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乔宪忠
在我的童年时代,喝芋头糊涂是常有的事。说白了,芋头糊涂就是地瓜粥或红薯粥。可在我的老家鲁西南农村人们偏偏叫它“芋头糊涂”。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这是鲁西南人的方言,几百上千年流传下来的,也无可挑剔。依着当地老百姓们的习惯叫法,笔者姑且也称作“芋头糊涂”吧。
“芋头糊涂”是我小时候吃得最多的食品。六七十年代,我们家人口多,没啥好吃的。娘每天就早早地起来,熬上一锅“芋头糊涂”让我们充饥。在那时天当被,地当床,鸡腚眼子当银行的年代,每天都能有碗“芋头糊涂”喝已是很不错了。那些年,家庭孩子多的人家都是靠着喝“芋头糊涂”熬过来的。夏天晚上的场院里、大路旁、地头边,睡得都是农村的孩子们。因为家里面的床少不够用,这些农村的孩子们就扯个席子放在场院或大路边,随便躺上去就睡着了。有的连张破席子都没有就直接睡在地上。
那个年代,小孩子都是散养的。不像现在的孩子都看得那么娇贵。渴了,就去路边的沟渠里掬一捧水喝。饿了,就跑回家去拿个地瓜面做的黑窝窝头吃。或者喝上碗娘熬的“芋头糊涂”,一切都解决了。也有的孩子半夜里饿的睡不着,就赤着身子跑到生产队的瓜田里爬瓜(偷瓜)吃。瓜园里种着西瓜、甜瓜、菜瓜、面瓜和艮瓜。黑天半夜地,根本分不清哪个熟哪个不熟。只能摸着啥就是啥。甜瓜和菜瓜比较好吃一些,既能解饿充饥又能补充水分和养分。而如果摸到的是面瓜或艮瓜就不好吃了。不熟的面瓜摘下来需要放在干柴堆里捂上几天,才能脱涩不苦。生吃时就不如甜瓜和菜瓜口感好。既然去瓜园里爬瓜(偷瓜),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了。心思全放在了防备瓜庵子里面看瓜的人跑出来抓人。那时候,瓜园里的大西瓜小孩子是不敢偷的。因为沉重容易受拖累,如果被看瓜的人抓着了,小孩子丢人现眼那是小事。被看瓜人打一顿是少不了的。最好还是不被瓜庵子里的人抓着,这样就可以免受一顿皮肉之苦。甭管摘来的瓜好孬,摘下来就得赶快跑,拿到安全的地方在吃。吃了瓜,就不用回家啃那又苦又涩的黑窝窝头了。也不用喝那些冰凉的“芋头糊涂”了。不瞒大家说,小时候爬瓜(偷瓜)的事儿我也曾跟着干过几次。成年后,我知道那是非常不对的。
在饥饿面前,人是缺乏免疫力的。晚上跟着其他的小伙伴爬瓜(偷瓜)吃,也曾被瓜庵子里的人追过撵过。有次还差点被逮着。因爬瓜时失着身子,连个布色也没有穿。又是在夏天的晚上,身上滑得像泥鳅没个揪手。我一转弯,就逃脱了。从此后,我就没再去爬过瓜。日常生活就以“芋头糊涂”为主了。母亲每天就把从生产队里分来的地瓜,用刀切成三五厘米长短的芋头骨轮子下到大锅里。待锅烧开后,再把那用清水拌好的面糊子均匀地倒进大锅。锅底续上一把柴紧火烧开,就熬成了一锅热气腾腾又甜又香的芋头糊涂。前面已经说了,“芋头糊涂”是方言。其实它就是用地瓜熬制而成的红薯粥。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老家就是芋头(红薯)的主产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也是在芋头窝里长大的。如今,我们都已步入老年人的行列。是家乡的芋头养育了我们,从小就跟着吃芋头、秧芋头、种芋头、刨芋头、切芋头,晒芋头干。有时还跟着翻芋头秧子。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都与老家的芋头有着不解之缘。回想起来,历历在目,就像又回到了那个喝“芋头糊涂”的年代似的。
