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阅读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作品是在九十年代末。随着当时国际环境的改变，格罗斯曼的代表作《生活与命运》于1988年在其祖国首次公开出版，次年即译为中文，以《生存和命运》为书名在国内首次出版，这也是我首次阅读的版本。

一

与格罗斯曼的首次接触，很难说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当然，他与此前我阅读过的所有苏俄作家确有相似之处，这是因他继承了俄罗斯作家喜欢长篇大论、景物抒情的写作风格，然而他的作品又与其他的苏俄作家有很大差异，体现在叙事结构松散，想要表达的主题不够明确等。而造成这一感受的原因则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就是《生活与命运》本身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两部曲”的第二部。如果缺乏第一部——即《斯大林格勒》——的铺陈和叙事，要理解第二部当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并不容易。特别是一些人物在第一部当中出现过，在第二部当中再出现时，往往已跟主线相互隔绝。例如，克雷莫夫的司机谢苗诺夫在第一部当中以配角出现，篇幅较多，最后以被俘告终。谢苗诺夫在《生活与命运》再度出场，以其经历为第一视角，但只占据一节的篇幅。如果不了解谢苗诺夫和克雷莫夫的关系，那么在阅读《生活与命运》时，会对这一人物的突然出现与消失感到不解。

同理，柳德米拉的前夫阿巴尔丘克（托利亚的生父）在第一部当中几乎都是间接描写，但在《生活与命运》中却占据了一定篇幅。维克托罗夫、莫斯托夫斯科伊、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在《生活与命运》中的故事非常重要，但他们与沙波什尼科夫一家的密切关系在第二部中并不明显。如果不理解这些人物跟主角的关系的话，则看他们的故事会有突兀和割裂的感觉，更不用说俄罗斯复杂的人名、父名以及昵称，常常会看得人眼花缭乱，且这两部曲涉及到的主要角色更是有上百人之多。显然，没有《斯大林格勒》中文译本，则《生活与命运》对读者的友好程度会大为下降。

遗憾的是，《生活与命运》的出版已是命途多舛，《斯大林格勒》的出版之曲折却更甚。它始终没有能够以作者所希望的版本全文出版。如英文译者介绍，《斯大林格勒》先后出版了若干个俄语版本，但每一个版本都非完全版，且根据当时的政治氛围予以了大幅修改和增补，部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也发生了变化。在第一部中，将安娜·谢苗诺夫娜最后一封家书转交给莫斯托夫斯科伊的那位伊万尼科夫，在第二部以伊孔尼科夫的名字出现，且成为了一个哲学意味深长的人物。在第二部中出现的珍妮·亨利霍夫娜，在第一部中的内容则被全部删除。在这里需要感谢《斯大林格勒》英文版的译者钱德勒夫妇。他们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寻找，用拼图的方式，最大程度地还原了《斯大林格勒》版本，并在2019年予以翻译出版。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文版《斯大林格勒》的底版。

出于上述原因，我们今天有幸看到的《斯大林格勒》和《生活与命运》在情节上保留了连贯性，但由于写作年代与环境不同，两者所传递的思想内涵乃至叙事风格有所区别。然而，这种区别又体现出作品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的。如果按照年代发展审视格罗斯曼的作品，则会发现他通过写作传达出来的思想变化存在着阶段性的演进过程。1942年出版的《人民是不朽的》中，作者完全采用了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大量使用了讴歌、拔高和象征的方式以突出主角的高大全形象。但在战争期间奠定初稿，在战后出版的《斯大林格勒》中，尽管也延续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作者内心思想矛盾之处却随处可见，突出地表现在众多的正面人物与反映社会现实的情节，彼此之间构成了难以协调的冲突。西伯利亚矿工艰苦的井下生活，与不断败退的苏军司令部中的“将军专用”食堂形成了鲜明对比；师长在艰苦的战场上派人冒着生命危险给自己送新鲜牛奶与后方吃不饱的集体农庄工人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院士波斯托耶夫红光满面的形象与留守莫斯科研究所的安娜·斯杰潘诺夫娜营养不良的外表也构成了类似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写作中并非不想寻求这种矛盾的调和，但似乎未能给出一个完整的思路。

