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诗人、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以毫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了人类在剧烈冲突世界中的赤裸状态”的作品，成为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一生就是过去一个世纪的编年史，尝遍那个世纪的辛酸与苦痛。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童，他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波兰重获独立，经历了波兰第二共和国所遇到的社会和民族问题，经历了《启示录》中预言的世界末日和华沙被占领期间地狱般的街道，经历了在“铁幕”时期被分割的两个世界的移民生活，经历了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在美国的生活，一直到苏联解体和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年代。
他把经历的这一切和思考都记录在自己的诗歌、小说和散文之中，他的作品深刻剖析了当代世界的精神危机，坚持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并与波兰古老的文学传统进行对话。在《米沃什传》中，你能看到米沃什从波兰流亡到美国后，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学执教，度过了二十年教学时光。在大学中，他不仅仅是《被禁锢的头脑》的作者，也是一位受到热烈欢迎的教师，他教书、写作、翻译，思考人类要担负起的责任。“我是波兰文学教授和一个诗人——终于我成了，我一直应该是的那个人。”
（本文节选自《米沃什传》，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 | [波兰]安杰伊·弗劳瑙塞克
译 | 乌兰 李江颐 李佳
说说我的工作室吧，它的杂乱无章让人能够轻易得出其主人实属贪婪之人的判断，认定他恨不得要把一天抻长到二十四小时之外。沙发上和书架上到处放着摊开的书籍，有四种语言，彰显了主人的雄心壮志，同时又是他无力掌控的证明。超大的书桌被各种笔记和摘抄占得满满当当，其间散落着烟斗、脏杯子、铅笔、雪茄、剪报、打火机、干果袋和几个诗人的诗集。地板上撂着一摞摞无处可摆的书。
——切·米沃什，《我应该写作》（约1963）
现在我看清了贯穿着我各种思绪的连接线。天主教教义、布热佐夫斯基、奥斯卡·米沃什、我的朋友塔德乌什·尤利乌什·克朗斯基身上的黑格尔主义、斯威登堡、西蒙娜·薇依、舍斯托夫和布莱克都对我产生过一些影响。将这些影响依次相连的连接线就是我的人类主义和对自然的憎恶，线头始于我在学习教会史时对摩尼教产生的兴趣，终于我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学讲授的摩尼教课程。
——切·米沃什，《乌尔罗地》
当诗人成为教师
切斯瓦夫·米沃什
“开堂授课没有我预想得那么令人痛苦。我不需要给学生们写东西。波兰文的笔记，且要点清晰就足够了。我觉得，学生们很喜欢我。”他们“有点儿，但不是一点儿两点儿，像扬卡判断的那样，是稍微有点儿喜欢我，要是我的课时不足或者讲座延期了，他们还会报名其他人的讲座。[……]我根本没有对牛弹琴的感觉，总的来说，我们交流得不错。[……]课上同学们对我满怀热诚，课后课间的反馈也相当好。那我还要写点儿什么呢？我觉得我像一头跳芭蕾舞的奶牛”——这个逃过波兰文学课，又害怕当老师的维尔诺大学法学硕士对耶日·盖德罗伊奇说到。如今，在美国最著名的大学，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仅仅两个月后就被授予tenure，也就是终身教职——要知道他并没有教学经历——这可是史无前例的事。还有德温伊莱大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第二大建筑。斯拉夫文学和语言系即设于此。540号办公室内布置着一张金属办公桌，几把绿色皮革椅子和一块小黑板，在这里，诗人度过了二十年教学时光。不久后，他被任命为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他向默顿承认，这个头衔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直爽的赫兹对此很不屑，他评论说：“我笑到流眼泪：托尼吻了吻你的手，彼得被推到门外，因为‘教授爸爸要睡觉’，扬卡就像跳芭蕾似的‘踮着脚尖’，[……]此情此景让我突然很失落：这些美国大学的水平一定不怎么样。”
