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降临的一切，毫无防备，就像演员进入初排。如果生活中的第一次彩排便是生活的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呢？”第一次在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看到这句话时（当时看的是韩少功的译本，具体措辞不同），立刻被惊呆了。

此后，至少看过20多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那时刚上大学一年级（1988年），一切充满阳光，一切都有标准答案，一切都合乎逻辑……只要坚信，真有一个能兑现所有的明天。可米兰·昆德拉却说：一等于零，如果人生只有一次，那就等于没有。

米兰·昆德拉让我第一次开始思考生命意义，开始怀疑过于合理的背景，开始反思自己是否已被格式化，开始正视内心的苦闷……

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成长对我来说，就是不停地上课、做作业、考试，甚至不知道也从没想过，为什么要考大学。为了别人高兴，我活到19岁，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打开了我的第二次人生——原来，我还可以为我自己。

米兰·昆德拉是谁？这是不好回答的问题，但我知道，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曾被他点化，曾被他启蒙，他是接引我们步入文明之门的人——不如说得更直接一点，他是我的精神之父。

永难忘却他惊人的智慧，永远感念他无边的慈悲。至少在我心中，米兰·昆德拉是不朽的。

只有存在，才能决定我是谁

在哲学上，萨特、海德格尔是存在主义最高峰；但在文学上，米兰·昆德拉才是最高峰。米兰·昆德拉的魔力在于，能用很简单的笔墨，便揭出人的真实的存在状态，引导你开始沉思。

在读米兰·昆德拉之前，我从没意识到，所谓自我，只是受造物。世上并无一个俯瞰众生的自我，它始终在环境的约束中，并被环境塑造。我以为我是有意识的、是自主的，可事实上，那些只是幻觉。

受困者注定无法超越本能的门限，这是生命的绝大悲哀，可我却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并未受困。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画家萨宾娜习惯了照片一样的写实主义——精确、完美、细致、功力深厚，突然有一天，她用刀割破了自己即将完成的画，从缝隙中，她突然看到另一个世界。

这个桥段，我看了无数遍，从满头雾水，到误以为在装蒜，到略有所悟。其实，我们生活的背景从来不完美，但我们把它变“完美”了。正如尼采所说，我们觉得世界合乎理性，是因带着“理性眼”去看它。这意味着，我们错过了不合理性且可能更大的那部分世界。

曾以为思考爱、善良、忠诚、永恒是自苦，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能让人无法回避：托马斯的妻子特丽莎出于好奇，与乏味的工程师出轨，从而凿实了她的猜想——托马斯频频出轨，并不是快乐的事。在难以自拔的迷茫中，幸亏重大事件拯救了她——作为摄影师，她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离开捷克后，特丽莎再度陷入精神困境。于是，她坚决回到捷克。令人惊讶的是，“花花公子”托马斯也选择返回捷克，以给自己活下去找个看上去似乎崇高的理由。

人类天生喜欢负重前行，喜欢背上爱、责任、永恒之类大词，因为他们受不了无大词可背的人生。换言之，没有生命承受不了的重，真正压倒生活的是轻。

这是爱吗？还是理想主义？都不是，托马斯与特丽莎是命运洪流中的两只小船，他们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更决定不了自己该做好人还是做恶人。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决定着他们的一切。

不要追问我是君子还是小人，不要追问我真诚与否。我是一万个我的万花筒，我在不断变化中，我无法决定我，能决定我的是存在。

自以为在挣脱约束，其实是在融入

什么是存在？

简言之，人的存在犹如蜗牛，不论在何时，不论在何地，都必须背着沉重的壳。对蜗牛来说，壳不是它的本质，而是负累，可甩掉壳，蜗牛的生命也将失去。人类即如此，我们不想与传统、他人的眼光、种种约束同行，但我们挣脱不了。

更可怕的是，我们自以为在挣脱，其实是在融入。

在《在哈维尔大夫二十年后》中，猎艳老手哈维尔大夫对美貌妻子越来越不满意，独自去温泉疗养。可在那里，所有人都嫌他太老，对他爱搭不理，连女按摩师都冷冰冰的。哈维尔大夫忙打电话给妻子，要她也来疗养院。妻子以为是爱的表示，匆匆赶来。疗养院的人都震惊了，人人对美貌妻子和老丈夫的组合充满好奇，女人开始纠缠哈维尔大夫。哈维尔大夫则发自内心感激自己的妻子——他似乎比以前更爱她了。

在《笑忘录》中，米雷克为避免“有组织地遗忘”，悄悄记录着他看到的一切。可他内心中深藏隐痛：他曾给一个不美丽的女孩写过近百封情书，一想起它们，就觉脸红。他希望历史看到的是完美无瑕的自己，可这些情书会让他变成笑柄。米雷克费尽心机，试图销毁这些信，结果他也成了“有组织地遗忘”中的一员。

在《先死者让位于后死者》中，女主人公遇到了比她小15岁的男主角，她努力控制自己的情欲，脑海中不断泛起儿子的目光，似乎正监督着她的行为。让她吃惊的是，亡夫的坟墓因租期已到，被别人占用。女主人公愤怒地指责墓地管理员，管理员轻描淡写地回应道：“先死者应让位于后死者。”这句话意外地打开了她的心房。