很显然，在《斯大林格勒》长期的增删出版过程中，格罗斯曼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这一切反映在本书当中，使它既不像《人民是不朽的》那样，完全倾心于歌颂英雄主义，也不能像《生活与命运》那样，用手术刀一般精确而冷静的笔触去批判现实。

在我看来，这正是《斯大林格勒》一书最宝贵之处。它不仅是一个完整的叙事过程的起点和重要部分，也反映出作家一生的思想转折和挣扎。《人民是不朽的》是格罗斯曼写作生涯早期的成功之作；1960年代成稿的《生活与命运》标志着他的思想完成了巨大的转折。在《斯大林格勒》当中，他的观点还是不够鲜明，表述也不够清晰，但已经混沌初分；《一切都在流动》是格罗斯曼最后的作品，意味着他彻底站在一个批判者的立场，不再有任何忌惮和保留。在历时二十年的转折过程中，《斯大林格勒》的成稿与出版介于《人民是不朽的》和《生活与命运》之间，代表着思想的震荡与转向。它与格罗斯曼的其他作品一起，构成了一个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所经历的曲折心路历程。

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之一部分，几乎从头到尾影响着格罗斯曼的成长历程。1905年，格罗斯曼出生在乌克兰别尔季切夫的一个工程师家庭。他的父亲以社会革命党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俄国革命。在格罗斯曼的中学时期，十月革命爆发。父亲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成长中的格罗斯曼。他是倾心于革命的。1929年，格罗斯曼从苏联的顶级高校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毕业，随后前往斯大林诺（即今乌克兰顿涅茨克）一家矿场担任工程师。1930年代，格罗斯曼的作品受到高尔基赏识，奠定了他作为职业作家的基础。苏德战争爆发后，格罗斯曼成为苏军《红星报》随军记者，经历了战争全程。

从这段简历里不难看出，格罗斯曼是标准的苏联体制中培养的精英。他成长于革命年代，成名于斯大林时期。按照当时的标准，他的出身、教育、写作甚至从军经历堪称洁白无瑕，无可挑剔。索尔仁尼琴出身地主家庭，帕斯捷尔纳克出身于富裕的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相比之下，格罗斯曼的成长背景似乎更接近于农民出身、以布尔什维克身份参加苏俄内战的肖洛霍夫（两人恰好同年出生）。这样的人理应被苏联体制吸收、培养并擢升至高层。然而，经过痛苦的成长之后，经历了严酷的苏德战争之后，格罗斯曼逐渐在思想上向帕斯捷尔纳克靠拢。而在他最后的作品《一切都在流动》中，他对待苏联体制的立场已经与索尔仁尼琴无异。

不过，格罗斯曼本人不像索尔仁尼琴那样长寿，也不具备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得以成长和深化的空间。他从未属于俄罗斯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生命末期则游离在苏联主流作家群体之外。否则，以其身份之特殊和经历之丰富，格罗斯曼在思想上未必不会有所成就。实际上，在《生活与命运》当中，我们已隐约可以看到他身上乌克兰人和犹太人意识的觉醒。在《一切都在流动》中，他试图将对体制的批判上升到对俄罗斯民族性的批判。而索尔仁尼琴则刚好相反，想通过斯拉夫-东正教传统文化为俄罗斯的未来发展提供解决方案。两者之间思想之不同也在提醒我们，格罗斯曼在苏俄文学史中有着自己的独特位置。

格罗斯曼的成长与转折，给他的身份以及思想认同带来了矛盾与困惑。这种矛盾与困惑又让其作品与同期苏联文学作品产生了众多的不同特征。以两部曲为例，很难用某种既定文学详细分类加以归类，既不完全是历史小说，也不全是批判社会现实小说。苏俄文学中反映苏德战争的文学作品如汗牛充栋。其中以占比最高的军事文学作品而言，又有“战壕真实”、“司令部真实”等流派。但格罗斯曼的这两部曲不宜用“战壕真实”或“司令部真实”加以区分，甚至也不能认为是纯粹的军事文学作品。在《生活与命运》中，直接描写战争的篇幅比例并不高。但在《斯大林格勒》当中确实也有大量笔触描绘了司令部和前线的各种细节。该书军事写实的能力和与其他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一样，自然、流畅且真实，带有明显的新闻纪实特点。格罗斯曼本身的战地记者经历也为类似情节增加了不少精彩成分。从文学风格上来说，直到《斯大林格勒》为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依旧浓厚。在《生活与命运》当中，这种风格大幅淡化了，意味着作者尝试着寻找新的叙事方式和笔调，但写作的惯性又让他未能如愿。