米沃什的前任瓦茨瓦夫·莱德尼茨基定下了规矩，斯拉夫语系学生不仅要完成俄罗斯文学和俄语课程，还要学习其他斯拉夫语的文学课。因此，尽管波兰文学研究不能让绝大部分听众产生兴趣，但讲授“科哈诺夫斯基”或“先人祭”的课堂也并非空空如也。米沃什努力改变现状，他将异国风情的故事和长诗置于宏大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下娓娓道来，这样波兰文化就可以被理解为人类文明演化中的片段，而美国农民和工人的儿子们和女儿们不管是否愿意接受教育，都处于文明演化的进程之中。六十年代早期的美国意识与欧洲历史非常疏远，甚至是伪历史的，在授课之初他即指出：“我关注的是现在，不是过去。[……]通过现在我才能理解今日的世界和人类的种种——人类的习惯和信仰亦已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个星球，各类变化正缤纷呈现。在遥远又美丽的国度里发生的一些小事，本就与世界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他也解释道，欧洲的弹丸之地波兰，有着深重的历史，这些历史的伤痛能让人看穿日常生活的平静表象，理解人类的命运归根结底都是一场灾难。米沃什希望学科复合化，不久后他骄傲地说：“学生们相当喜欢我的讲座。[……]到现在为止，关于文学我讲得很少，历史、政治等我讲得多。[……]，现在主要讲阿里乌斯派基督教历史中一个被视为异端的派别。我给年长些的学生上现代诗歌研讨课[……]，给他们解释维斯皮安斯基的时候，我满头大汗[……]。但在读到博伊的《词语集》时，我们也会爆发出一阵笑声[……]。学生中有些是笨蛋，但也有聪明人，非常聪慧的那些人，正准备投身到斯拉夫文学的研究事业中。”课堂上，各种语言交织在一起，除了英语，一些学生还会说波兰语、俄语或者法语。而文学史又与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相关联。他努力避免课程出现重复。在最初的几个学期里，米沃什开设了现代散文、塔德乌什·鲁哲维奇、波兰戏剧（加入了布莱希特和荒诞剧内容）和电影（观看了《英雄交响曲》和一些动画电影）、诗歌翻译技巧等课程。所有的课程都让他感到非常兴奋，特别是这份教职也令他更热衷于翻译和散文创作。他向身处国外院校的讲师扬·布沃斯基回忆说：“对上课这件事可以有两种理解，或是受压迫的奴役，或是努力收获其中的乐趣，我选择后者。”在给这位好哥们儿的下一封信中他说：“有人评价我是非常绅士和友善的教授[……]。他们觉得了解我，认为我有自己的偏好——阿里乌斯派，神学也算，但我也会问一些关于屈斯汀侯爵的问题。”还有“十二月党人起义与波兰”“立陶宛大公国民族关系”“阿里乌斯派的政治和社会见解”等等也常常出现在考试题目中。理查德·罗瑞，是米沃什的第一批学生，他认为教授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学者，而是欧洲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咪咪·麦克凯，是七十年代末的学生，她记忆中，“每堂课教授都从历史讲起。在上波兰现代文学课时他说：‘我们将要学习的历史是美国人根本不了解的。’教授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的笔记本边缘处就有我写下的一行小字——买一张好的欧洲地图！”还有一位女学生曾回忆到，考试时米沃什会先提出一些问题，再根据不同的回答引申开很多题外话，这常常让一些经验不足的学生惊恐极了，然后他从同学们的瞳孔里就能判断出他们的独立性和勇气，“他对环绕着他的世界怀有无尽的困惑”。在女诗人琳达·格雷格眼里，米沃什的“身体里和灵魂中住着一个战士[……]，就好像他的战争还没有结束，而他一直还在救护车里”。米沃什的信件也显示，在六十年代他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以往的工作是我的梦魇和折磨[……]。讲授波兰文学却有着更大的意义”——在上了一年课后他向文森兹如是袒露心扉。十几个月后在写给安德热耶夫斯基的信里他又解释说：“我从未对政治感兴趣，要说有，那也是‘抽象政治’[……]但《被禁锢的头脑》给我贴上了标签，[……]这标签，那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撕不下来。所以我出走此地，再次尝试撕掉它。在这里我忘记了它，也因此更欣赏伯克利。我是波兰文学教授和一个诗人——终于我成了，我一直应该是的那个人。”教授的职位不仅带来了稳定的收入和专心写作的空间，在课堂上与同学们的交流也让他的思路更加开阔，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处：满足了他对外沟通的需要，让他确定了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抚慰了他的挫败感——因为寂寂无名，诗人一直饱受内心煎熬。