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因为某些热点话题，“姓什么”这个问题，再度闯进公众的视野之中。这样的争论，如果放在一千多年以前，倒还能争出些实际内容来。可放在今天，却是象征意义多过实际意义。

原因很简单，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姓氏在中国，早已失去了具体承载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更多成为一种历史符号为后人铭记了。此话从何说起呢？还要从中国姓氏的起源说起。

姓：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

我们知道，“姓氏”这个概念，由“姓”和“氏”两个字构成，这两个字，在刚刚产生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而要解开姓氏的起源之谜，便不得不提那个存在于历史教科书中的“母系氏族社会”。

新石器时代早期母系氏族社会代表：磁山文化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援引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观点，将早期人类的婚姻，总结为群婚、普那路亚婚、对偶婚三个阶段，并进一步认为，伴随着这三种婚姻制度的嬗变，早期人类社会曾先后处于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不同阶段。这一观点，在中文传世文献中，也能得到印证。

先说“姓”，《说文解字》对“姓”的解释是“人所生也”，并进一步举例说，上古时的帝王，都是母亲受到上天感应才得以出生的。这也就意味着，在那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姓”的概念，有着强烈的母系色彩。

这种色彩，在早期古姓的字型中，也有体现。现今传世最早谱牒类着作《世本·氏姓篇》中，收录早期古姓20个，其中姜、姒、姬、妘、嬴、姞等古姓均有女字旁，占到总数1/3，其他妫、妊、姚等古姓不在此列。

上古帝王中，黄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舜为姚姓。到了周代分封诸侯，王族各国为姬姓，秦国为嬴姓，陈国为妫姓，褒国为姒姓，齐国前期为姜姓，都延续着悠久的母系传统。

（明）仇英《帝王道统万年图册》之黄帝

氏：区别贵贱 强调等级

“氏”的诞生，带有强烈的父系色彩。“氏”的本义，《说文解字》认为同“坁”，指山的坡道。清代学者段玉裁进一步解释道，“氏”之所以演化出“姓氏”的含义，在于氏是姓的分支，就像坡道依山脊向下分布一样。

关于姓与氏的区别，南宋学者郑樵有详细论述，可以概括为“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也就是说：姓来自出生谱系，强调血缘的统一，明确同姓不可结婚；氏来自地域、辈分、官职等，强调身份的区别，对一姓之族进行细化分类。

氏的大规模出现，要到周代建立以后，并与周代独具特色的宗法制度牢不可分。殷周革命之后，周代分别确立分封制和宗法制，家国一体，互为表里，并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在官职和封地等领域，实行严格的世袭制度。

天子册封诸侯，于天下而言，天子在国为君，在家为大宗，诸侯在国为臣，在家为小宗；诸侯册封大夫，于诸侯国内而言，诸侯在国为君，在家为大宗；大夫在国为臣，在家为小宗。

西周宗法制示意图

以此类推，伴随着子孙的繁衍，有资格继承大宗的嫡系子孙数量少，而身为小宗的旁系子孙越来越多，为了区分这些旁系子孙，通过封土、定谥等方式明确身份，越发成为必需，氏这个概念，因此应运而生。

正如《左传·隐公八年》记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

我们举一个例子。

周公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乃周王室成员，姬姓。他的嫡长子伯禽在成王时期受封鲁国，从此，区别于武王嫡系子孙这一脉，周公的嫡系子孙，便以鲁为氏。

几百年后，鲁桓公在位，他共有四个儿子，其中嫡长子继承国君之位，为鲁庄公，其余三子分别受封为大夫，因为是桓公后代，合称“三桓”，又按照辈分排序，分别定为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以示与鲁国国君一脉相区别。

姬、鲁、孟、季、叔孙，各家的姓都相同，都不可以互相通婚，但氏不相同，身份有差，鲁以下各小宗要世代侍奉姬姓大宗，孟、季、叔孙各小宗要世代侍奉鲁国大宗，世袭罔替，永不更变。