从整体上来说，《斯大林格勒》的军事色彩更加浓厚，而《生活与命运》则更倾向于描写人的命运与时代之间的冲突。前者融入了太多编辑想要增补的内容，稀释了作者的创作本意，但同时也有意无意地留下了气势磅礴的战争年代全景。英文译者认为这是格罗斯曼想要留下一部可以与《战争与和平》比肩的作品。从这个意义而言，确实如此。

二

但是，将《斯大林格勒》两部曲称之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似乎并不恰当。如同人一样，成功的文学作品是独一无二的，在审美、叙事和思想境界上无一不是如此。

我从读者和译者的角度来看，《斯大林格勒》和《生活与命运》两部曲并没有解决作者思想上的痛苦。相对于托翁成熟而连贯的哲学体系而言，格罗斯曼甚至没有来得及建立完整自身的思想体系。他也不像肖洛霍夫和帕斯捷尔纳克那样能够举重若轻，将自己的疑问交给历史和命运。所以，我们看到众多人物近似默默无闻地消失在《生活与命运》结尾。全书如静水深流，绝大部分角色的命运与结局甚至毫无暗示：谢廖扎失踪了；诺维科夫被解除了军长职务，派到莫斯科学习；斯皮里多诺夫如被流放一般调往乌拉尔。唯一能够确定命运足迹的只有叶尼娅。她将像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样，追随克雷莫夫前往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也许，这就是本书留给读者们的线索和启示，哪怕它是如此晦暗不清。

是的，“晦暗不清”就是作品留给读者的最终印象之一，这是因为作者本身无法从这百万余字的皇皇巨著中给出一个明确清晰的方向，这也是让我这样的读者在接触格罗斯曼之初感到困惑的原因。难道作家在创作时不该告诉读者，他找到了解决叙事冲突的方式吗？

的确，格罗斯曼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但谁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与其强行给予各个角色一个应有的结局，不如避免矫揉造作，生搬硬套，不如让他们随着历史的潮流而逝去。这也构建了本书开放式结局的特点。每个角色按照应有的逻辑存在、奋斗、生活和沉淀。戏剧性的转折不是这两部曲的主要叙事方式。

两部曲结构宏大，角色众多，但因增删过多，思虑过重，也存在着叙事略显松散的问题。精彩的战地记者经历和长期的新闻写作，让他在细节上的描述十分准确和到位，近似于一部精巧的摄像机。但这也时不时让细节上的妙笔生花隐藏住主线的走向。

然而，超越这些细节本身，则时常能够感受到作者看待历史经历时的独特视角。像三棱镜将阳光还原成七色一样，格罗斯曼审视“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战争这样临界压力之下的多种命运。《斯大林格勒》开始之际，作者用饶有象征意味的一次家庭聚会，将主要人物介绍给读者：1942年初夏，斯大林格勒的一家人和他们的朋友为一家之长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庆祝生日。在《生活与命运》收尾时，时间轴前行到1943年初春。参加过这次生日聚会的人及其他关联角色或罹难，或牺牲，或失踪，或被俘遇害，或被捕流放。也有人阴差阳错，平步青云。只有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和安德烈耶夫顽强地继续生活在被战争摧毁的城市中。本书的时间纵深很浅，只有不到一年。但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历史叙事，正如莫斯托夫斯科伊承载了1905年革命前后的历史叙事，克雷莫夫承载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叙事，斯特拉姆承载了五年计划时的知识分子叙事一样，作者将不同阶段的历史予以了多角色分配与解读，使其作品能够将极其深厚的历史，压缩在极为短暂的时间纵深之中。

三

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再回望格罗斯曼所处的年代，将其与当下对比，现实比历史更能让人感到命运的无常。苏德战争结束不到八十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从这个意义而言，《斯大林格勒》很容易给人带来沉重的虚无感。克雷莫夫在跨过伏尔加河进入斯大林格勒战场之前曾自问，再过五六十年，人们是否还会记得成千上万的年轻军人，从东岸跨过伏尔加河，奔赴自己生命的终点？他的这一问题，答案在今天已然很明显。格罗斯曼试图以史诗般的笔调书写斯大林格勒。在八十年后，历史变迁本身，为这本书增加了意想不到的、史诗般的悲剧之美。一切诚如《生活与命运》中的那段名言：