“就说我的诗吧。它们难懂，就好像是用中文写的似的，高冷了二十年。在大会议厅为人们讲讲这些诗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七十年代中期他这样告诉布沃斯基。他还找回了作为作家的自我，在这个自我里，他就像是个从没上过台的演员，渴望装扮、渴望演出、渴望喝彩。“他是为舞台而生的人。波兰语里没有能表达英语performer（演员）或者entertainer（表演者）的词语，但我认为，只有这两个单词能向普罗大众描述最真实的米沃什”，诗人的朋友亚历山大·辛克亚历山大·辛克描述道，“与听众的交流[……]让他兴奋。他想被人喜欢，想拥有被人喜欢的感觉。这种当演员的天分对他的大学课堂也很有帮助[……]，有时他对自己说的话第一个笑出声来，活跃了课堂气氛”。在生物系的教室里，讨论斯拉夫文学中的恶的时候，场面完全是戏剧化的，一丁点儿都没有喜剧感，他的学生利玛·福威恩斯卡伯格尔特回忆：“墙上挂着几个带灯光的陈列柜，柜子里摆着动物和人体各部位的标本，还有人体内各系统的图例。最后一个柜子里[……]是一个胎儿标本。我一站在这个柜子前，心里就会不舒服，禁不住去想，这会不会是什么预兆，或者这堂课本身就是这么设计的。在教室中间有一张巨大的桌子”，桌子上摆满了试管和其他试验工具，教授站在桌子后面，他的浓眉和醒目的样貌让他看上去像浮士德一般。“他讲着立陶宛和俄罗斯，讲着必然的恶，恶就站在他面前，亲切地挥着手。‘这时我在书中看到了魔鬼’，教授刚说完，离他最近的那扇窗户上的窗帘一下子飞了起来，可窗户是关着的。窗帘落下，一动不动，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大家都感觉到教室里不只有我们，我们正在讨论的那个东西也在。他的旁征博引远远超出了波兰文学的范畴，令他的课堂吸引了大批的听众，在校园内广受欢迎。在关于摩尼教的课上，他出于强烈的个人意识和责任感，会引申讲到保加利亚及斯拉夫的波格米勒派中世纪基督教异端派别。按照他自己和同学们的解释，这样就能揭示出“现代人精神状态的内核”。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七十年代初期米沃什开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课上。诗人后来解释道：“我的波兰语课只有十五个学生，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课一下子就来了一百五十个。[……]学生们说：听米沃什用斯拉夫口音讲课，就好像在听伊万·卡拉马佐夫说话。”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课的“书单”，《穷人》《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和《群魔》赫然在列，还有巴赫金和别尔嘉耶夫的相关理论文章，这都是课上会讲的，但课必须听。米沃什在课堂上则专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系列作品中的主要线索，比如大法官的传奇故事，引领听者对两千年来折磨人类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可以说，他不仅仅是大学讲师，他还是个“智者”，凭借丰富的个人经历，向学生们阐述着笃定的道德观念。米沃什在给布沃斯基的信中写道：“得告诉他们，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是有区别的，否则你就会变成一个虚伪的传道者。”格雷·卡米亚曾1979年上过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课，他回忆说，米沃什一直是这样做的，他讲过二十世纪的地狱，讲过当大多数人选择恶的时候，仍有必要站在善的一边，还讲过魔鬼的存在。“在众多回忆中[……]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米沃什在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上，一只戴着红色手帕的黑狗突然跳到他的腿上，然后狂吠起来。翻译家莉莲·瓦利也曾提过此事。米沃什毫不惧怕，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以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式的口音说——有时候魔鬼会变成狗的样子。”