每年的春分季节前后,生产队里就把从芋头窖里储存了一冬天的芋头取出来。把那些较好的芋头块挑出来,并排密密麻麻的摆放在苗床上,让芋头发芽成苗。芋头种块在苗床上摆好后,上面在盖上草苫子保暖。间隔几天后就往上面喷洒一次水。与此同时在苗床的下边,还挖有专门给苗床供热的火道。如遇倒春寒或者极冷天气,就在苗床的下边点火把苗床烘热。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调节下,经过一二十天的催生孕育,摆在苗床上的芋头种块就会生发出一簇簇密密麻麻的嫩芽。起初,脆嫩洁白。继而变成翠绿。再过几天,整个苗床上都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深绿色的秧苗。如果天气晴好,就可以撤掉苗床上的草苫子给秧苗通风换气了。待秧苗的梗发挺发硬的时候,就可以挪到大田移栽了。一般在谷雨节气前后,就是栽种春芋头的最佳时机。社员们把生长好的秧苗从苗床上拔下来,再移栽到早已犁好地扶好垄的大田里。栽芋头秧苗的时刻,也是生产队里最热闹的时候。男女老少齐上阵,青年人挑水,壮劳力栽秧。上了些岁数的老年人用勺子舀水倒进苗坑里。妇女儿童们跟在后边,往每个苗坑里丢三两颗提前煮熟的大黄豆用作底肥。然后再负责给秧苗培土埋坑。栽种芋头秧苗的几道工序无缝衔接流水作业,一气呵成。那时候,县里和公社来得包村干部、中小学生们也都加入到栽种芋头秧苗的队伍里。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春芋头个大丰产,肉质结实,淀粉含量高。一般用来晒芋头干。春芋头煮熟后吃起来甘面噎人,不喝水很难咽下去。有的一个春芋头块重达六七斤,一两个人根本吃不了。食用时就劈开上笼蒸熟,当一家人的口粮。夏芋头就不同于春芋头。一是它的个头没有春芋头大,二是块头均匀淀粉含量较春芋头偏低一些,三是夏芋头吃起来软糯香甜更适合储存窖藏。栽种夏芋头一般都在麦收过后。那时气温升高雨季到来,栽种夏芋头易成活。另一个有优点是栽种夏芋头不用建苗床了。那时候地垄上的春芋头都已经爬出来很长很长的秧子了。社员们只需要把春芋头秧子剪断一截,再用剪刀裁成一段段二十公分左右带两三片叶子的秧苗,直接扦插到刚犁过的麦茬地里就行了。也可以扦插到扶起来的地垄上,连水都不用浇。因为收完了麦子就进入了汛期,一场大雨过后,那些扦插过的芋头秧子就会迅猛的生根发芽拖蔓成长。秧苗齐刷刷地在田野里比着伸胳膊伸腿。埋在地下的部分,那些芋头秧子的毛细血管也跟着发达起来。经过一个夏天,再经过一个秋天的成长。地下部分的根系早就发育成了一个个胖墩墩的芋头块了。寒露霜降一过,地面上的芋头秧子清脆嫩绿的颜色不复存在。会被风霜打的面目全非。所有的叶片都变成了黑色的蝴蝶。个别在地龙上裸露的芋头,也被打得鼻青脸肿。脸面和肩膀被风霜与日头磨砺成了青紫色。当然,这样的芋头在口感上就不如藏在地下的芋头好吃了。这样的芋头就免不了刨回家去煮熟了喂猪喂羊。人们肯定不会吃它。
霜降前后,是集中收获夏芋头的季节。每天只待铃声一响,社员们就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下地刨芋头。男女劳力一人一把大抓钩站在垄沟上,一墩一墩地把芋头刨出来。妇女在前边先用镰刀把芋头秧子割掉,清理成堆。男劳力在后边一抓钩一抓钩地刨下去,那一窝窝的芋头全都暴露在社员们的视线中。那些个粉红色的芋头块,就像母猪们刚生下的小猪仔。可爱极了。那个时候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大兵团作战集体劳动。人多,一天就能刨十几亩、甚至几十亩地的芋头。生产队的会计根据收成情况,提前造下预分方案。把刨下来的芋头当天就分到各家各户。一般不让刨下来的芋头在地里过夜。如果遇特殊情况没分下去,队长就会安排人员夜里守护这些刨下来的芋头。