这样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在维持了几百年后，开始崩坏。

首先是姬姓大宗丢失政权，颜面扫地，西周灭亡；然后是郑氏小宗郑庄公挑战王室，周郑交质；接着晋国国内受封曲沃的小宗武公讨伐大宗，曲沃代翼；之后鲁国的小宗孟孙、叔孙、季孙三大家族把持国政，三桓专权……

春秋数百年，礼崩乐坏，这既是天下秩序的崩坏，又是姬姓家族的悲剧。直到战国以后，新的社会秩序逐渐形成，秦国以法家思想锻造新邦，废除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建立郡县制和官僚制。

秦郡县制示意图

彼时姬、姜、姒、妫、姚等各姓分支已极为疏远，姓与氏的区别已不再明显，同时官职不复世袭，封土再无政权，氏也逐渐失去了区别身份的作用。

最终如郑樵总结的那样：“秦灭六国，子孙皆为民庶……姓氏之失由此始……兹姓与氏浑而为一者也”。伴随着秦朝的统一，姓氏逐渐合流，并常常被简称为“姓”，与今天语境里的“姓”含义趋同。

高门世族：“姓什么”决定你的前途

帝国取代王国，郡县取代封邑，国家体制天翻地覆，但姓氏的故事仍未完结。

秦朝末年，从陈胜吴广起义，六国旧贵族先后复国，到楚汉相争，汉朝一统，分封异姓王，再到分封同姓王，外戚秉政，这些事实都证明，在帝国早期阶段，维持其正常运转，同样离不开大家族的支持。

（明）仇英《帝王道统万年图册》之汉武帝

而在朝局之外，一些在地方上占据大量田产、武断乡曲的豪族，逐渐形成。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实行察举制。由于经学常通过师门、家族等方式传承，而举荐人才又易形成固定关系网，到了东汉后期，一些身兼豪族、察举、经学三种特性，融经济、政治、文化于一体的家族开始形成。这就是统治中国近800年，任凭政权更迭而屹立不倒的——世家大族（也称士族）。

相信各位读者都听过一个典故，叫做“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故事的主人公叫杨震，故事里的他廉洁奉公，故事外的他经学博通，号称“关西孔子”，学问、操行均是一流，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他过世后，儿子、孙子、重孙均出任三公职位，他的家族，也成为东汉最早崛起的世家大族之一，与家乡郡名合称，即为：弘农杨氏。

东汉名臣杨震（字伯起）像

除弘农杨氏外，各路世家大族，在东汉后期纷纷崛起，着名的北方有汝南袁氏（代表人物袁安、袁绍），颍川荀氏（代表人物荀爽、荀彧），颍川陈氏（代表人物陈寔、陈群），清河崔氏（代表人物崔琰），河内司马氏（代表人物司马懿）等等，南方有吴郡朱、张、顾、陆四家（代表人物朱据、张温、顾雍、陆逊）等等。

这些世家大族，和汉末不同政治势力结合在一起，共同演绎出了我们今天熟知的三国历史，并最终促成了一种全新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即根据家庭门第、个人表现等因素推荐官员，事实上确保了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

然而好景不长，西晋国祚短暂，东晋流落江南，不得不依靠南来衣冠和本地士族。士族从此分为三派：跟随东晋过江的北方士族，由于侨居他乡，称“侨姓”；江南本地的士族，由于大部分位于吴郡，称“吴姓”，留在北方的士族，由于大部分位于崤山以东，称“山东士族”。

自东晋至于南朝，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兰陵萧氏（前四者合称“王庾桓谢”，除庾、桓之外的四家合称“王谢袁萧”，代表人物王导、庾亮、桓温、谢安、袁宏、萧衍）几大侨姓家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与本地的朱、张、顾、陆吴姓家族，以及彭城刘氏、吴兴沈氏、义兴周氏（代表人物刘裕、沈庆之、周处）等其他家族，共同支撑起东晋南朝200余年的半壁江山。

