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长津湖》连续打破中国影史国庆档影片单日票房纪录、中国影史战争片首映日票房纪录等多项纪录，全面调动了“十一”期间观众的观影热情。影片总制片人、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说，拍摄《长津湖》这样的大制作电影，表明大家对中国电影市场有着巨大信心。

如果只是一个导演拍会有缺陷或短板

《长津湖》里的七连让人想起该片编剧兰晓龙的另一代表作《士兵突击》。对此，于冬透露，最开始兰晓龙有一稿剧本叫《冬与狮》，是从一个连队的视角来讲述抗美援朝故事，但剧本内容跟长津湖战役没有太大关系，因此，包括黄建新、陈凯歌、徐克、林超贤在内的主创团队都对剧本做了大幅度调整，既全景式展现长津湖战役，又刻画主角伍千里、伍万里两兄弟奔赴战场的故事。“比如万里坐火车去朝鲜，在闷罐车中看到远处的长城霞光万丈，内心被震撼，这场戏就是陈凯歌导演加上的，是一种被放大的集体主义精神。还有一个火车倒影的画面，不知道观众有没有注意到，这就是部队在过黄河。长城、黄河都是我们中国民族的符号性记忆，家国情怀就通过这样一种浪漫主义的手法被表现出来。”

说到为什么选择用三位导演共同完成一个故事，于冬说，主要还是因为时间问题：“像《长津湖》这样的鸿篇巨制，它的格局、题材和故事要求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在冬天拍完，这样的任务，一个导演在一年内是无法完成的。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方法，让三位导演分三组同时进行。说是三组，实际上三位导演背后还有A组B组C组，大大小小加起来有16个组在跟着导演同时推进，就这样拍完了一部大片。”

在分工上，陈凯歌负责拍摄志愿军入朝鲜的部分，“那几场戏的时代特征、时代气息，人物性格的确立，陈导都把握得非常完美”；徐克主要注重影片故事的完整性和生动的细节展示部分；林超贤更注重惊险刺激的战斗场面以及在动作设计当中完成人物性格和情感的塑造。“其实三位导演是联手把他们各自擅长的部分拿出来。如果只是某一个导演拍，可能都会有一些缺陷或短板：凯歌导演在动作戏、战争场面的设计上肯定不如林超贤，林超贤也拍不了陈凯歌的时代气息。”于冬说。

把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作为影片总监制，黄建新则负责统筹三个大组之间的人员、道具、服装以及军事装备的调配。“比如拍摄中这么多军事装备，林超贤拍仁川登陆，用到的美军坦克都是新的，但到徐克拍新兴里战斗的时候，坦克是被炸烂的，所以一定要先拍仁川登陆，这中间就需要一个协调。包括演员也是，今天拍万里的戏，千里就要给另一组。黄建新在几个剧组中调整，同时补缺漏的戏。长津湖战役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是烈士杨根思，他牺牲的这场戏，就是最后黄建新带着宁海强导演去完成的。这场三分多钟的戏，能看到我们八一厂熟悉的爆炸、冲锋场面。”

全片摄制组人数超过7000人，后期得到全球80多家特效公司的支持，如果把三个组并行叠加的时间拉平来算的话，前前后后至少需要400多天……《长津湖》既在创作上创造了先例，也在影片制作规模上创下了纪录。

以片中的军事装备为例，枪械可以从老的电影厂租借，但坦克、大炮、吉普等装备，几乎都要剧组自己做。“全是我们自己敲出来的！有的装备敲个壳子就行，不用动；有的坦克是要能走的，履带都要做得一模一样。哪有现成的让你炸？而且如果是租的，也不能给人家炸了。所有的服装，上午拍一套，炸了，换新的，再拍一条。”于冬笑言，拍完《长津湖》，他的库房“可阔了”，“只要是拍朝鲜战争的戏，所有装备我都有。”

在于冬看来，《长津湖》另一大可贵之处在于，全片没有用一个资料镜头，全部按照战争电影的标准拍出来。“过去不少影视作品会使用资料片，比如仁川登陆，可以拍毛主席在中南海看这段录像，都这么拍。但我们没有，就是用影像去还原战斗场面。”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大手笔，于冬认为，这意味着片方对中国电影市场有着巨大信心。“韩国、美国都拍过朝鲜战争，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拍过黑白片《上甘岭》，更现代的电影很少，所以我们希望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拍摄的这个题材。”于冬说，《长津湖》的意义不仅在于树立了国产战争片的新标杆，把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更在于能够有勇气面对相当于好莱坞A级制作的大投资作品。“过去怎么可能拍这么贵的电影？而且是在单一市场回收。现在有了《长津湖》，说明我们对本土市场有信心。”他还透露，该片后续将在全球范围内发行。 

文/北京晚报记者 袁云儿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