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2024明文化论坛发布了明十三陵陵寝开放计划：今明两年，明十三陵思陵和永陵将向公众开放。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到2030年力争实现明十三陵帝陵全部开放，从而实现全域旅游发展，打造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在北京昌平的天寿山麓，闻名遐迩的明十三陵一直以来颇受人们的关注和青睐，16位明代皇帝中有13位葬在此处，堪称是一部浓缩的明史。就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学者胡汉生长期从事明十三陵历史及明史的研究，他就像一位忠诚的守望者，用心探寻着十三陵背后的秘密。因为这份痴爱，他的研究成果丰硕，著有《明十三陵研究》《明代帝陵风水说》《明朝帝王陵》《探秘明十三陵》等多部学术著作。
11月的一天，胡汉生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讲述了他40多年来研究明十三陵的经历。在他看来，明十三陵的每一块砖、每一道墙、每一座门，都蕴含着数百年来奥秘无穷的历史，能使更多人了解明文化，让他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
思陵和永陵的背后有哪些故事
明十三陵自永乐七年（1409）建造长陵开始，到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葬入思陵为止，23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先后修建了13座帝王陵墓，形成了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陵寝建筑群，并于2003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埋葬13位皇帝的明十三陵分别是永乐皇帝朱棣的长陵、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定陵、隆庆皇帝朱载垕的昭陵、明武宗朱厚照的康陵，明仁宗朱高炽的献陵、明宣宗朱瞻基的景陵、明英宗朱祁镇的裕陵、明宪宗朱见深的茂陵、明孝宗朱佑樘的泰陵、明光宗朱常洛的庆陵、明熹宗朱由校的德陵，此外，就是即将开放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思陵，还有嘉靖皇帝也就是明世宗朱厚璁的永陵……胡汉生如数家珍，“作为大明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以及史上最任性倔强的皇帝，这两位墓主的陵寝——思陵、永陵自然备受关注。”
近年来，胡汉生越发感受到明十三陵就像一个储备了大量明史知识的万花筒，折射出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等方方面面的历史信息。他坦言，“人们对明文化越来越关注，研究得也越来越深入，取得了很多前人没有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
明十三陵思陵和永陵将向公众开放的消息发出之后，好多人问胡汉生，这两位皇帝的陵寝背后都有哪些故事？还有朋友拿着书请他去作讲解。只要有时间，胡汉生都有求必应，常常是一开讲，就出现很多跟着“蹭听”的人。胡汉生笑着感叹，“现在不要说年轻人，就连中小学生都感兴趣，大家对历史表现出的这种热情令人感动。”
永陵平面图
胡汉生介绍十三陵现在开放的“三陵一路”，也就是长陵、昭陵、定陵和神路，大约占十三陵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谈及思陵、永陵的看点，他表示，作为明十三陵的最后一座陵，思陵在建成时，没有明楼、宝城。从规模上看，不要说不如献陵、景陵这样号称最小、最朴素的陵园，就是和东西二井妃子坟相比，规模也要小得多。“但值得一提的是，思陵的陵寝建筑中只有地下宫殿是明朝时的建筑，而且由于崇祯帝生前没有营建陵寝，李自成发现崇祯帝自缢身亡之后，决定将崇祯帝和周皇后葬入崇祯帝宠妃皇贵妃田氏的墓中。思陵的地上建筑都是清朝入关以后才建造的，当时多尔衮下令为崇祯帝‘造陵墓如制’，随后定陵名为思陵。事实上，思陵最终建造出来的样式不伦不类，而且屡逢劫难，残毁十分严重。如今的思陵，古陵残碑，松涛阵阵，但特别之处是它经过了明朝、大顺政权、清朝三个不同时期，其狭小的陵制，正是三个政权更迭的缩影。”