“雪覆盖了如网般纵横交错的战时的道路，覆盖了硝烟和污泥……积雪下沉睡着强者和弱者、勇士和懦夫、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这不是雪，而是时间本身。洁白而又柔软的时间一层层地沉积在人类鏖战的城市废墟之上。现在的一切正在变为过去。在这场缓缓飞舞的大雪中看不见未来。”

这也是我动笔翻译《斯大林格勒》的原因。起初，我只是觉得该书是格罗斯曼不可或缺的思想历程之一，有必要填补它在中文世界中的空白。书中这种悲剧之美与当前这个世界的动荡不宁相互呼应。我们生活在历史动荡和变迁之中。本书译者在多年的求学和职业生涯当中，亲眼目睹和经历了这一动荡，亲身体会到了历史变迁的张力，对《斯大林格勒》的悲剧之美“于心有戚戚焉”。这也是推动我持续将其翻译完毕，形成六十余万字皇皇巨著的动力之一。需要“感谢”新冠疫情的助力，漫长的疫情围城让我每天能够匀出一点时间进行不间断的翻译，约略可译千余字，终于积小川而成巨流。否则，以平时“996”的工作节奏，我断然难以完成如此大规模的翻译工作。

本书翻译原文大部分基于钱德勒夫妇的英文译本，主要原因是英文本理顺了《斯大林格勒》多个俄文版本，还通过比较格罗斯曼的俄文手稿，最大程度上还原了《斯大林格勒》全文面目。如前文所述，苏联时期出版的版本因1950年代政治曲折反复，出现了严重的增删。故此，对照英文版本翻译能够照顾到全书完整性。但是，英俄两种语言毕竟有较大差异。例如，英语中缺乏俄语“你”和“您”这样的敬语区分，其单词不像俄语那样可以判定阴性、阳性和中性。还有一些苏联独有的词汇在英语翻译中未能有明确的对照而造成语义缺失，如苏联的“民警”（Милиция）在英语中被直译为“警察”（Policeman），虽然两者功能上相似，但因语境不同，所体现的历史意义亦差别甚大。本书在翻译进程中根据俄文相关版本进行了订正和补充。但如上所述，因俄文版版本众多，内容差异很大，无法根据俄语版对英文版进行完全一致的校订。这不能不说是本书一大遗憾。

因为基础文本仍是英文版，本书中俄语诗歌的翻译一度变得相当棘手。文学翻译本身就有“诗歌不可译”的争论，盖因诗歌语言的审美和语境与原创语言密不可分，用其他语言翻译会对诗歌之美带来损失，用第三种语言转译无疑将会带来更大的审美损失。幸运的是，格罗斯曼是帝俄时期著名诗人丘特切夫的拥趸，本书引用的诗歌部分来自丘特切夫，而我国已有翻译大家出版过丘特切夫的诗歌译文全集。最终，本书译者通过对照俄文版和中文版尽最大可能呈现了书中诗歌的原本色彩。

另一繁复的工作是补充各种脚注。本书章节众多，内容浩繁，涉及众多苏俄和德国大量历史名人、文化典故和思想观点。英文译者本身已已附上众多注释，但似仍有不足。为方便读者理解，本书译者也在一些可能引发读者疑问之处，在自身认知范围之内进行了加注补充。但这样的注释仅限于对信息的解释和补充，并尽量避免给出自身的价值判断，以免对阅读产生不必要的，甚至是错误的引导。

刚开始译书，完全是因为个人兴趣所在，对全书翻译毫无计划，不知何时能成，不知译毕能否出版。好友沈菁从一开始便主动介入翻译出版进程，审读译稿，殚精竭虑，且不厌其烦，四处沟通联系，幸得上海三联书店关注，资深编辑王赟老师青眼有加，进行了仔细的翻译审校，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 考虑周详方才付梓。如果没有他们慧眼和不懈努力，本书的出版恐有镜花水月之虞。同时也感谢上海三联书店在此书的出版和推广上付出的辛勤工作。本书花落三联，是我能够想到的格罗斯曼中文版的最佳归宿。

（本文为《斯大林格勒》的中文版译者之一的纪梦秋所撰写的译者序）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