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一个极其孤独而脆弱的群体。抑郁焦虑患者在确诊后可能会得到来自亲友的嘘寒问暖、关心体谅，自闭症儿童会被父母当作“折翼的天使”悉心呵护，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遭遇则可能大为不同。这种反差在精神分裂症患者患病的后期尤其明显：由于缺乏对自身疾病状态的认识，他们常常会被非自愿地送进精神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继而被社会慢慢疏离。受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个体往往是无法被人理解但又极其渴望被理解的，他们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丰富到会将他们困住，丰富到会变成一面阻止他们与他人交流的高墙。在尚有自知力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在言语中流露出一些内心世界的信息，但因为疾病的影响往往会被他人所忽视；或者，他们会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常人，因而不敢与其他人——哪怕是最亲密的人——分享自己的真实内心世界。精神分裂症的另一个常见症状是阴性症状，主要表现为情感冷漠、活动减少、离群独处、生活懒散、对他人和未来的关心极少——这往往更突显出他们“异于常人”。即使在包容开放的当代社会，一听到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家也常常表现出退而远之的态度。当然，这不怪任何人，只是因为社会对这个群体的认识还太少。
在众多精神疾病中，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最容易被人错认为是“疯子”。虽然这体现了大众的错误认知和某些偏见，但这种错误的认知和偏见也确实与精神分裂症本身的症状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最为常见的症状之一是幻听，他们会声称自己总是听到某种声音，会说这些声音给了他们某种指示，让他们去做某些特定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外人看来或许显得不可理喻，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却是可以真切“感受”到的。精神分裂症的另一种常见症状是妄想，最常见的妄想有被害妄想、关系妄想、嫉妒妄想、非血统妄想等。比如，患者相信自己正在被人追杀，他们必须要躲起来或者去攻击追杀他的人；或者相信自己正在受到他人的排挤，他人的正常交流会被患者认为是在对他进行诋毁的交头接耳；再如《隐谷路》中描绘的加尔文一家患病的大儿子，他坚信自己是章鱼的后代而非父母亲生。有些患者会意识到自己的大脑出了问题，但也有很多患者没有这种自知力。在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下，没有自知力的患者可能会出现攻击他人的行为，从而越发使人坚信他们是“疯子”，坚信他们有极大的危险性。
近些年来，我们国民的心理健康素养在逐步提升，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包容度和理解度也在逐渐提高。人们认识到抑郁症患者不是单纯的情绪低落，认识到焦虑、抑郁病人悲观厌世的念头万万不可忽视，也认识到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所表现出的反常和偏激不是患者本身的错。总之，单从抑郁焦虑等常见精神疾病来讲，人们的认识不再如以前那般片面和偏激。然而，这种“理解”和“包容”在遇到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障碍时难免又变成了“恐惧”，也正是这种恐惧使人们很难以包容的态度去接纳这个群体。虽然有一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疾病发作期间有攻击他人或自我伤害的行为，但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没有或少有这样的攻击性行为的。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患者表现出的大多数攻击性行为都是言语上的攻击，并且在经过科学和系统的治疗后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举个例子，当提到一个精神正常的犯罪者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真的是他吗？他为什么这么做？”，而当被告知一个犯罪者事实上患有精神分裂症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则是“难怪是他”，这就是对精神分裂症群体的偏见和“妖魔化”。我们当然应该对患者的暴力攻击行为加以提防，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但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简单地给精神分裂症患者贴上“暴力危险”的标签。
《隐谷路》中提到，加尔文家族患病的几个兄弟在发病前都表现出了高于常人的某种天赋或者能力，有的冰球打得极棒，有的钢琴弹得极好。事实上，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智力都是正常的，有些患者甚至智力超群。数学家约翰·纳什人生跌宕，30岁时被誉为世界上最杰出数学家之一的他却在刚刚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终身职位时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他会一身婴儿打扮出现在隆重的新年晚会上；会在麻省理工学院坐满教授的办公室里宣称自己正在接受来自宇宙的神秘力量。人们对他的态度从追捧变成了躲避。因为自身的疾病以及人们的偏见，这样一位学术之星差一点就被学术界遗忘了。不过在自身的不懈钻研以及亲友的理解和支持下，纳什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正了名——他们绝不是于社会无益的人，更不应被视作家庭的拖累和羞耻，他们不同于常人，但绝不是异类。
不能否认的是，无论是于患者自身还是于其家庭而言，精神分裂症确实是一种折磨，所以科学家和相关领域的工作者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探索这一疾病的致病因素和临床治疗手段。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很多研究变得更加容易了，研究者们如今比以往更容易找到精神分裂症个体的某个风险基因。但这些发现也往往只是冰山一角，科学界认识、理解精神分裂症的道路仍将百般曲折。除了先天遗传，后天的成长环境也被认为至关重要。有些携带精神分裂症风险基因的个体并不一定会患上精神分裂症，因为他们有着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错综复杂的致病因素也是阻碍科学界尽快理解这一疾病的重要原因。与发现致病因素同样重要的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书中提到“与精神分裂症斗争50年的结局之一是，治疗迟早会变得和疾病本身一样摧残健康”，这一事实触目惊心。在过去，因为对这种疾病没有更为充分的认识和耐心，医学界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往往简单粗暴。值得欣慰的是，医学的发展使现在有了科学、系统的治疗方案，但如何帮助精神分裂症患者回归社会仍然是一个难题。通过《隐谷路》，我们呼吁大众正视这个群体，对他们多一点耐心和鼓励。我们感谢加尔文家族以及其他有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数据，感谢作者如此客观地将这些故事整理成文，感谢为了攻克精神分裂症一直在不懈努力的科学家们，感谢悉心关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每一个人。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精神分裂症不再是社会的隐痛。
文/陆林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
本文选自《隐谷路：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绝望与希望》原书名：Hidden Valley Road: Inside the Mind of an American Family；作者：[美] 罗伯特·科尔克；译者：黄琪
来源：新思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