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穆朗玛峰被称为地球“第三极”，成功征服顶峰的消息总能引发人们的关注。

如今，随着经济发展，除了国家组织的科考、高程测量等攀登项目，个人登珠峰似乎也成了一种“新时尚”。这项原本是“冒险家的运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

但珠峰峰顶险象环生，即便是有资金保障，最好的装备、事前训练和人员协助，仍有可能遇险。

珠峰究竟有什么魅力，“诱惑”一代又一代人去征服它？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非虚构作品《第三极：珠峰的谜团、执念与生死》给出了一种答案。

这答案与这座山峰一样复杂宏阔，由人类的勇气、执着、欲望、希望与死亡组成。

下面是《第三极》中文版译者舍其老师的译后记。在这篇精彩的文章中，他讲述了自己和雪山的缘分，也讲了和《第三极》中文版的缘分。

舍其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校期间曾担任北大登山队（山鹰社）攀登队长，攀登过多座雪山，拥有丰富的高峰攀登经验。在登山队期间，他研究过大量登山技术资料和登山史料，对本书中描述的众多登山历史与现实背景有充分了解。

他把翻译本书视作对珠峰的“神游”，就让他当一次导游，带领我们走入《第三极》的世界。

来吧，让我们开卷见山。

高处有世界

《第三极：珠峰的谜团、执念与生死》译后记

文|舍其

在离开雪山多年以后，还能以这样的方式重新走上雪山，其中的缘分，我自己也觉得妙不可言。

走上雪山

也许因为我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来到北大以后，加入山鹰社可能本来是迟早的事情。但我刚进北大时并没有对登山产生向往，雪山那时候在我眼里高不可攀。大一那年暑假，全国到处都在报导北大登山队的山难，更加让我觉得，高处的世界离我很遥远。那时候的我身在物理学院，却忙着在中文系、历史系听课，泡图书馆（而不是实验室），并没有觉得自己需要回到山里，回到更高的山上。不过到了大三大四，觉得可以找一个地方强身健体，又没钱买高级一点的自行车，所以没有加入车协，而是加入了山鹰社。

那之后身边就多了一群向往雪山的人。那时候山鹰社有四个恩施人，我是第四个，而前三个都已经成为山鹰社里的传奇：两个社长（也都当过登山队长），一个秘书长（也当过登山队后勤队长）。跟他们有了近距离接触，感受过这些朋友们的热情后，我开始觉得雪山离我也没那么遥远，有机会的话，也许也可以去看看。

到2006年，我已经研一了，先是作为新队员在五一假期攀登了四川半脊峰（海拔5430米），有了最早的雪山经验。那支队伍里只有我是新手，不过因高原反应死去活来的并非只有我一个。在大家的照顾下，我还是在暴风雪中成功登顶了。接下来是加入暑期登山队，到新疆攀登天山山脉主峰博格达峰（海拔5445米）。这是山鹰社自2002年山难后逐年积累、厚积薄发面对的一座技术难度很高的山，队伍里也多的是好几年的老队员，新队员人数不多。这座山登起来并不容易，我们也确实遭遇了不少困难，三次上山才终于成功登顶——如果不是第三次好天气窗口出现，我们都快要放弃了，但无论如何，最后的结果堪称完美。

从雪山回来以后，我以为我和雪山的缘分就到这里了。研究生不管怎样还是应该搞点学术，琢磨琢磨以后怎么找工作的，所以我也并没有计划次年继续登山。但2007年，原来准备担任当年攀登队长的人因毕业后要加入的工作单位的要求而无法去登山了，只能临阵换将，老队员们找来找去找到我，“矮子里面拔将军”，我也就接过了再去一次雪山的机会。实验室的师兄对我说，你太对不起老板了。

这一年要登的是西藏的甲岗峰，海拔6444米，从地形资料看并不算难，但官方记录中还没有人登上去过，是一座未登峰，因此山上的实际情形是一片空白。我作为攀登队长的职责，是负责队伍的技术训练，制定并执行攀登计划。我虽然非常菜鸟，但有赖诸多老队员的帮助，还是勉强扛了下来。我阅读了很多技术资料和登山史料，并在技术培训中首次引入了登山史的内容，也是个人兴趣使然。

五一假期我们仍然先去了一趟半脊峰作为练兵，我的身份是队长。然而我的雪山经验当队长实在是太不够格了，这一年有几个队员的高原反应也超过预期，在冲顶时我所在的结组还因为岩钉脱落滑坠了上百米，最后我们没能登顶，草草下山。七月到了西藏，第一次上山查看路线，发现冰川情况复杂，有的冰裂缝很大，便去申扎县城找人用钢管焊了一架梯子背上去，于第二次上山时才成功全员登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登山回来，做登山报告的那天正好是重阳节。我的开场白是：“今天重阳节，我来带大家登一次山。”但是我心里明白，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亲近雪山了。我不会以此为职业，所以我以后的生活里，大概不会还有雪山的位置。