芋头被分到乡亲们的手上后,大家就把芋头窖藏起来。作为种子和一冬天的吃食。吃不了的,就用专门的镲子镲成芋头片,在两棵树之间或在空地栽上木棆杆子,把铁丝拴在两者之间。用刀或剪子把芋头片剪切一个口挂在铁丝上。待凉晒干后收起来做口粮。也有的社员图省事,把镲好的芋头片子直接抛洒到田野里。有的摆在地垄上或坷垃头上,这种晾晒法还是比较科学的。下边又坷垃撑着晾晒得特别快,三五天就变成了雪白的芋头干子了。刨芋头的季节也是晾晒芋头干的季节。村头上、田野里到处是一片雪白的芋头干子。社员们挎篮子、端簸萁把晾晒好的芋头干收起来。人们往家里背的背抗的抗,拉的拉,推的推,都忙着收拾芋头干。看着那一篮篮一包包雪白的芋头干,乡亲们的心里充满了丰收的喜悦。又芋头和芋头干吃,冬天就不用忍饥挨饿了。
芋头和芋头干子,养育了我们鲁西南地区的穷苦百姓们。可以说整个六七十年代,乡亲们就是靠着芋头和芋头干活过来的。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在村子里上小学。冬天的早晨很冷,我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厨房里,舀上满满一碗芋头股轮子(在鲁西南地区,被切分成段的芋头的通俗叫法)。趁热喝上一碗两碗后,冰冷的身子立马变得热气腾腾。浑身上下都往外冒汗,真是舒服极了。那时候的孩子们都喜欢喝芋头糊涂,我的邻居祝荣起在小时候特别能喝芋头糊涂。他一次能喝四五碗,慢慢地就喝成了一个大肚子。因她在家中排行老三,人们就给他起了个“三大肚子”的绰号。他的大名祝永起被就人们淡忘了。“三大肚子”就成了他的大名。在那芋头为主粮的年代,何止出现一个“三大肚子”。甚至“四大肚子”“五大肚子”“六大肚子”都不稀罕。
后来,我去烟台当兵了。暂时告别了家乡的芋头糊涂和芋头干子。我在军营里主要吃大米和馒头。礼拜天的时候还吃顿水饺等。饮食中,很难看到芋头了。直到退伍后,我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董楼村。而此时生产队的土地上,大多已改种成一些经济作物了。进入八十年代初期,农田开始承包到户,更是很少有人种芋头了。人们的经济意识渐浓,大多都种上了大蒜、红辣椒、棉花等附加值高的农作物。这几年,种芋头的人少了,它的身价却又有些提高了。大街上有卖烤芋头的,价格每斤在七八块钱以上。如果在景区景点上买芋头吃会更贵。这些芋头,大多都是芋头贩子从泗水、邹城、曲阜那边拉过来的。我们当地基本上不再占用大田种芋头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退休后常年住重庆、昆明两地给闺女家看孩子。鸡鱼肉蛋奶吃得多了,就怀念起我们老家的芋头。我特别怀念家乡芋头那特有的芳香。更奢望着每一天能喝一碗甜甜的芋头糊涂······
作者简介:乔宪忠,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人,中共党员。退伍后,曾在金乡县鸡黍镇人民政府任文化站长20多年。喜欢写作,曾在中国文化报、中国法制报、中国环境报、文化月刊、农民日报、农村大众报、乡镇论坛、戏剧丛刊等报刊发表过作品。另外,最近一两年还在“新长江文学”“新时代文学”“绝对文学”“中原作家”等网络平台发表了5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2010年8月,被借调至金乡县委宣传部诚信文化研究中心,专职于诚信文化研究工作。2018年退休。期间,撰写并发表了一些诚信文化论文及文艺作品。现为山东省诗词楹联学会会员,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戏剧家协会会员,山阳书院特邀研究员。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