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巴勒斯坦14个派别在北京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以下简称《北京宣言》）。这是继去年3月推动沙特阿拉伯与伊朗达成历史性和解后，中国中东外交取得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突破，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好评，为艰难曲折的中东和平进程创造了新机遇，注入了新希望。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等广为世界熟悉的派别在境外首次大聚会、大磋商、大妥协并承诺实现民族大团结，为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史上罕见，也是巴以达成“奥斯陆协议”31年来绝无仅有之大事，势必载入中东政治和世界外交史册。

《北京宣言》为推动中东问题特别是巴以冲突的解决打上鲜明的中国印记，是中国大国外交、多边外交与和平外交的最新硕果，是中国体现大国责任、履行国际义务、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又一力作，是中国深度和积极介入中东治理的创造性贡献，证明中国有决心、有能力、有谋略，也有办法为处理地区问题提供中国品牌的公共服务。

《北京宣言》最突出、最核心的成果是，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各派在此框架下结束分裂实现民族大团结；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以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为完整领土的巴勒斯坦国；根据巴现行基本法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开展加沙重建并尽快筹备大选；组建新的全国委员会（立法机构）；激活临时统一和集体领导机构及运行机制，共同决策，全面落实宣言各项条款并设定时间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高度评价《北京宣言》的价值，指出解决当下巴以冲突需要“加沙停火”“巴人治巴”和“加快入联”等“三步走”。观察家认为，《北京宣言》消除了两大核心障碍，即哈马斯等激进派接受“两国方案”，承认巴解组织最高权威和唯一合法代表地位，进而使各派达成建国诉求和政治领导的首次统一。

《北京宣言》像一声春雷震动世界并获得多方欢迎和赞赏。联合国、欧盟、阿盟、土耳其、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际组织和重要国家纷纷表态，支持巴勒斯坦各派的和解努力，高度肯定中国发挥的独特和建设性作用。

自巴勒斯坦问题产生以来，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陷入长期战争和对峙，受特定历史背景和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也形成诸多派别。冷战结束后世界和中东格局剧变，法塔赫主导且长期流亡的巴解组织，抓住机遇与以色列达成“奥斯陆协议”，力图先过渡自治后谈判最终地位而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世俗主义的巴勒斯坦国；植根于被占领土且兼具神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哈马斯与杰哈德，则坚持武装和暴力斗争，拒绝“奥斯陆协议”并排斥以色列的存在。

随着和平进程持续受挫和倒退，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对以博弈目标、策略、手段和指导思想差异日渐彰显，外加以色列借助“割草战略”和分而治之手段，刻意制造巴勒斯坦派系的分裂、对立和摩擦，导致巴勒斯坦出现两个权力中心而陷入严重内耗，也给以色列右翼势力拒绝复谈且不断蚕食被占领土以可乘之机。

《北京宣言》有望结束巴勒斯坦山头林立和政出多门的乱象，实现政令、军令、法令和对以谈判诉求、原则与策略的协调与统一，强化民族整体力量，形成有力的对以博弈态势。

但是，宣言也面临能否顺利落地的严峻挑战。美国和以色列依然拒绝承认哈马斯等派别的合法性，以色列右翼势力尤其惧怕巴勒斯坦实现民族大团结和阵线大联合，因此必然消极对待甚至抵制包容性的临时巴勒斯坦管理体系。法塔赫与哈马斯曾多次达成和解与合作共识，终因缺乏诚意无疾而终。此外，两大派系的民意基础早已逐步反转，全国委员会也长期陷入瘫痪，巴解组织威望受到严重削蚀。因此，巴勒斯坦力量整合任重道远。

《北京宣言》明确由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巴勒斯坦传统友好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长期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两个阿拉伯大国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监督执行，并将制定时间路线图，无疑使各派实现“化学反应”和水乳交融具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和制约机制。但是，解铃终究还须系铃人。

《北京宣言》推动梦想走进现实，还必须认清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争端核心，中东争端也还包括以色列与黎巴嫩、叙利亚的领土纠纷。即使单纯解决巴以冲突，也需要以色列积极回应，需要美国和其他大国释放正能量，需要在联合国决议和组织框架内协力推进。

《北京宣言》如一粒新希望的种子，能否在冲突延宕的中东发芽、抽丝、开花并结果，取决于巴勒斯坦各派的集体意志，取决于冲突各方能否双向奔赴，以及是否具有争取长久、公正和全面和平的强烈意愿、过人智慧及巨大勇气。

文/马晓霖（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

供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