1978年教授正式退休时，加州大学授予他“伯克利荣誉状”，相当于荣誉博士。在授奖仪式上人文系系主任休·麦克莱恩说道：“瞧，他仪表堂堂，特别是穿了这身长袍，没人会想到切斯瓦夫·米沃什今年到了退休年龄。[……]米沃什不仅神采奕奕，他的成就同样光彩夺目。”获得如此高的赞誉一定让作家深为动容，但对他来说，他更看重的是学生们对他的评价。琳达·格雷格认为，他的讲座和“严谨态度令她终身受用”。咪咪·麦克凯坦露：“我曾是个相对论者，我为此也骄傲过。[……]没有善与恶，在我的生活里也没有上帝。但时至今日我却有些彷徨，不知道上帝于我来说在哪里，我已不再是个相对论者了。是他教会了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重新定义波兰文学
波兰和波兰文学在这个令人憎恶的世界里是某种另类的存在。过去几年情况发生了些变化，因为马克思主义大力推行，这所谓的严肃思想产生了一些影响，还有随之而来的“自由主义”，但最终面临的还是与老旧传统如何抉择的问题。要知道，有几百万东欧人[……]因为文化濒临灭绝的原因[……]移民美国。这可不仅仅是一代人的问题。[……]有书，甚至有很多书，但书中沙文主义盛行，夸夸其谈，大吹牛皮，天花乱坠地把波兰吹捧上天，以此愚弄普通百姓。如果在图书馆拿起一本迪博斯基写的《波兰历史》[……]其中都是套话，谈及三次瓜分，竟然还用了感叹号——“凯瑟琳大帝万岁！”。又或者“令人倒胃口的沙文主义者波拉克”生硬地让朱利安·科日赞诺夫斯基成为波兰浪漫主义的代表。米沃什在私人信件中如是写道。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补充说：“科日赞诺夫斯基的‘波兰浪漫主义文学’[……]是长久以来对林林总总的‘la Pologne martyre’（法语，指《波兰民族灾难》一书，法国史学家儒勒·米什莱著）刻画的集合，却能让读者产生杀戮的冲动。伯克利图书馆馆藏的一本他的书即可为证。书的边缘处有人用英文写着：‘他们这么干就对了！’，‘杀了他们还不够！’，‘矮子扮巨人！’”（《个人的职责》）就是从这时起，米沃什产生了波兰文学史要与救世主似的民族主义论调区分开来的想法。他利用课堂讲义逐步整理出书籍脉络，并于1964年底1965年初找来他的学生——卡瑟琳·斯·里奇（她后来翻译了《欧洲家庭》和《回忆帕斯卡》等米沃什的书），二人共同创作完成了《波兰文学史》。该书于1969年由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发行。“对我来说，每周花几个小时把材料交出去，是一种爱好和放松”，这本书的作者肯定地说。对读者来说，他可是在授课的最初几年里完成了巨量的工作。这个优秀中学的聪明学生、波兰诗歌的忠实读者，在此前还称不上是一个文学史家，现在竟用近七百页的倾情书写，笔触从中世纪的拉丁语古籍到他自处的现世现代，向读者们展现出上百个文学形象和作品。他的笔下，波兰作家们从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依次出场。更确切地说，他着力避免将文学研究仅仅停留在表面，也不吝啬做出直率的评语，他一直追寻的问题是——这些作品的信息能否为今天的读者所接受。他兴致盎然地探索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作品，着重阐述了宗教性的内容和宗教改革的意义，书中也有他对浪漫主义多种符号的怀疑，有对瓜分时期知识分子的境遇以及现代“青年波兰”思潮的描述。米沃什将他对波兰文学史的重新定义，在引言中写了下来：波兰文学的内核是浪漫主义[……]，以及它背后密不可分的——罗马天主教思想。事实上，这种陈词滥调的起源并不算太久远[……]，正是在十六、十七世纪的“黄金时代”形成了波兰文学恒久的整体特征。我多半的工作就致力于研究早期的文学现象，而不是浪漫主义[……]。“黄金时代”的波兰广义上来说是一个新教国家，“异教徒的天堂”。尽管后来反宗教改革获胜，知识分子的叛逆精神却未消失，一直延续下来[……]。波兰文学的一贯特征可以用有趣的二分法来形容：受严格的基督教伦理规范约束的感性道德主义，与反神职主义和对任何（宗教性或政治性的）信条均持有极端怀疑的思想并存。一位现代研究者评价他说：“米沃什介绍的不仅是波兰文学作品，还有他真正的兴趣所在——那些与他在时间上疏离而在语言表达上又很亲近的人们，如何写作与思考。”将人生命题与大学课堂如此紧密连接起来的教授并不多见。多年来诗人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工作规律——早起，散步，写作，去学校，下班后喝一杯，然后在烟雾弥漫的书房里工作到深夜；他从没有将这样的生活看作是受罪，而是当成安全的生存方式和发展道路。