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永乐年间馆阁大臣“三杨”杨仕奇、杨荣、杨溥的作品为代表的“台阁体”诗词，追寻宋人风范，抒发爱亲忠君理念。紧接着，成化、弘治年间的阁臣、文坛领袖李东阳更进一步，认为除唐以外各个时代的诗歌无一可取，使复古主义思潮更为高涨。

随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结成文学社团，不满“台阁体”和八股文风的消极影响，树起“复古”大旗，“赋尚屈宋，诗尚汉魏，近律李杜”，开创了明代百年的文学复古运动。而后，嘉靖中期，又有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持“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主张，把复古运动推到了万历年间。之后，李贽、唐顺之、归有光以及“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独抒心灵，不拘格套。

明代后期，以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市）人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学习古人诗词“精神”，反对简单拟古。竟陵派倡导“幽深孤峭”风格，使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

明代的文学，在一开一合的复古与反复古中前行，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三部出自明代。与此同时，还有《金瓶梅》《封神榜》“三言”“二拍”等流行至今的言情小说问世。

在朝廷的重视下，明代书画艺术成绩斐然。多位皇帝都喜好书画，把技艺精湛的书画家招揽到京都，并安排擅长书法者在文华殿待诏，擅长绘画者在英武殿待诏，全国书画艺术趋于繁荣。被成祖称为“我朝王羲之”的书法家沈度，堪称一代首席书法大师。之后，董其昌以外表秀美并兼得颜真卿、赵孟頫精髓，以行中带楷、用笔涩拙自成一家，引领明代书体潮流。董其昌因书法而入翰林院，绘画成就也以“即兴写意”而兴于大明。

明代绘画艺术繁盛时期，有“吴门四大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与“泼墨”大师徐渭、“画圣”陈洪绶等并驾齐驱。沈周《沧州趣图》用南方山水表达对北方山水的想象，文征明以翰林待诏而才情四益，唐寅在北京会试中落榜而专事绘画，仇英《汉宫春晓图》描绘宫廷佳丽百态，借汉宫让北京宫殿的美景跃然纸上。曾在京师为官的徐渭，用画笔描绘“书中有画、画中有书”的奇妙景致。

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的智化寺京音乐，就源于大明宫廷。明清两代在天坛演奏的中和韶乐，也有宫廷音乐的传承。而始于明代中期的景泰蓝，已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符号之一。

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大一统王朝，皇权专制已达巅峰，礼制文化也达到了高峰。明亡的教训使清廷帝王们感到，儒学创始人孔子倡导的“内圣外王”“行诸实事”的矫世、救世、经世学说，是“明道救世”的精髓。统治清朝百余年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都比较注重实际。清代的北京，不仅继承了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功能，而且开辟了多民族、多地域文化交流融合、中外兼收的新境地。

满清对汉文化的吸收，在入关前就开始了。如翻译汉文化的典籍，将汉文化的伦理观念、道德准则等渗入满人思想，并吸收汉人入仕。入关后，“多汉人风”“与汉人同”的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波澜壮阔，康、雍、乾三朝皇帝主持编撰《古今图书集成》《太平御览》《四库全书》等经史子集150余种、两万两千多卷，大大超过了明代。其中《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气象空前，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极为罕见。

在文学艺术领域，《桃花扇》《红楼梦》《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达到了戏剧、小说、文言文小说、古典笔记小说的高峰。松友梅的《小额》、王冷佛的《春阿氏》，开辟了京味小说的先河。康熙重臣明珠的长子纳兰性德，是一名杰出的少数民族词人。

以徽班进京打造出国粹京剧，是中华戏剧无与伦比的成就。清廷统治者都喜欢戏曲，每逢皇帝、太后祝寿等皇室喜庆，都要举行演出活动。徽班进京之前，先是昆曲胜过一筹，再有京腔异军突起，造就了多种戏剧竞技争锋的大舞台。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庆祝乾隆帝八旬大寿，一个名为“三庆班”的徽剧戏班，由艺人高朗亭率领进京参加祝寿演出。“三庆班”以唱二黄调为主，兼唱昆曲、吹腔、梆子等，诸腔皆唱，蔚为大观，一时引起轰动，并一直留在北京演出。此后又吸收了昆曲、弋阳腔、棒子腔等表演技艺，更加灵活自如，更富于戏剧性，很快风靡北京乃至全国。

文/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