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八年余，王跃文的全新长篇《家山》面世了。小说讲述了从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建立二十余年波澜起伏的一部地方史志。抽壮丁、大洪水、征赋纳税、乐输抗捐、生老病死，桩桩件件演绎一方乡土的民风民情民心。
小说得方言古语之神韵，承中华文化之浪漫精神，细密编织沙湾村耕织劳作的日常生活。夫妻父子邻里，悲喜忧欢哀乐。小说在极其世俗然而又充满诗性的生活图景中不时鸣响着冲突、争斗的命运变奏……
王跃文的《家山》这个作品不是仅仅局限于乡土家族史，或者寻根文学，或者某种地方叙事，虽然切入点是溆浦或者广泛意义上的大湘西，但实际上通达更为广阔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根性的叙事，首先体现在语言方面。
《家山》的语言有中国美学本土的创造，是从中国本土语言系统里面生发出来的创作。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缘起和开端是从西方转道日本译介过来的文学观念，包括语言也接受这种改造，“新文学”的语言区别于古典文学的体系。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度有关于大众化的讨论，落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中国文学创作中，将民间口语与方言锻造融入到文人书面语中，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语言更多受到西方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到后来现代主义一系列颇具有欧化色彩译体语言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对本土资源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遮蔽。但是，从十七年文学开始，经过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到后四十年的发展，一系列的试验和尝试之后，可以明显感觉到新世纪以来的一个转折，即本土文化自信回来了，作家们越来越多地开始从中国本土的叙事传统里面寻找叙述的腔调、声音和节奏，逐渐摸索出各种根植于本土文化的语言表达方式。
好几位评论家都讲到《家山》读起来不免让人联想到《红楼梦》，我初读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但是谈某个小说像《红楼梦》或者《金瓶梅》，似乎已经成为俗套，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不愿意讲这个。我想讨论的是，这种语言感觉从哪里来。我认为《家山》的语言风格来自于中国小说家言的世俗传统，这个传统我把它归结为中国的本土美学，即雅俗中和的传统。什么叫雅俗中和的传统？回到长时段的层面来讲，从先秦所谓“轴心时代”的中华文化元典开始，主导性文化的基本构成是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结构，无论是儒道互补还是阳儒阴法，都从属于儒家文化的官方大传统，这个大传统到了唐宋变革以后，形成类似于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近代文化的变迁，从先秦儒学到大一统的儒学意识形态化，吸纳了包括佛教乃至伊斯兰教的内容，援佛入儒形成宋明理学，理学到心学的很大转折点是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即人欲”，礼教下延，汇入了民间的俗文化及其观念。《中庸》讲“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就是中国本土的美学范畴：雅俗贯通的中和之美。
现代美学系统在哲学的系统里讲的范畴是崇高、优美、悲剧、喜剧，或者滑稽，这是从西方的戏剧或者史诗等文类归纳出来的范畴，中国美学的贡献很重要的就是中和。这个中和之美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理解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中和之美体现在语言上，就是融合了精英雅正的传统，同时也结合民间俚俗的传统，官方的“大传统”与民间的“小传统”相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从来都是大、小传统之间的彼此互动。这个在现代以来更加明显，自上而下的精英的动员、启蒙、鼓动和革命，使得我们从古典中国转向现代中国，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上必偃”。在这个过程中，底层老百姓并不是被动的客体，普通民众当然会受到精英的影响，但如果没有他们跟着上来，焕发出自身的能动性，没有自下而上的呼应，其实中国从政治到文化实际上是完成不了转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家山》的语言，不乏精英意识的引领，同时包蕴了丰富的民间语文，它们充满智慧，富于韵律，有自己内在的结构，丰富了美学的构成。
所以，这本书给我总体阅读的印象是，文化融入到生活当中如盐入水，化合无迹，你感觉不到文化的生硬符号搬运，却让文化的底蕴浸润其中。它的叙事腔调是从容笃定的，叙述节奏不是匆忙仓促。现在很多小说的毛病是为了追求阅读快感，往往依赖于戏剧化和叙事速度，连带着让语言也充满紧张和刺激的元素。当然，现代派的传统，是淡化冲突和情节，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家山》的好处是，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地讲述，讲述家族的历史、文化的渊源、伦理的传承、德性的延续，是从生命与自然中生出来的语言，迂徐从容，摆脱了邪僻与怪诞，回归到雅俗融合，这是《家山》从语言上显示出的美学特点。
我还想谈的重点是，这本书从家乡和地方出发，但超越了地域观念，实际上讲的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在近现代转型中断裂和连续的故事，它经历了几千年，屡遭颠沛，有时候似乎已经奄奄一息，但从来没有真正断绝，而是草蛇灰线，赓续绵延。其次是中国人的性情，这里面体现得特别明显，也是文学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之外的独特贡献。
