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汉学家芮乐伟·韩森名作《丝绸之路新史》的全新增补版本，新附原书所涉简帛文献原文，另增与元朝中外交通史相关的章节。引入草原丝绸之路的概念，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在时间维度上，将对丝绸之路的讨论下溯至14世纪；在地域范围上，将丝绸之路的起点向东拓展至北京。

◎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也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翻阅丝绸之路的历史，便如同踏上了一段充满冒险与发现的旅程。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以近年来丰富的出土史料为落脚点，一起见证茫茫沙海中的辉煌与变迁，感受那些被时间遗忘的角落所蕴藏的无限魅力。《从敦煌到撒马尔罕》，愿这段旅程能带你重新认识丝绸之路。

著者简介

芮乐伟·韩森，耶鲁大学历史教授，著名汉学家。著有《开放的帝国：1800年之前的中国》（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800, 2015）、《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 China: 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 600–1400, 1995）、《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1990）等汉学专著。

译者简介

张湛，现任牛津大学东方学院博士后研究员。2016年于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取得博士学位，2017—2018年在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伊朗学小学生，对伊朗及整个古代世界有通盘了解，主攻新疆和田出土的唐代胡语世俗文书。人文历史类播客《天书广播》的创办人及主播，古代文明在线教育平

内容简介

在世界历史上，丝绸之路是一个著名符号。那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人们对它的想象一般是这样一幅朦胧景象：驮着丝绸的骆驼商队穿行于尘土飞扬的沙漠中，在中国与罗马之间络绎不绝。但本书将要为你揭晓：现实的情况与此大相径庭，而且比这幅景象有趣得多。

作者利用大量最新的考古发现，综合中、英、法、德、日、俄六种语言的前沿研究成果，并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数十种第一手文献材料。这些文献材料涉及多种古代语言，有古代中国僧人和现代探险家的回忆录、古代女性写的信件、法律契约、宗教赞美诗等。《从敦煌到撒马尔罕》有更高的学术价值、更脍炙人口的故事，也让读者更贴近古代丝路的方方面面，亲身感知丝绸之路的真实面貌。

正文赏读

中亚陆路的历史

如果通行货物的重量或者往来人数是考察一条道路重要性的唯一标准，那么丝绸之路曾是人类历史上交通流量最少的道路之一，也许并不值得研究。

然而丝路之所以改变了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丝路上穿行的人们把他们各自的文化像其带往远方的异国香料种子一样沿路撒播。他们在丝路上落户并蓬勃发展，与当地人融合，也与后来者同化。这些绿洲城市有着持久的经济活动，像灯塔一样吸引着人们翻山越岭穿越沙海而来。丝路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条商业道路，却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个路线网络是全球最著名的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

严格说来，丝绸之路指全部从中国向西经过中亚到达叙利亚甚至更远地区的陆上道路。这段路从空中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貌。山口、峡谷、沙漠中的甘泉这些划定路线轨迹的标志物并非出自人工而是完全源于自然。丝绸之路并非人为铺就的道路，到了20 世纪才第一次得到了系统勘查。在公元200 年到1000 年间，即丝路上汉人活动的高峰时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从未说过“丝绸之路”这个词。不要忘了“丝绸之路”这一术语要到1877年李希霍芬男爵在地图上使用时才诞生。

这些路线的年代可以追溯至人类起源的时期。人类只要能够行走就可以通过陆路穿行中亚。在遥远的史前时代，人们沿此路迁徙。地区间货物往来最早的证据来自公元前1200 年左右，在黄河以北河南安阳的商代墓葬中就发现了和田玉。中国、印度、伊朗等中亚周边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在公元前1 千纪一直未曾中断。

公元前2 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他们原意是要结成一个联盟，以对抗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张骞在阿富汗北部注意到那里有汉朝的货物并在回朝后把这一发现汇报给了皇帝。很多书都把张骞之行看作丝路开通的标志。但我们要记住，汉武帝派出张骞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不是因为重视贸易。他之前并不知道贸易的存在，而且贸易的规模也很小。汉朝随即派军出征西北并在那里驻扎以防御北方的敌人。汉朝驻军与当地人的接触有限。他们首次与当地人的持久交往发生在尼雅和楼兰，当地人是来自印度的移民——这是第一章开头部分的内容。

在本书所讨论的每一处丝路遗址中，包括尼雅、楼兰、龟兹、高昌、撒马尔罕、长安、敦煌、于阗，都有贸易存在，但规模有限。年代在三四世纪的尼雅佉卢文文书有近千件，但只有一件提到了“商人”，这些从汉地来的商人经过村子时可以给丝绢估价。往来的商人为数不多，且都被严密监视。地方官员给他们签发过所。过所上会列出商队中所有人畜，并按顺序规定他们能去的地方。并非只有汉地官员监控贸易，龟兹的官员也做类似的事情。

官府是货物和服务的购买者，在丝路贸易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这些地方都有市场，其中本地货物大大多于外来的进口货。在743 年西州的一个市场上，当地官员记录了三百五十多种物品的高中低三种价格，其中包括硇砂、香料、糖、黄铜矿等典型的丝路商品。店主可以买到各种当地的蔬菜、粮食和牲畜。有些牲畜是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的。还有各种中原生产的织物被运到西北在市场上出售，这是因为中央政府把这些织物当作军饷发放给士兵，士兵们再用它们在市场上换其他东西。