以这样的规律准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程让他思考着波兰文学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的关联，并将这位俄罗斯作家当作研究对象，在《乌尔罗地》中对照分析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发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和自己熟知的斯威登堡之间的文化关联后，作家以此为题在《斯拉夫评论》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获得了俄罗斯研究学者们的一片赞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再次剖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寓言般的角色，他们得了“生活不满足的病”，这种病在二十世纪大范围地蔓延开来[……]。噩梦，（他们）梦到的噩梦[……]，正如萨特小说的标题那般，令人“La Nausée”法语，指《恶心》一书，萨特最为人所知的作品之一。[……]，非人类的世界没有唤起萨特的敬畏和赞美，如以往歌德那般，相反，它的全无意义让他恶心”。（《从我的街道开始》）
我无法将这世界看作田园诗
《文化》杂志社社址前合影： 右一是切斯瓦夫·米沃什，摄于1951年
加州大学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米沃什首部英语杂文集《地球的皇帝：怪诞景象一览》中，收录了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舍斯托夫和西蒙娜·薇依，以及布热佐夫斯基和维特卡茨的研究文章，展现了现代视角下他的真诚思考，还有激情澎湃的评论。在研究俄罗斯文学或者法国文学时，米沃什坚持使用波兰语，后来他才单独或在学生们——如理查德·洛里和莉莲·瓦利——的帮助下将这些文章翻译成英文。多年来巴黎的《文化》杂志一直是他的主发稿方和出版商。七十年代早期，伦敦的《大陆》杂志偶尔也会刊登一些他的作品。后来他与另一家来自伦敦的出版社，柴斯瓦夫·贝德纳尔赤克和克里斯蒂娜·贝德纳尔赤克领导的诗人与画家出版社也偶有联系，在他们的季刊上发表过十几篇诗歌和两篇杂文。更重要的是，正是这对贝德纳尔赤克夫妇，在1967年出版一本近三百五十页的米沃什诗集，囊括了米沃什几乎全部的当代诗作。盖德罗伊奇没做这件事，可能有经济原因，也可能在他的原则中出版诗集不是最重要的。但他也曾冒着失败的风险出版过一些书，其中就包括米沃什研究布热佐夫斯基的专著《蝎子中的人》（1962）。“别怕他们，更别怕他们的言语，就算你的周围布满荆棘，或者身处蝎子群中”（以西结书2∶6）——上帝对先知以西结说。五十年代末米沃什返回讲堂时，肯定记起了这句话（其实与此无关，他凭借自己的判断，明白了屠杀的意思，他了解，布热佐夫斯基被指与俄罗斯秘密警察有染时，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米沃什受到的冷遇一度与《青年波兰传奇》的作者即布热佐夫斯基。非常相似，知识分子的两难境遇令他生不如死，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人或者周围的大部分移民都没经历过，他也因此非常不愿意去费力探索波兰文化缺陷的问题。按照布热佐夫斯基的理解，“反俄的痛苦经历蒙昧了波兰人的眼睛，他们不再追寻人类生存的真相，只会在知识和艺术上一贫如洗”（《蝎子中的人》）——诗人如此评述道。这些话诗人也曾在与盖德罗伊奇就《文化》杂志专注于共产主义选题的争论中提到，也曾出现在《波兰文学史》的某些观点里，还被他用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上。无论如何，米沃什都赞同布热佐夫斯基提出的，人类个体与“非人类”个体之间有着某种戏剧性的关联，与之相对应的，人才是文明和文化的载体。那些年他受到波兰至上的感染（成为讲师后他以新的方式诠释着对波兰的感情），这种情感既掺杂着强烈的责任，又兼具内敛的温柔。在一次去温哥华旅行时，“我和查伊科夫斯基还有布沙一家拥抱在一起，我看到他们的孩子，听到他们用波兰语闲聊，我简直爱死波兰还有波兰话了，这就是硬币的背面吧”，在给安德热耶夫斯基的信里他这样坦陈自己激动的情绪。1962年他将长期以来内心的纠结奋笔写了下来：“（我想）冲破地理上的局限，从那种被抛弃的共情中解脱出来，毕竟我的情况与那些‘思念’（就算是这样吧）祖国的波兰人完全不同，从家族上来说我与波兰没有一点儿关系。[……]自相矛盾的是，我恰恰是个移民，企图一次性地毁掉那个波兰，并让三千万人与之离心离德。”五年后，他又写道：“对我来说最根本的、最难解的心结就是对伟大的田园诗人们粉饰出来的波兰正统的厌恶，丑陋的历史让我无法将这世界看作田园诗一般。