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樊城受汉水侵蚀和洪水冲击较襄阳更重。沿江驳岸修建困难，直到清道光年间才在知府郑敦允主持和商帮会馆等财力支持下完成改建工程，将原陡坡式土码头改为条石阶梯式码头，并修建了部分码头牌楼，从根本上稳固了樊城江岸。

南岸襄城有6座码头：第一座是临汉门码头。位于滨江大道中段的临汉门（小北门）外，又称小北门码头，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现东为斜坡式，西为直立式，其中直立式码头正对临汉门。

第二座是官亭码头。位于小北门与大北门之间，为临汉门码头的辅助性码头，原为迎接新上任官员之所。

第三座是铁桩码头。因原码头旁有一铁桩而得名。码头呈不规则形，上小下大，面积约350平方米，岸线长约50米，为条石台阶式。

第四座是拱宸门码头。位于拱宸门（大北门）外东侧，始建于明正德年间。

第五座是震华门码头。位于襄城震华门外，是历史时期襄阳战役中重要的战时码头，战略地位显著。

第六座是闸口码头。位于滨江大道闸口，西侧靠近汉江大桥。

沧海桑田，物换星移，白驹过隙，日新月异。当年北聚陕南、豫西南之舟，南汇江汉、湘沅之船，有“一口锁方城”之誉的襄阳码头群遗址被定格在了历史深处，而现代化的襄阳港——中国第二十大内河港口，国家“西煤东调、北煤南运”主要中转港口，早已用隆隆的机器声取代了艄公们的吆喝声、商贩们的脚步声，伴随而至的各类大宗件货、游轮穿梭，尽显汉江流域港口服务于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的地位。

冠之以码头城市，汉口最宜。汉口，即汉水入江之口，是天然大码头。清代文学家范锴《汉口丛谈》云：“汉口镇在城北三里，有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当江汉二水之冲，七省要道。”就是说，汉口处在长江、汉水交汇处，是天然的良港。尤其是在传统的帆船时代，川江、汉水和洞庭湖流域与下江间的货物交流，都要通过汉口转运。《湖北通志检存稿》载，乾隆末年，汉口“舳舻相引，数十里帆樯林立，舟中为市”。

“汉口之盛，小河也。”最初，汉口是当地人称为“小河”的汉水入江沿岸的狭长地段。木船时代，人们在水域开阔、水势平缓、水深适度的入江口“小河”行船走水、避风泊靠，比浪大水急、深不见底的长江更加安全。因而有了码头，有了贸易，有了街市。汉口最早的码头建于清乾隆初年，之后130多年间，相继建成了功能齐全、密布街巷的码头——自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至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汉口汉水沿岸到龙王庙有码头35个，长江沿岸从龙王庙到江汉关有16个，形成了从汉正街到汉水的任何一条巷子都有一处码头可到达的格局。由此，汉口便逐步由“木船”开辟成四方淘金者的乐园，并迅速崛起为商贸巨镇。

“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据载，清代的汉水口北岸，从硚口到集稼嘴，江面上商船穿梭不息，岸边大小码头林立。其中著名的有八码头，即艾家咀、五圣庙码头、大码头、四官殿、花楼、关圣庙、老官庙、集家咀。“万家灯火彻宵明”，当年汉口码头是“舳舻相衔，殆无隙地，仅余水中一线，以为船舶往来之所也”的不夜之港。至1928年，已有各类专用码头25个，一直延伸到皇经堂、古茶庵一带。

汉口开埠后，外国商人陆续来汉办工厂、开洋行，至1910年，汉口有大小洋码头74个。至解放前夕，武汉有水码头243个，陆码头220个，码头工人达5万左右。

码头，见证一座城市的繁荣昌盛。武汉城市的发展变迁，凭借汉水、长江之利，以码头的发展为牵引，带动了整个城市的繁荣。

从最初的一片滩涂，到现今年交易额达1487亿元的一座繁华商贸新城，汉口与城市共荣光，新时代的“货到汉口活”传奇正在上演。

婉若游龙。曹植笔下的“洛神”宓妃，“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这就是汉江之美，是汉江儿女们心中的水神——龙的崇拜。古老的汉江，拥有了众多与龙有关的传说和民俗。

龙，是黄帝一统中原后，把自己部落的标志与吞并的其他氏族、部落标志图案拼合而成的汉民族共同崇拜。龙是一种虚拟的综合性神灵，是汉民族的标志。汉江，作为汉民族、汉文化、汉字、汉语等的发源地，理所当然成为龙文化的兴盛地。

龙江——龙之江，是三千里巨龙汉江的一条支流——地处今汉中市汉台区褒河下游的龙江，古名黑龙江。褒河，又有“山河”“乌龙江”之称。据载，“黄龙”夏禹治水成，铸鼎而封九州，其“龙子”有褒氏居褒水而建褒国，历夏、商、周三朝。《史记》载，褒二君，化为龙，出现在夏朝第14任君主孔甲的宫廷。元代，褒河一度称为紫金河，明代称褒谷水，而褒河河谷也是古代蜀道褒斜道的一部分。

文/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