现场，田子阳法官拿着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向尹某询问：“老尹，你说韩某是帮忙，可过去几年你多次给他按工时转账，这怎么解释？”尹某诉苦道：“那也不能说韩某受伤，他自己一点过错没有吧？我们这些小工头现在也很不容易，我一下子真拿不出60多万元，怎么着也得一年才能给韩某凑些钱……”

田子阳又转向韩某：“韩师傅，您常年从事劳务工作，应该知道4米高处作业要系安全绳、戴安全帽，当时为什么不佩戴呢？”韩某摸着变形的腕关节哽咽着说：“我想着快点干完接下一单……我现在急需用钱给女儿治病，我真的很难……”

面对双方的困境，田子阳法官组织了多轮调解。今年2月，经过反复释法析理，在田子阳法官的不懈努力下，韩某和尹某最终达成一致：尹某于半年内分两笔款项支付韩某46万余元，且需15天之内先给付13万余元，用于韩某之女的住院手术急需费用。目前，韩某女儿的手术费已经到位，他心上的大石头也终于落地。

“司法裁判不仅要明辨是非，更要‘号准’并理解当事人的难处，尽量设身处地寻求破解良策、开出‘良方’。调解的意义，在于让各方当事人尽量换位思考，在互谅互让中找到温暖的平衡点、最大公约数——既坚守自己核心利益，又解他人急难，让法理与情理同频共振，让‘两难’变成‘双赢’。”田子阳说。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戴幼卿
编辑/李涛
校对/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