永陵作为明十三陵中的第八座陵，则是嘉靖皇帝生前营建的一座超越礼制的陵园。胡汉生坦言，在永陵营建过程中，嘉靖皇帝打算按照祖陵长陵的规制进行营建，就含蓄地对礼部尚书夏言说，陵寝制度适当仿照长陵，但必须压缩一下规模。夏言等人心领神会，送给嘉靖皇帝御览的陵寝设计方案只比长陵规模略小，很快得到嘉靖皇帝同意。经过七年多的营建，永陵大体告成。
与前七陵相比，永陵有三个独特之处：一是规模宏大，越制营建，比如宝城、殿庑等在规模上超越了前代六陵，因此永陵成为仅次于长陵的第二大陵。二是陵园设计别具一格，比如在永陵的方院和宝城之外，有一道前七陵都没有的外罗城，还有祾恩殿的位置、城台下不设陵寝门洞等，都是永陵独具特色的设计。三是用料讲究，极尽奢靡。比如永陵的明楼都是由大块石料雕刻而成，砖石结构，外表仿木构，不仅美观壮丽，而且十分坚固，至今楼体仍是明代原构，完好无损。“包括垒砌城垛的花斑石、御路石雕，都用料考究，甚至还超过了长陵。”
我的家就在十三陵，我做研究就是用笨办法
“我的家就在十三陵，老家叫工部厂村，就在十三陵水库边上，我从小跟那儿长大。”胡汉生深情回忆说，“1958年，十三陵水库开始动工建设，工部厂村后来沉睡在水库下面。其实工部厂就是明代修陵施工的地方，过去里边有个内监公署，有专门负责修陵的太监。修陵所有的物料都先在工部厂加工好，像那些大殿的梁、柱、椽，包括磨砖对缝的石料，都要在工部厂加工完成，再运到陵园去组装。我记得我们村有不少明代的遗迹，村口有两棵大槐树，就是明代工部场院的大槐树，树干粗壮，俩人都抱不过来。树底下还有上马石、下马石，一到晚上我们小孩都到石头台阶那儿去玩儿。村里还有一处遗迹是我们小学念书的地方，过去是明代建的龙王庙。为什么要在这儿建龙王庙？因为有水就得给龙王修庙镇水，我记得从庙台往下走就是七孔桥，桥下一道水奔东山流去。龙王庙的庙门设在东南方，北方是正殿三间，左右各三间配殿，殿里画着彩色壁画。龙王庙再往西当时还留下一个地名叫砖渣地，那就是修陵磨砖的地方。而且离庙不远还有一口古井，村里还有好几块古碑。”
村里老人们经常讲起关于皇陵的传说，胡汉生一放学就跟同学到永陵大殿遗址和村北帝王妃嫔们祭祀期间驻跸的行宫遗址去探秘……与皇陵有关的一切，润物无声地滋养着少年的他。
命运的齿轮转了又转，胡汉生终归推开了明十三陵的研究之门。“我从小喜欢画画和书法，这个兴趣爱好最终帮助我找到并实现了自己的初心。”胡汉生分享他研究明十三陵的心路历程时坦言，“一次美术课上，老师让自由创作，我就画了一个长陵大殿，有模有样，得到老师的表扬。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村大队当出纳，一次十三陵公社要搞一个展览，我去给展览写字、画插画，到各村去巡展，因为写字好就被留在了公社。”后来胡汉生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上了清华大学，“当时想着我毕竟还是农民，就选择了学理工科，专业是电机制造。”
毕业后，胡汉生被分配到昌平县委组织部工作。尽管没能进修自己喜欢的文史专业，但他心中对明十三陵研究的渴望从未消散。
1981年，十三陵特区成立，胡汉生调到特区办事处工作，“我从小就接触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对十三陵特别有感情。我还是更喜欢钻研文史，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哪敢错过！到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之后，领导也问，你愿意搞点什么工作？我说我就搞文物和历史研究。”投入钟爱的事业，激发了胡汉生巨大的热情，三十而立的他觉得每天的时间不够用，有学不完的功课。
“我到文物科工作，除了处理日常事务，最主要的就是文物管理、安全巡视，也得跟着去搞陈列。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我们写展览说明牌，包括前言、结束语都是手工写毛笔字，我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工作之余，胡汉生埋首苦读，潜心研究十三陵的历史。哪个陵寝是哪个皇上、皇后的，他们的生平怎么回事？这个陵什么时候建的？谁组织营建的？这些陵寝的规模为什么有的大有的小？带着一系列的问题，他首先从了解明朝的各种典章制度切入，系统地学习皇家祭祀礼制，“这就要熟读经史典籍，《明实录》《大明会典》《明史·后妃传》等是绕不开的大部头。而且陵寝制度是一代一代发展的，研究明代陵寝，早期的秦、汉、唐、宋历史都得读透了，才能找出它们的不同特点。”