挣脱与顺从，似乎是异常宿命，可最大的麻烦在于，我们会遗忘，这意味着巨大的道德危机。正如米兰·昆德拉写道，作为犹太人，他的很多亲属死于集中营，可随着时间推移，他对希特勒已不那么仇恨了。如果说仇恨是人类最强烈、最恒久的情感，则不再仇恨就意味着背叛——可这是事实，随着时间推移，大多数人会忘却。

在《笑忘录》中，塔米娜试图与遗忘作战——她通过亡夫的护照照片，反复回忆他的模样，可记忆还是越来越模糊。

“一切恶行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米兰·昆德拉说。

警惕在“作为”中沉沦

那么，我们能不能改变现实？既然人可以梦想，具备主观能动性，我们总该有所作为。可少有人意识到，这些“作为”可能也是被塑造过的。

在《生活在别处》中，主角雅罗米尔有诗人般的浪漫心灵，他不甘平庸，努力摸索超越之路，先是爱情，后是写诗，均小有成就，却也饱受冷落。这让他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最终，他又进行了第三次超越自我的尝试——举报女友。

得知女友果然被审查，雅罗米尔“容颜已经变得坚强起来，步伐更加坚定，声音更加果断”，他感到真实的喜悦，觉得自己终于长大了。他坚信：“不是由外部的权力强加的，而是人们为自己创造，自由选择的责任，这种责任是自愿的，体现了人类的勇敢和尊严。”

雅罗米尔不是恶魔，他只是想有所作为，只是无人能真正逃离背景的锁定。

在《搭车游戏》中，一对情侣在无聊的旅途中互相埋怨。在口角中，一方称对方为妓女，另一方则讥讽对方为嫖客。到宾馆后，他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模仿起相应的角色，竟发现被角色套牢，无力自拔。

在《玩笑》中，主角卢德维克为讨女友欢心，采取了笨拙的方法，“我夸耀我的知识，一有机会就和她意见不合，取笑她的所有看法”。于是，他开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不得不接受公众评判。卢德维克以为好友泽曼尼克会帮他。泽曼尼克却先念了一段《绞刑架下的报告》，再念了卢德维克的玩笑话，质疑道：如果死去的人们听到你的玩笑，他们会怎么想？

泽曼尼克的恶意煽情，得到公众认同。卢德维克入狱后，一名叫露茜的女孩常带花来看他。卢德维克把她看成逆境中拯救自己的女神，可脑子里却总在想和她发生肉体关系。卢德维克不知道，露茜曾受伤害，她并不是女神，她也是被排斥的边缘人，因买不起花，就去墓地偷花送给卢德维克，并因此被抓。卢德维克等不来露茜，却误以为她被吓跑了。

所谓的激情、所谓的浪漫是可怕的，我们以为在超越，其实是在重复背景的约定，因为它早给我们的内心植入了毒素——“媚俗”。我们的挣扎，不过给了枷锁以借口，它才是真正的主角。

在“媚俗”的驱动下，人人都是演员

人类一直在抵抗粗俗，直到步入现代化，我们又开始“媚俗”。媚俗编织出一个完美的世界，并规定好切入它的姿势，即：

媚俗让人接连产生两滴感动的泪滴，第一滴眼泪说：瞧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们，多美啊！

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啊！

只有第二滴眼泪才使媚俗成其为媚俗。

人类的博爱都只能是建立在媚俗的基础之上。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平稳半生的大学教授弗兰兹为了“走上历史舞台”，秀一把“正义感”，加入“伟大的进军”。结果却发现，根本无人理睬，那不过是一次毫无意义的胡闹。

人类的心灵正周期性地被“大词”所蛊惑、所填充，从而患上“大词病”。在“媚俗”的驱动下，人人都是演员，人人都是“公众生活中的裸露狂”。

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读者来说，米兰·昆德拉打开了一扇窗，让中国读者惊觉：原来，还可以这么看人生，还有这么多可值得思考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扇窗呈现了一个巨大而深厚的人文传统，通过持续的思辨与驳难，让人恍然大悟：什么是严肃文学，严肃文学究竟在干什么？

米兰·昆德拉通过创作，钩沉出“小说的智慧”的传统。在“科学的智慧”垄断一切的时代，发展已成埋头狂奔，进步已成绝对正确，可科学该为人服务呢，还是人该为科学服务？如果连风凉话的声音都消失了，那么，当科学走向反人类、成为毁灭人类的力量时，该怎么办？

“小说的智慧”无法替代“科学的智慧”，正如“科学的智慧”不能替代“小说的智慧”。当“科学的智慧”试图解释一切，将万事万物都纳入逻辑体系，“小说的智慧”能让人跳出圈外，去关注人的存在。

米兰·昆德拉发现了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再没有哪句话语，能说得这么透彻：“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的可能性的领域。”（《小说的艺术》）

真小说不是好故事，不是金句，不是炫技，更不是俊男靓女。它是无尽的反讽与消解，是来自伟大传统的棒喝。这是米兰·昆德拉给我最大的接引。不论时光怎样流逝，一代代的人都能从这一接引中，找到自己与历史、与文明间的关联。

只要人类还在，只要小说还在，米兰·昆德拉就会存在。

编辑/刘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