在书中神游珠峰

2008年毕业以后，我选择了文字这碗饭，与雪山也确实越来越远。虽然山鹰老友们仍常有相聚，但主要的活动也不会跟雪山有关，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到美国以后，更是与老友们也少了音讯，在这里认识的新朋友，很少有人知道我还上过雪山。2019年，山鹰社成立三十周年出纪念文集时，也有社友向我约稿，但我没有提笔，因为觉得，雪山，山鹰，都已经和我太过遥远，我只是曾经路过山脚的一个过客而已。

然而总会有些不经意间的缘分会让你觉得造化弄人。兜兜转转，还是会回到雪山。不过也有可能，在我生命的底色里，雪山这抹淡淡的白色，尽管不起眼，却也从来没有淡去过。

来美国后我有了大量空闲时间，也就应出版圈的朋友之邀开始做起翻译来。最开始是从我的“专业背景”相关的物理、数学类科普著作入手，后来也接了一些社科、历史等领域的相关图书。我为了对得起文字这碗饭，在上面花的心力，比我上大学“正经”学习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从每一本书里学到的新东西，也让我非常受用。所以，我把翻译工作总结为：“一边学习一边还有人给你钱，天下有这么好的事吗？”（当然其实是有的，就是我的另一份工作：“一边有那么多学生娃陪着玩一边还有人给你钱。”）

2021年12月，出版了十余本译作后，我在豆瓣上收到了一封信，是人民文学的一位编辑老师问我，有没有兴趣翻译一本讲珠峰的书，马克·辛诺特的《第三极》。虽然并不是第一次从豆瓣上收到约稿，我还是有些好奇，编辑老师怎么会找得这么合适，在万千译者中找到了登过雪山的我。编辑老师说，自己列了一份译者名单加简历让领导定夺，我在2011年骑行青藏后出版的游记《给我一条地平线》里提到曾做过北大登山队攀登队长，所以领导一下子相中了。我大致了解了一下这本书的情况，讲的是作者想要解开珠峰首登之谜，于是组建登山队登珠峰寻找欧文的经历，还穿插了很多中外登山史的故事，觉得很感兴趣，便一口应承下来。把“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套用到登山界，就等于说优秀登山队员都会有一个登上珠峰的梦想——但我从来没有那样奢望过。有了这本书给我的在珠峰上下神游的机会，我也许可以说，我精神上算是上山了。

翻译这本书的三个月是我沉浸在珠峰和登山史中的三个月。初读本书，就有很多地方很让我感动，也曾挑出来一些跟朋友分享。等到进入翻译，除了自己查阅相关资料（大家从部分译注中应当能感觉到我的查核工作有多扎实），我也跟作者通了不少邮件，询问、商榷书中的一些细节。为了方便我翻译，作者把他收集到的一份内部文件（中国登山队《珠穆朗玛峰工作总结》）分享给了我，并耐心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因为我在书中找出了几处资料引用错误，作者回信说：“You are better fact checker than me or the folks at Dutton.”（“你核查事实的能力比我和达顿出版社的编辑都强。”）此外，我也找到在登山队时就给过我很多技术指导的孙斌师兄（现在是巅峰户外运动学校校长，登顶过七大洲最高峰，在北京奥组委负责过珠峰火炬传递）来帮忙把关本书登山史、技术用语、对珠峰和西藏的描述等等。每一章翻译完，我都会把译稿发给他，而他也都会细细批阅返回给我，提出了很多修改建议和意见。山鹰社出来的人叫“老鹰”，我们有一个几百人的“老鹰群”，群友遍布全球各地和各行各业，我们也在群里讨论过不少本书的翻译细节，很多老鹰都给出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所以，这本译作也是群体智慧的结晶，绝非我一人之力。

编辑写给译者的赠言

开卷见山

本书围绕珠峰登山史和2019年的“寻找欧文登山队”展开，有历史和现实两条主线。当然，如果把今天当成历史上的一个点，也可以统一成一条主线。

西方对珠峰感兴趣，可能要从“十五峰”说起。那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高度，也并不知道这是世界最高峰。而这座山在西方被命名为“埃佛勒斯峰”，也许可以说是巧合与无心的结果。