在做学问上，胡汉生说他属于用笨办法、坐冷板凳，“我就是在历史典籍文献资料里面一本书一本书地看，看完再记录下来。而且还要从不同角度去了解，比如我学工程的，我就去看宋代的营造法式，明代的建筑形制，清代的工程做法等等，像这些帝陵建筑形制，中国的礼乐制度，包括帝后的服饰制度等等都得一步步研究。”
越往里走，胡汉生越觉得书到用时方恨少。“当时十三陵办事处有一个资料室，那里的图书看完后觉得毕竟有限，就经常到城里的图书馆去查资料。”他印象很深，当时自己还住在北新村，到昌平的公共汽车站只能骑自行车，“那时候一到下午六点就没车了。我去昌平城里就带个面包，中午吃一口，边看边记，也不休息。再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到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考古所的图书馆去查资料，要天不亮就起床往城里赶。这么多年来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学术真是没有止境，再一个就是掌握的资料越丰富，越能把问题想得更透，看得更清。”
永陵祾恩门丹陛石浮雕
做前人没做过的工作，积累珍贵的一手资料
当年的十三陵杂草丛生，破败不堪，但胡汉生却像找到了宝藏，被这里深深吸引。从营建背景到建筑用料，从祭祀规制到风水布局，他一一探寻，深入解读。在他的眼中，十三陵不仅是一座座陵墓，更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他仿佛能听到那些沉睡在陵墓中的帝王们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感受到那些被岁月遗忘的辉煌与沧桑。他常常独自一人漫步在陵墓的石阶上，用手轻轻抚摸着那些被风雨侵蚀的砖石，仿佛在与它们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逐渐积累起一定的专业素养之后，胡汉生大胆尝试，做了一项之前没有人做过的研究。他重归田野调查，骑着自行车，拿着钢卷尺，把每座陵的每个殿、每扇门都一一测量出尺寸，记录下明、清各有什么遗存，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再一一对应画出最大程度接近实际的图稿，积累了一手素材。
随着对明十三陵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胡汉生的《明十三陵研究》等著作相继问世，受到业内外一致好评。胡汉生没有原地停步，更加注重对细节的挖掘和解读。他发现，十三陵的选址与风水学说密切相关，古人巧妙地利用地形地貌，将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同时，他还发现十三陵每个陵在修缮时都注重排水系统的疏浚，这也是对风水保护的一种体现。这些新奇的视角和细节的发现，不仅让人们更加深入了解了十三陵的历史和文化，也更加对古人的智慧和匠心充满了敬意。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过程中，胡汉生凭借自己的研究积淀，参与了相关文本的撰写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觉得历尽辛劳，除了与大家一起收获成功，更重要的是没有辜负过往的学习。
每每遇到陵寝修缮，他都到现场测量建筑殿宇、建筑遗存，积累宝贵的资料。“比如说昭陵，有设计单位对祾恩门、祾恩殿进行了测量，我也进行了测量，但是别的陵他们就没有测量。而有些东西如果当时没测量，以后也没有什么测量的机会了，还有的甚至就毁坏了。像现在定陵前头的三座石桥，原来再往前还有石桥，但因为挖沙子消失了。那个石桥我之前就测量过，并且在书里都做了资料记载。所以当时修德陵、献陵，明楼的斗拱卸下来之后，我都一件一件画了图纸，做了榫卯结构分析，那真是太难得的机会了。”
对那段时间投入地搞策划、勘察建筑遗迹，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前做专题研究的紧张场景，胡汉生至今历历在目。“抓资料必须得勤快！”他感叹，“我记得有一年夏天特别热，中午大家都休息，我就一定得把斗拱数据先测量明白了，在大太阳地画草图，反复核实数据，差点儿中暑。”
每次木构落架，等待重新安装的过程中，胡汉生都会对着卸下来的斗拱先画出单件图，再画成组装图，这时候在清华打下的机械制图基础派上了用场，助力他在学术研究上又进一步。他记不清多少次回家之后，坐在书桌前就不动地儿了，先把草图誊在坐标纸上，拿标尺一丝不苟地手绘出正规图稿，逐一标注尺寸，然后用硫酸纸盖在上面，用胶带固定好，再用石墨铅笔描摹出来。这一道道工序，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而像这样的图稿，胡汉生积累了上百张，也因此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胡先生”。