海量财富从中原注入有大量驻军的西北地区，这是755 年之前盛唐时期丝路贸易繁荣的原因。745 年有两批丝绢运到敦煌的军营，总量达到一万五千匹。据《通典》记载，730 年到750 年，唐朝政府每年向西域投入多达九十万匹绢帛。这比任何有记载的个人贸易的交易额都要大得多。正是这种持续的投入支撑了地区的繁荣。755 年安史之乱一爆发，唐朝就切断了对该地区的供应，丝路经济随之崩溃。

755 年之后，这一地区退回到与之前非常相似的物物贸易。有一名商人在敦煌附近方圆约250 千米的小范围内游走，只买卖本地生产的货物，其生意大多是用一种货物换另外一种货物。此人的活动证实了公元800 年之后西北地区的货币短缺。这种低端贸易在丝路贸易高峰过后持续了很久。20 世纪初，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遇到过这样的游商。这种交易对于在丝路沿线生活的人们影响很小。种地的人依旧种地，并不购买或生产丝绸之路上闻名遐迩的奢侈品。

本书的很多材料证明了丝路贸易常常限于当地且规模较小。即使是对丝路贸易数量大且频率高这一观点最热心的拥护者也应该承认，丝路贸易常因论据不足而被夸大。对本书所讨论的零星证据或许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但难以否认的是，并没有大量证据支持丝路上曾出现繁荣的大规模贸易。

因为每处遗址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且出土文献语言不同，大多数学者主要只研究一处丝路遗址。他们分别发现自己所研究的遗址中几乎没有丝路贸易的直接证据保存下来，并长篇大论地解释其原因。本书证明，这种对贸易的失语广泛存在于丝路遗址的出土文书中。

对贸易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也许认为还有更多证据藏于地下且尚未被发现。这种观点让人无从反驳。我们谁能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发现？与此同时，本书深入且细致地分析了现有证据，因为这是推进对于丝路贸易和丝路历史理解的唯一途径。出土证据因其真实性及一手性在本书中占主导地位。与商人的税单相比，对贸易的泛泛之谈就黯然失色了。诚然，证据并不总是充分的，而且经常缺乏关键信息，但这种证据在许多不同的地点均有发现，因而使得当地的小规模贸易图景显得更加合理。

虽然贸易有限，但因为各色人等沿着不同的路线在中亚穿行，东西方——中国与南亚，之后是西亚，特别是伊朗——之间的文化交流非常普遍。难民、画师、工匠、传教士、劫匪和使节都走同一条路。他们有时做做生意，但这并不是他们在路上的主要目的。

往来于丝路上最重要也最有影响力的人群是难民。一拨一拨的移民把技术从家乡带来，并在他们的新家运用这些技能。经常有人逃离家乡以躲避战争或者政治纷争，这意味着技术的流传有时向东有时向西。在造纸和纺织技术从中国向西传播的同时，制造玻璃的技术刚好进入中国。画师也在丝路上活动，其家乡的样式和花纹因此随之传播。

第一拨进入西域并在尼雅定居的移民来自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犍陀罗地区。这些来自印度的难民把佉卢文、书写技术和带沟槽的木板带给了当地人。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信仰——佛教。早期佛教戒律要求僧侣独身，但有些尼雅的僧侣结婚生子并在家生活，只参加寺院里重要的仪式。

中国西部最重要的移民是粟特人，其家乡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及其周边。几乎在每个中国城市里都有粟特人的聚落，由粟特头人萨宝监管当地事务。有些粟特移民是商人，总以一种固化的粟特富商形象出现在虚构文学中。

对丝路贸易最详细的描述之一来自八封粟特古信札。这些古信札被遗弃于敦煌之外的一个邮包中，年代为313 年或314 年，其中提到了羊毛、亚麻、麝香、铅白（化妆用）、胡椒、银子等具体商品，可能还有丝绸。商品量都不大，从1.5 千克到40 千克不等，是适合商队进行的小额贸易。

商队经常在陆路穿行。在3 号信札中，一位名叫米乌奈的粟特女人因为丈夫行为不当而被困在敦煌。她说自己曾有五次机会离开敦煌，但为了生计最后不得不带着女儿一起放羊。粟特人定居中国之后的职业选择很灵活，有人种地，有人做手艺人，有人做兽医，也有人参军。

古都长安也因其丝路艺术而闻名。最集中的发现当数何家村遗宝，其中结合了中国和西方特点的金银器共有一百多件。仔细研究之后发现，这些物品都是本地制造的，要么出自客居中国的粟特人之手，要么出自学会了粟特样式的中国工匠之手。只有珠宝肯定是进口的。这些珠宝很轻便，很容易通过陆路输送进来。

与其他难民一样，粟特人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带到了中国。他们放弃了曝露死者之后将其遗骨收殓至纳骨器中的习俗，接受了汉式葬俗，把死者埋入带斜坡墓道的地下墓室中。在西安和中国其他一些城市，考古学家们发掘了多座饰有祆教死后场景的墓葬，其中一座还有汉语—粟特语双语墓志铭。西域的每个地方都有多个移民组成的聚落，很多都延续着母国的宗教习俗。与难民出于无奈背井离乡不同，宗教学习者为了学到更多东西而上路，导师们在能够吸引学生的城镇中定居。最详细的旅行记录出自经海路或陆路去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之手。他们生动地描写了路上的危险。5 世纪初，与法显同船的旅客差点把他扔下船去，只是由于另一名旅客说如果把法显扔下去就告发他们，他们才没有这样做。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