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都有一种书房情结。在小家屋檐之下，享受了人间温情、世俗烟火之后，书房，常常成为人们心目中极好的去处。再困窘的文人，都想辟出一方空间作为书房。

书房，自然是读书用功的地方。为什么要读书？从古至今，人们都有共性的认识。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人们对书寄予的美丽情感、美好愿望。现代人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这正是古人说法的翻版。古人的很多言论，在现代依然有着不可轻掂的分量。毕竟，人生有限，时不我待，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所拥有的绝大部分知识是从书本中获得的。无论何时，书都是人生路上的灯塔，是人类永远的朋友。

书房里，书桌是必不可少的。或简陋或精致的书桌，可以供人读书、写字、作画，甚至在它面前沉思。一张桌子能被当作书桌，是一种幸运。“桌”最早为“卓”，有高而直立之意。在古代起居方式还处于“跪坐”与“盘坐”之时，为便于手臂的活动，书桌的高度还较矮，桌面短而窄。到了唐末五代，起居方式转变为“垂足而坐”时，书桌才随之变高、变长、变宽。古代有书桌、画案之分，书桌附抽屉，画案则没有，是站着作画时所用。当然也可以将画案当书桌使用，集“作画、写字、读书”于一体。

书房作为静心品书、修身养性的独立空间，其中带有古韵的木质书桌极具魅力，质朴自然的木纹，光可鉴人的清漆，让人有如置身山水情境之中。其韵致风情足以让人沉醉，读书、品茶、写字、画画……在诗情画意中享受岁月静好、沉静悠然。

中国古代文人的书桌之上少不了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以及配套的笔筒、笔架、砚滴、水盂、笔洗、镇纸、熏炉、印盒、印章等。而文房四宝中，最能传世的一宝是砚台，别名润色先生。南宋陆游则将“文房四宝”称作“文房四士”，有诗为证：“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

古代文人除了吟诗赋文外，基本上都能书能画，因此他们一生都离不开笔墨纸砚这四样东西。人们互赠礼物，大抵就是具有雅致意味的文房四宝。一物一心，雅趣共赏，心意转换，勾连着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愫和友谊。《红楼梦》第十四回中，就连向来不问人情世故的黛玉，自苏州老家回到贾府时，也不忘把从苏州带来的“纸笔等物分送与宝钗、迎春、宝玉等”。

而现代文人的书房，若是没有一台可资使用的电脑，若是没有网络覆盖，那也有些说不过去了。可以说，书房内物品及配置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进步，它是一定历史时期鲜明的文化符号。

文人的书房，其情趣品位，因人而不同。刘禹锡为自己的书房写有《陋室铭》，这个“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地方，成为许多读书人羡慕和向往的去处。然刘禹锡潇洒飘逸、不慕名利的背后，却是三度搬迁的经历。他的书房是名副其实的陋室，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但因为刘禹锡自身的原因，使这“陋室”显得文雅闲适。蒲松龄的书房，名为“聊斋”。相传，他在创作《聊斋志异》时，为搜集素材，常设烟、茶在路边，过路人只需到此讲讲故事或聊聊天，便可免费享用茶水。一旦听到有用的“材料”，蒲松龄就立即整理成文，其书房“聊斋”之名，也因此而来。

文人的书房，是文人的心之所属、心之所安、心之所在。陈子善说：“作为一个读书人，希望拥有一间书房，哪怕只是斗室、陋室，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并不属于过分的奢求。因为书房是他与中外先哲今贤心神交会之处，是他的独立思想得以萌生的策源地，也是他的自由精神得以休憩的理想场所。”的确，于文人而言，书房是必须的，得一专门环境，便可以进入潜心读书、潜心写作的人生状态。

文人的书房，韵味无穷，不仅是思想的栖息地，更是一个可资触摸且舒张自如的精神世界。其中的布设，体现着书房主人的喜好，也沉积着深厚的人文内涵，更盈溢着传统文化恒久的暗香。

我一直以为，一个在世俗繁务中生活工作的人，总有厌于周旋、倦于角逐的时候。而能躲避这些的最佳场所不外是家，而家中最清静的地方自然是书房。书房可大可小，大有大的精彩，小有小的妙处。进入书房，捧书在手，其间况味，只有一个将身心沉浸在书页中的读书人才能够深深体会。书房内置一闲床，困了，躺下，回味着床头或书架上某本书中的某个细节或片段，又怎能没有一份无言的感动？

时间久了，日子长了，世俗的灵魂便在书香的熏染下变得纯粹、澄澈而豁达。怪不得叶梓在《书房散记》中说：“上有天堂，下有书房。”如果说书是灵魂栖居的地方，那么书房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灵魂走动的地方。

本文来源：《月读》2019年第7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