明十三陵分布示意图
做研究要敢于怀疑 新一代年轻学者能出更多新研究成果
作为古代帝王陵寝制度研究方面的专家，胡汉生曾任十三陵特区明代帝陵研究会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然而，对他来说，这些头衔和荣誉都不及他与十三陵之间那份深厚的情感，每当说到十三陵，他的眼中闪烁着对历史的热爱与执着之光。
胡汉生认为，十三陵作为明朝帝王的陵墓群，集中体现了明朝极具特色的辉煌与沧桑。他常常在陵墓前沉思，想象着那些帝王们的生活和时代，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个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之中。
做研究遇到问题，胡汉生主张要结合古代文献资料、当时的文人笔记，以及地方志书等多方资料考据，而且要秉持“大胆怀疑、小心考证”的研究态度，即便是对《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官方修的明史也不能盲目迷信，“因为里面有可能存在笔误，还有可能当时的人没经过调查就做出了概述。”
胡汉生还表示，很多传说会误导大家，他希望通过不遗余力的传播，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历史。比如为什么昭陵首创了明清帝陵的“哑巴院”建筑形制？过去有一种传说认为，朝廷建陵时怕泄露陵寝地宫的秘密，都是用哑巴工匠来施工，所以称为“哑巴院”。其实，这经不起推敲。“明清两代的文献都没有这样的记载。何况陵寝营建，每天有成千上万人施工，先不说哪里找那么多哑巴，就算是哑巴，他要会写字会画图，同样也能泄露秘密。”他直言，昭陵宝城之内的小院被称为“哑巴院”，应该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这个小院处在宝城的入口处，迎面就是月牙城的照壁，两端城墙又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封闭的院落。这就像一个人被堵住喉咙一样，说不出话来，所以才被称为哑巴院。
很长一段时间，胡汉生做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昌平电视台《古今昌平》等栏目，在不同平台以讲座、视频直播和出版物等形式，为公众讲述与明十三陵有关的建筑、礼制、文化、科学等方面的知识，探秘背后隐藏的明代人物命运和历史纷争，展现了将个人兴趣转化为社会贡献的学者风采。
“得有十多年了吧，到现在也是，几乎每个月都出去讲课。社会上的文史爱好者，大学生、中小学生都有，我感到现在的年轻人都很上进，他们会提很多问题，讲完课讨论得很热烈。”胡汉生坦言，这样双向学习特别好，印象中有一次大家讨论到一个明清变迁史的问题，他后来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到乾隆年间吏部尚书刘墉、工部尚书金简写的奏章，通过历史文献，再结合科学的实地调查，最终得到一个比较深入的结果，又在学术上有了新的认识。
“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做研究的工具和效率我们那时候不可想象，尤其是很多年轻的博士、硕士，他们学历史、学文物、学建筑、学园林的都有，将来经过他们再努力，还会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来。”对新世代年轻人寄予厚望的同时，胡汉生也感到欣慰，“我作为一把梯子，能为后人的研究进步铺垫一点基础也很愉快。”
胡汉生唯有对十三陵的热爱与守望从未停止。如今，他依然坚持到十三陵考察、思考，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着对历史的探索与追寻。同时，他还积极投身于明十三陵的文保工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十三陵、热爱十三陵，共同守护这份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供图/胡汉生 昌平文旅集团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