从19世纪初开始，失去了北美的大英帝国把经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而印度次大陆和中亚之间的青藏高原，成了英国与俄国殖民地扩张竞争的焦点。为了有效控制喜马拉雅地区，英国人在19世纪展开了测绘印度次大陆的大型勘察项目。项目进行了70年之久，乔治·埃佛勒斯是第二任负责人（也是前任负责人的助手），他领导下的勘测工作取得了极高成就。1843年埃佛勒斯退休时，勘测项目接近完成。继任者安德鲁·沃继续推进这个项目，用三角法测量了“十五峰”，到1856年方得出此峰高度，并发现是世界最高峰。安德鲁·沃认为世界最高峰必须拥有英国名字（而不是像其他山峰一样采用当地人故老相传的名称），并提出以埃佛勒斯名之。尽管埃佛勒斯本人极力反对，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还是在1865年宣布采用此名，从此这座山在西方就有了这个颇具殖民色彩的名称。

光测出高度还不够，英国人征服世界的雄心（野心？）当然也会包括要征服世界最高峰，向全球尤其是俄国人宣示自己的“主权”。1921年，英国人组建了第一支珠峰登山队，在珠峰北坡下搜寻了几个月，发现了绒布冰川，确定了可行的登山路线，即今天的“传统路线”。1922年，乔治·马洛里随着第二支登山队再次到来，并攀登到距离顶峰约五百米高差的地方，但因为天气和雪崩，最后还是只能望峰兴叹。到1924年，英国又组建了第三支珠峰登山队，马洛里也第三次出征，这次的搭档是一个叫安德鲁·欧文的大学生。6月8日，他们最后一次冲顶后再也没有回来，两人有没有登顶，成了登山史上最大、也最引人遐想的谜团。

1999年，“寻找马洛里和欧文登山队”在珠峰北坡发现了马洛里的遗体，然而非但未能解谜，反倒让这个谜题更加扑朔迷离。2019年，本书作者在多方寻找线索、组织资源后组建了“寻找欧文登山队”，攀登珠峰并成功登顶，但就这个谜团来说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发现，最后也只能提出一些猜测。本书介绍了这些历史，也讲述了作者对这些历史的寻访和认识。

当然，并非只有英国人对登珠峰感兴趣，很多人都想去那个高度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1953年，希拉里和丹增诺盖自南坡首登，1960年，中国登山队三名队员自北坡首登。在他们身后，迄今已有约五千人登顶珠峰，但也在登山路上留下了约两百具遗体。本书对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的历史也着墨甚多，尤其是北坡最大的难关“第二台阶”。而写到这些，除了因为作者所在登山队和英国登山队都是从北坡同样路线上山，也因为珠峰首登之谜在西方的叙事中，跟中国登山队当年的一些发现很有关系，比如他们在山上发现的英国人遗体。我之前就密切关注过中国登山史，如今把这些英文叙述翻译回中文，颇有点“出口转内销”的味道，而从英文的行文中，也可以想象英文世界的读者对这段历史的态度。至于说这份“内销”的中译本有没有传达出英文世界对中国的想象，只能请读者品鉴了。

“在山上，我们会看到雪莲”

2019年，在珠峰攀登史上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虽然死亡人数不是最多，但此前历年死亡人数超过10人时都有各种重大事故，而这一年死在山上的11人，却各有各的原因（最大的原因算是“堵车”）。因此，媒体和登山圈子里，把这一年叫做“珠峰崩裂之年”（The day Everest broke）。作者在登山路上，遇到了很多上上下下的攀登者，亲眼目睹了那么多生离死别、九死一生，登山回来后也采访了其中不少相关人士。作者以那么切近的视角把他们的故事一一道来，也相当扣人心弦。大家来登珠峰的目标、动机各有不同，但在他们的故事里，都能读到一种向上的力量。

那一年在博格达的峰顶，我恍惚间曾见过吹雪带来的日晕和日华。实际上，在山顶停留的时间很短，又是那样缺氧的环境，记忆里的很多景象，也许有脑补美化的成分。但，高处的世界，千真万确，可以非常美丽。2011年在青藏高原骑行时，也经常见到日晕的景观，往往都是绝美。在那么高，那么接近天空的地方，确实会让人觉得，世界是纯净的。然而去到高处未必是因为想要远离尘世，未必是因为觉得尘世污浊，不同的世界，并没有高下之分。在山上我曾想到，登到山顶，不只是会一览众山小，倒也可能因为有了能一览山川的辽阔之后，觉得自己跟大地的距离反而更近，能更好地拥抱这个世界了。高处的世界并不寒冷，并不曲高和寡，也并不遥远，只要心向往之，就总有，至少在精神上，到达的一天。翻译这本书是一种神游，我相信，阅读也同样是。

2006年我递交的登山申请书，最后一句写的是：“在山上，我们会看到雪莲。”那年夏天，我们确实看到了天山雪莲在营地周围盛放。我相信，那些雪莲，以后也还会出现在我梦里。

而还有梦，就仍然是青春。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