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藏明代画家仇英《临宋人画十五开册》中的《羲之写照》

唐太宗李世民刚上位的时候，深刻吸取了隋炀帝亡国的教训，积极听取群臣意见，励精图治，为“贞观之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随着政权的巩固，李世民逐渐陷入了奢靡生活的诱惑之中。

这时候，幸亏魏征人间清醒，在贞观十三年写下了一份流传千古的奏章《十渐不克终疏》。在这个奏章里，魏征列举了太宗执政以来的十个变化，警醒他要居安思危，坚持厉行节约的政策。唐太宗看了之后，一是感动，二是羞愧，于是就把这份奏章的内容写在了自己室内的屏风上，“朝夕瞻仰”，以此来提醒和告诫自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戒奢屏”。

根据史料记载，大约在先秦或西周时期，一种类似屏风的家具就已经出现在帝王的朝堂之中。（《逸周书》中记载：“天子之位负斧扆（yǐ）南面。”）只不过那时候还不叫屏风，而是叫“斧扆yǐ”，或者是“斧钺”，对，你没听错，就是“斧钺钩叉”的“斧钺”。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就懂了，这个“钺”，是用来彰显皇权威严的东西，怎么个用法呢？三部曲：先装好一个木框，接着，在木框上裱上绛色的布帛，然后再画上象征皇权威严的钺。

随着朝代的变更，皇帝龙椅后面的屏风也不断变换花样，不过有一点却始终没变，那就是两个字：奢华，毕竟是皇上用来耍威风的东西，不仅要搜罗天下的能工巧匠来制作，而且真的要耗费举国之力。对此，西汉散文家桓宽在《盐铁论》里大加批判，说“做一个漆器的杯子要用数百个人力，做一件屏风要花数万的人力，简直是祸国殃民。”（“一杯椿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其危害亦多矣”。）

不过，经过漫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原本皇权专属的“斧钺”屏风逐渐进入了民间。到了汉代，有钱有势的人家都开始摆放屏风，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

这时候的屏风，大多用的是木板，上漆，再做上彩绘。纸张发明以后，就开始用纸糊，上面再画上仙人异兽之类的图像。

后来，屏风持续变化，每个时代的构造、题材、材料和工艺都有时代的特色，下面我们就从构造方面来讲讲座屏、折屏、挂屏和桌屏四类。

所谓座屏，一般摆在室内最主要的位置，下面是底座，根据屏风和底座连接的方式，又可以分成可拆卸和不可拆卸两种，不可拆卸的叫“连座式座屏”，可拆卸的叫“插屏式座屏”。

折屏又叫曲屏，也有地方把它叫围屏。就是一种能折叠的屏风，跟座屏不一样的是，折屏的数量大多数是偶数，四、六、八都有。目前发现的传世实物珍品中最多的有十二屏，比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人物十二屏风》。

挂屏出现在明朝末期，基本都是成双形式出现，多数是二、四、六挂。跟其他屏风种类不同的是，挂屏没啥功能性，纯粹就是一件装饰家具。

最后一类是桌屏，古人研墨，写字作画，为了防止研好的墨被风吹干，就会在桌上放一块小屏，这就是桌屏，也叫研屏。后来，笔墨用得越来越少，桌屏起初的功能性也逐渐失去了意义，而变成了观赏性的艺术品。

总的来说，屏风在宋代以前基本以实用为主，装饰为辅。而到了明清两代，不仅是实用家具，更是室内不可缺少的装饰品。

文并供图/杨学涛（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