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走停停》:治愈系电影如何才能真正治愈?
李勤余
2024-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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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停停》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其冷静、克制的叙事风格。同样在影片后半段有浓墨重彩的煽情,但又没有陷入《热辣滚烫》河水泛滥式的一发而不可收拾。就此而言,本片完全有资格成为当下治愈系电影的典范——创作者必须戒断挥之不去的说教冲动,才有可能为观众带来真正的精神抚慰。

没有逆袭,没有答案

主人公吴迪拍摄的电影到底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入围?冯柳柳和吴迪之间似有似无的情愫是否就这样无疾而终?本片没有俗套的“逆袭”,也并没有为吴迪指引方向,一个开放性的结局透露出的是创作者对人生的深刻洞察——生活,本来就不会提供现成的答案,也不存在可以遵循的标准模式。

正因为不愿意深入探究人物的命运,本片对生活意义的追寻也就从“外向”转向了“内向”。如果说冯柳柳的领导刘正义代表的是某种流俗的价值观——他篡改了冯柳柳拍摄的纪录片,将吴迪描绘成一个“没有自知之明”“只会躺平”的失败者,那么吴迪的家人形象则承载了创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主旨——就像吴迪母亲反复强调的,“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好,但也不会像想象的那么糟”“邻居的一生虽然很不成功的,但我们都很怀念他”。

狭小的“内向”格局,消极的文化退守

然而,本片的致命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所谓“走走停停”的治愈文化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它以一种温情的安慰消解了本该有的抵抗意味,以自我和解的姿态回归主流价值,以精神退行应对外部危机,成为消极的文化退守。

本片中的吴迪和摄影师曹哥意欲在创作风格上效仿小津安二郎,无疑代表着导演的艺术追求。确实,本片呈现的叙事观念和影像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小津的影像,浸润了东方文化内敛的气质:吴迪父亲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暴躁、妒忌、小气之下,潜藏着一颗深爱妻子与儿子的心。这也是为什么他扮作妻子让儿子完成电影拍摄的一幕会如此震撼人心。

可惜的是,比起小津的电影,本片过分“内向”的格局显然要狭小得多。同样把镜头对准家庭内部,小津表现的不仅是一个传统家庭的逐渐解体,更是一代人在外部世界剧烈变动、冲撞之下体验到的历史断裂的伤痕。如果说小津执着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与历史意义的探寻,通过皈依自然与回归家庭两条路径来实现文化精神的治愈,那么本片的主人公吴迪仍然蜷缩在自身生存的内部,以私我的情感、原欲和利害为全部世界,社会、历史都被封闭在他的个体生存之外。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那部关于吴迪的纪录片。他面对外部世界对自己的误解和歪曲,无从辩解也无意抵抗,就连家人也只是安慰其“做好自己”。然而,一味的精神退守真能解答以吴迪的人生困惑吗?对“失败者”的歧视为何如此理直气壮?这种社会文化又从何而来?

在吴迪回家后的餐桌上,父亲批评他要是这10年里踏实工作,如今早该是“中高层”了。此时,妹妹冷不防地插了一句,“也不一定,我开了10年出租,现在还是在开出租”。这个幽默的桥段恰恰在不经意间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吴迪吊儿郎当的一面只是表象,而且一直“很有想法”,可为什么他的付出和努力始终得不到回报呢?

对于和日本具有相似文化背景,且同样经受全球化、现代化冲击的中国来说,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等电影具有的参考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其作品值得借鉴的地方不仅是镜头语言等形式、技法,更应该是从家庭小空间里见到外部“大世界”的深刻洞察。

陷入“小世界”的新生代,缺乏批判与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新生代导演确实都不约而同地陷入了自己的“小世界”。包括《永安镇故事集》《银河写手》在内,越来越多的新人导演似乎都爱上了“元电影”,用解构文艺创作的方式来呈现自身的生活感悟。作为业内人士,这种做法当然可以更好发挥自身的优势,可从另一方面来说,导演的“自娱自乐”也很难平衡好私人表达和公共表达之间的关系。说到底,观众关心的并不是文艺青年的“创作焦虑”,而是普通人的“生存焦虑”。

当代人之所以会爱上“治愈文化”,源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资本与理想冲撞所造成的主体意识破裂,集中体现为大众的普遍性焦虑,包括生活的无目标性、文化身份的失落、集体关系的疏离等社会症候。因此,治愈系电影的核心就应该是对主体意识的缝合与重塑。比如,《东京物语》中的那对老夫妇望着车水马龙的东京,感叹到“要是走失了这辈子恐怕都见不着了”——这是小津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本能的拒斥与有力的批判,也是十分深刻的社会反思。

而《走走停停》却在有意无意间回避着现实问题。电影一开场,吴迪就在电影院里发现自己创作的台词被别人轻易地剽窃了,而稿酬也被无故抵赖。冯柳柳费尽千辛万苦拍摄好的纪录片获奖了,功劳却被自己的领导完全抢占。这些情节或许并非电影的主线,却点出了“吴迪”们人生困境的实质。

然而,导演虚晃一枪,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些“麻烦”,并且不自觉地对现实加以过滤、美化(没有展现吴迪开出租的辛苦和不易,却用创作剧本来传递“希望”),因此根本无法触及时代的本质。

当“治愈”成为卖点,现实表达却失语了

平心而论,本片“戳人”的段落相当出彩。比如吴迪一直在等待按摩椅打折,没想到真打折时却只能坐在按摩椅上怀念母亲。这情景一定会让观众动容。只是,电影里的治愈并非真正的治愈,因为它只是让位于间接性的精神抚慰。待观众享受短暂的感官欢愉之后,随着电影的散场,人们将再次回到更大的空虚当中——年过四十,离开了双亲的吴迪,今后该怎么办?和他一样陷入人生困境的打工人,出路又在哪里?

正片结束之后的彩蛋里,吴迪终于在微信聊天的一段手机视频里看到了父亲对自己才华的肯定。父亲还在视频里不无感慨地承认,自己这代人大多都没有过上想要的生活,但是……话说到这里,视频戛然而止。吴迪赶忙询问“后面呢”,对方回答“卡没了”。这个让人会心一笑的幽默桥段,某种程度上也隐喻了本片现实表达的失语——当电影把“治愈”当作最大的卖点和噱头时,作品本身也就成了一种被文化工业收编的消费符号。

编辑 | 陈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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