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教无类渐觉醒。“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来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贱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花酒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做田。”这是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寅（唐伯虎）所作《桃花庵歌》，其中“太疯癫”“看不穿”的“风言风语”“狂人狂语”，被认为拉开了大明思想观念的阀门。

之后，以唐伯虎点秋香虚构的《三笑姻缘》，以祝枝山《祝子罪知》“汤武非圣人，伊尹为不臣，孟子非贤人”之“以晋人放胆”的戏说，以《金瓶梅》对色情描写的石破天惊，以《牡丹亭》对“至情”的刻画，“三言两拍”对传统“贵义贱利”的鄙视，开创了哲学的新境界。这是文化教育发展推动哲学和社会观念变革尤其是人们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变化的必然。

王阳明在继承宋代张载、朱熹哲学思想基础上，把“心即理”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宋明理学发挥到了极致。李贽的“自然人性”，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狂士”徐渭的“自然人性”等，也有力助推着哲学的发展。

多种宗教在明代得到发展，儒、释、道形成了功能互补、和谐共生、有教无类的多元格局。朱元璋以曾为出家人的身份开创明朝基业，朱棣也是在道衍禅师姚广孝的助推下夺得帝位，佛教在明初成为“一枝独秀”。明朝16个皇帝中，除世宗崇道外，其他帝王一律崇尚佛学。北京的许多有影响的寺庙，大都在明代修建，姚广孝主持过的庆寿寺大修后改名兴隆寺，曾列北京诸寺之首。潭柘寺见证了明代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盛景。万寿寺、慈寿寺、天宁寺、直觉寺等相得益彰，权倾一时的宦官王振重修庆寿寺、创建智化寺，也都盛极朝野。永乐大钟与《永乐北藏》成为珍贵的佛教文化遗产，影响深远。

从朱棣修建遭破坏的白云观开始，皇帝对道教的尊崇也成为有明一朝的特色。如成祖在紫禁城修建钦安殿供奉玄天大帝，并历时14年大修武当山，命武当编纂《道藏》；世宗加封龙虎山道士邵元节一品官职、授礼部尚书，死后追封少师；嘉靖修建大高玄殿，成为明清两代重要的皇家道观。这些都是在道教界影响深远的盛事。

与此同时，明代北京最著名的四大伊斯兰“官寺”——清真寺、礼拜寺、普寿寺、法明寺，牛街形成的穆斯林文化街以及教子胡同的新礼拜寺、花市清真寺、蓝靛厂清真寺、张家湾清真寺等，都是明代伊斯兰发展的见证。

经明神宗恩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把天主教传入北京，并结识了徐光启、李之藻、李贽等一批思想家，传播欧洲的古典哲学、逻辑学、艺术、天文、历算等。徐光启与利玛窦等传教士一道翻译了《几何原理》《坤舆万国全图》等一批西方学术著作，打开了国人的视野，明朝开始走出经学的藩篱，追求中学西学的融通。科学家、举人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宋应星整理、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口述的《泰西水法》，科学家王徵整理、德国传教士邓玉函口述的《奇器图说》等一批著作先后问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浪潮。

出自《三国志》的“万世师表”，被清圣祖康熙御笔亲书后，高悬于全国各州、府的孔庙。至此，大清向“率土之滨”的王臣们宣告了“崇儒重道”的哲学精神。

八旗铁蹄踏进北京城，踏破大江南北，剿灭张献忠的大顺政权，平定南明小朝廷，一统江山，大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尚处在农奴阶段的新兴满族军事地主阶级统治先进的中原大地，面临着对晚明文化吸纳出新以及自我更新的诸多难题。

两百年基业的大明轰然倒塌了，为什么？顾炎武、黄宗羲、唐甄、吕留良等思想家、哲学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公天下”等思想，并强调“儒分为八”“内圣外王”的实学精神。

康熙在御笔“万世师表”的同时，还御定《日讲四书解义》，将程朱理学确定为官方哲学。在儒学、佛学、西学等哲学思潮交织的格局中，清朝把理学高扬在“普天之下”。

清朝把多民族、多宗教、多地域交流确定为国策。清初，八旗全部圈占北京内城，外城几乎是汉人、汉官和商人。在佛、道两教大力发展的基础上，清朝把藏传佛教、天主教等作为交流的纽带，在北京多处修建喇嘛庙，供养蒙古族和藏族的喇嘛，有力促进了民族融合。

文/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