先讲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断裂和连续性。这个小说题材涉及到从晚清开始到新世纪近一百年间的时段，这一百年间基本是从古典中国到现代中国，再到革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大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在革命史叙述中往往被处理成现代和传统二元对立的模式，即强调断裂，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有某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根性”的东西存在，维系着中国现代文化与古典文化之间的连续。
这种文化根性确实在乡土中国，虽然我们讲中国文化是多样性的，《家山》中写到的从邵阳到怀化、湘西一带，回族、瑶族、苗族、土家族、汉族都有，是多民族文化聚集区。但是，作为中华文化的构成，它们是有主干和枝叶之分的。这个主干就是我前面说的官方文化大传统，渗透到中国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宋以后所谓礼教下延，原先的精英理念已经泛化到普通老百姓里面，用现在的词叫渠道下沉，渗透到基层里面，所以才会有一种说法叫“礼失而求诸野”。从《家山》中，我们经常看到婚丧嫁娶一系列民间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习俗仪轨、信仰和精神世界，这是跟大传统是相对应的。我们原先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的大事是祭祀和战争，那么家之大事就是婚丧嫁娶。所以，我说《家山》不仅仅是写家族史或者地方史，实际上是写中国文化，就在于精英的文化散落在广大的民间、广袤的地域、发展不平衡的地方，就是融合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雅俗融合是维持由多元构成的中国文化经过几千年依然生生不息的根源。我们知道很多古典文化都断绝了，比如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都已经瓦解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但古中国文化没有，现代和当代中国继承了古代中国广袤的地域、人口和它的文化。文化是边界流动、核心稳定。近现代中国确实在方方面面都经历了堪称天崩地坼式的断裂，《家山》里经常写到时代变了，人们穿的服装变了，发型变了，不裹小脚了……甚至人们的感觉和情感结构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位移，但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即关于传统精粹的认同和践行依然是稳定的。这个东西是保持了变中的常。世事与风俗确实在变，所有文化伴随历史发展过程都会发生变化，但是文化是分层的，器物可能是变的，能够维系今天的我们仍然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东西也即精神文化的核心部分还在。这个不变的、稳固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传统，就是大小传统融合在一起的文化根性。
还有一点就是，中国人的性情。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时常想到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里面经常被人引用的话，他说我们从巴尔扎克那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多在哪儿？肯定不是多在事实掌握多少、数据掌握多少，或者制度史内容掌握多少，而是在于对人性细节的掌握。文学的好处在于它把人还原为人，人不是一个数据，人也不是一个螺丝钉，人不是茫茫历史当中的草芥，人是从生活当中来，在生活中生长出来的，伟大的文学尊重人和人的生活，给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家山》写了好几家人，陈劭夫、陈扬卿、陈齐峰等等，都让人印象深刻。我最喜欢的人物是陈有喜，他是真正中国的农民，没有读过书，但是聪明、勤劳、仁义，身上蕴含着中国人的文化与性情，以自己的德性与行为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人，他代表了基层民众的理想人格。
基层是整个大的国家体制里面权力的毛细管，无论是乡里社会还是乡绅阶层，都指向于沟通上面权力阶层与底下广大庶民之间的一个中介空间，一个桥梁渠道，它们是建构中国文化根性的榫卯，所显示出来的中国人的性情是渗透在骨子里日用而不知的实践。我不讲比较抽象的，举个例子，小说一开始写到四跛子陈修权会武术，在家族械斗当中，在忍让了几次的情况下出于无奈将自己的外甥杀掉了。这是血海深仇，他的姐姐跟他翻脸了，但是翻脸归翻脸，打断骨头连着筋，血缘联系根深蒂固，与宗法制度之间难分难解。最后，怎么解决这个矛盾的？他生了一个孩子赔给了自己的姐姐。如果用当代观念去看，肯定会觉得既不符合法制观念，也不符合伦理观念，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也能理解这种做法和这种做法背后的“诗性正义”。这是中国人的情和义，无法用现代的爱或者法律条文去理解，它属于乡土中国的习惯法。它解释了在乡土共同体、家族共同体、地方共同体不断遭受现代化进程侵袭，纷纷面临土崩瓦解境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会回望故乡、缅怀传统、被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情节所触动。爱是一个现代概念，有着极为复杂的从宗教到世俗的转化过程，传统中国人更多讲的是情和义，即个体与集体、家庭与宗族、宗族与国家之间的彼此互渗。即便政治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站位有别，是士大夫，还是文盲，是乡绅，还是雇农，总有一种东西能把大家联结在一起，那就是中国人的情义。在这里，他们活成了一个真实的人，就是指不能像机器一样全凭冰冷的理性行事，也不能完全像动物一样凭借本能生活，一个真实的人总是充满天人交战、携带卑劣与崇高、背负挣扎与不甘……在这种人的丰富性中，我们看到小说广度和深度。
所以，《家山》是我近年来看过的非常有质感的小说，从语言上来讲，细实、密实、结实、扎实，在观念上来说它突破了家族史的叙事，走出了新历史小说的窠臼，承继了雅俗中和的美学，写出了中国文化与传统的赓续，透视了中国人的复杂性情，无愧于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这一说法。
文/刘大先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