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过着亚利桑那州或者加利福尼亚州普通的人间生活。”渐渐地他把学术研究的重心放在了伯克利，更关注这里的社会动向，而不是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态势。在波兰，由于哥穆尔卡的打压，文学创作沦为二流事业，1968年三月事件之后，文学创作更成为沙文主义、莫查尔一党和爱国主义的附庸。“他们把我写成[……]‘波兰人民的敌人’，我不是他们说的那种敌人，直到现在才变成了敌人”，他对图罗维奇解释道：“就算是二战的政治移民，要么死，要么热爱波兰人民，因为就是波兰人民拔去了犹太毒瘤，从那时起我还有后来的几个人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把波兰文学永久地带出去。就算贡布罗维奇死了，缺少了一个中坚力量，但现在就像十九世纪那样，波兰文学在西方发扬光大。”发表于1972年的散文集《个人的职责》，书名取自杂文《对波兰文学的个人职责》。米沃什在这篇文章中着重指出：“我必须做一些基本性的陈述。我不出生在波兰，也没有在波兰长大，但我用波兰语写作”，尽管自童年起就熟知这种语言，但“我那时不知道，波兰文是挨揍的人、被欺负的人、遭受苦难的人和不自由的人用的话”。但与此同时，他又表现出难分难解的波兰情结：“我与外国人的关系很一般[……]在波兰人那里我只需一个动作，就能说明一切，和他们坐在一起，可又不仅仅和他们一伙，我是我，但他们中当然也有我，他们就像我的‘Le moi hassable’（可恨的自我）一部分。他们的举止让我不安，因为特征暴露无遗，而这又是我自己极力[……]克制的。”在接下来的几篇文章中他探讨了令人焦虑的宗教信仰问题，也就是显克微支在他的三部曲中刻画的波兰人的宗教信仰。“难道一个选择幼稚故事当成自己的《伊利亚特》的民族，不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吗？难道《彼得·潘》不会改变，永远是那个不想长大的男孩吗？”这样的探讨就好像他引用莱德尼茨基的回忆录论述波俄关系，过于错综复杂，因为很可能会演变成——根据民族的传说——刽子手和丧命者的辩证。书中他还写到了贡布罗维奇，还有瓦特的长诗，展示了他翻译的叶芝和卡瓦菲斯的作品，还有自己的长诗和笔记。该书超越了传统散文集的形式范围。七十年代最后一年出版的《科学花园》（1979）一书也是类似的体裁形式。书中收录了他精心翻译并评论的奥登、布莱克、默顿、奥斯卡·米沃什、惠特曼和罗宾逊·杰弗斯的诗作。翻译取自自己多年的笔记，其中也有部分大胆引用了他人作品中的语句。在前言中他提到自己在艺术上从未停止追求，“一直告诫自己，要跳出文章之外，跳出教学论文——去找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文学类别”。可以说，米沃什早期刊登在《文化》杂志上的几篇杂文即为互为关联的一个整体，具有强烈的文学张力，风格与《个人的职责》相比有很大不同。在《科学花园》中米沃什从哲学、艺术和宗教角度对波兰的民族性展开探讨，同时也关注到波兰人的思想状态随着时代的演变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特别是从十九世纪末起，虚无主义大行其道。“虚无的时间，如果从我们当代文学和艺术的角度看[……]，就是一股破坏性的、荒谬的力量”。我们不再确信人性的存在，证据就是，相对于十九世纪作家笔下那些经典的人物，味如嚼蜡的当代文章里再也没有了鲜活的形象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求索真知犹如建造耶路撒冷”——米沃什借用威廉·布莱克的话来比喻当今这个时代，就犹如在普罗旺斯或加利福尼亚陷入一群艺术家们的包围之中，以为这样就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然而，铺天盖地的艺术一股脑地“激情创新”，放任自由只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混乱不堪。“谁又知道，这不是集体癫狂呢。”将世界观世俗化，用艺术手法表达“自我”——艺术会因此走向枯竭。“我们该怎么做？从头思考一切。”这样的思索恰恰就是《科学花园》，这本书本身如一本自传，揭示了作者灵魂深处的轨迹。书中可以读到他检视自我的决心，挖掘着内心深处对七宗罪的理解；还可以在讨论执迷写作的章节中读到，不由自主的罪恶感是作家创作的灵感，但又“让我们更加漠视对人类要担负起的责任”。
《米沃什传》[波兰]安杰伊·弗劳瑙塞克\乌兰 李江颐 李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贝贝特\2023年5月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