与此同时，占领北方的拓跋鲜卑，也不得不与山东士族合作，其中以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为主，前五家合称“崔卢李郑”，最为天下之高门。

北魏史学家崔鸿即为清河崔氏族人，着《十六国春秋》

隋朝统一全国以后，南方士族大多衰落，而北方士族却依旧兴盛，在唐代300年的历史中，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唐代的世家大族，因循北朝故事，有所谓“五姓七望”的说法，即崔卢李郑王五姓，其中崔分为清河、博陵两支，李分为陇西、赵郡两支。其他还有京兆韦氏、京兆杜氏、河东裴氏、河东薛氏、河东柳氏、弘农杨氏等，分类各有不同。

表1《新唐书》引柳芳《氏族论》所列隋唐时期各主要姓氏，除此之外，尚有过江侨姓（王谢袁萧）、东南吴姓（朱张顾陆）等分类，但历经数百年发展，家族兴衰不一，此处不再列出。

总结起来，在科举制刚刚创立不久的隋唐时期，世家大族方兴未艾，“姓什么”依旧是个可以决定很多事情的重要因素。

这种特性，既是便利，也是负担。

“万姓归流”：百家姓从这时诞生

大姓有大姓的烦恼。王国时代如此，帝国时代也如此。

公元479年，刘宋末代皇帝，十三岁的宋顺帝被迫禅位于萧道成。彼时顺帝被萧道成手下威逼移居，强忍着眼泪问道：“是否要杀了我？”对方答到：“只是请您换个地方而已。您家之前取代司马家时也是这么做的。”听到这里，十三岁的顺帝潸然泪下，发出了这样一句感慨：

“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

两个月后，这位末代皇帝，暴卒于居所，彭城刘氏一门，也广遭屠戮。高门世族的代价，正在于此。

自隋朝确立科举制以后，虽然各士族依旧保持着优越地位，但人才选拔的渠道业已拓宽，原本便已衰落的士族，其政治地位愈发下降。新官僚崛起，旧士族式微，长此以往，必有冲突。唐代后期的牛李党争，便由此而来。最终，代表旧士族势力的李党落败，士族的影响力又大为削弱。

清代科举考场

到了晚唐，天下分崩，各路藩镇跋扈一时，武人当政，对士人多不相容。特别是权臣朱温秉政之时，对在朝士人进行了大规模清洗，曾在白马驿一举诛杀朝士三十多人，投尸黄河中，号称让清流尽化为浊流，足见其惨烈。

历经唐末五代的动乱与清洗，延续800余年的世家大族，纷纷衰落。

此后，经过五代的军争不休，至北宋建立以后，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取士更加不拘一格，制度完备，名额增加，“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除皇族外，国家不再依托某些具体家族而生，宗藩抗命、外戚专权、门阀政治等依托姓氏家族而产生的政治现象与问题大为减少。我们熟知的《百家姓》，正是成书于这样的时代。

彼时，姬姜姚姒、公子公孙、王谢袁萧、崔卢李郑，均化为昨日云烟，归于寻常百姓，不再具备现实的优越地位，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丰子恺《旧时王谢堂前燕》

尾声

《三国志》在记载曹操的祖先世系时，一方面说他是“汉相国参之后”，另一方面又说他是宦官养子的后代，前后有抵牾，最后的结论是“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前文提到的郑樵，在全面总结了姓氏的类别源流并驳正其中错讹之后，也写下了“大抵氏族之家言多诞，博雅君子不可不审”这么一句话。

这也就意味着，经过成百上千年的繁衍，姓氏谱系这东西，往往是说不太清楚的。不论是延续血脉，还是区别身份，抑或谋求特权，姓氏的实际意义都越发淡薄，不再具备曾经的重要性。

今天的人们，大可以不被这类标签束缚，也不必给它强行赋予更多的实际意义。因此，围绕姓氏产生的问题，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常不再是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围绕姓氏所产生的争论，或许将不复存在，也未可知。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