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棵银杏树生长在西高东低的山坡上
在北京地区的寺院中,常能见到标挂古树铭牌的银杏树,每到深秋时节,它们便成为全市古树中的“颜值担当”。近日,据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张文大反映,在海淀区苏家坨镇一处寺庙遗址,生长着两棵体量硕大的银杏树,是当地龙泉寺遗址幸存下来的“活文物”,均已达到一级古树标准却并未挂牌保护。
2024年10月29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从海淀区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两棵银杏树的存在,并正按照流程开展挂牌保护工作。
两棵银杏树胸径均已“超标”
七王坟村位于海淀区西北部的阳台山。近日,北青报记者跟随张文大,沿村西小径攀爬约5分钟后,林中两棵体量硕大的银杏树出现在眼前。这两棵树生长在西高东低的山坡上,仿佛两位携手相伴的老者,默默见证着岁月变迁。
树冠相交
这两棵大树虽同为银杏,树形却截然不同。西侧银杏树主干粗壮,两名成年人难以将其合抱,其主干在2米到3米处开始分枝,4根大枝蜿蜒曲折,延展成庞大的树冠,在其树阴下能捡到银杏果实,证明其雌株身份。
张文大实地踏勘
东侧银杏树没有鲜明的主干,而是由5根树干聚在一起,各自笔直生长,5根树干没有主次之分,只是粗细有别,从高约5米处开始陆续分枝,其树冠与西侧银杏相互叠压。张文大告诉北青报记者,这棵银杏树的5根树干通直探天,当地群众将其形象地比喻为“五炷香”。
东侧银杏树得名“五炷香”
张文大目测,如此大体量的银杏树,已经达到北京市一级古树标准。但北青报记者在现场并未找到市园林绿化局制发的古树铭牌。为掌握这两棵银杏树的体量数据,北青报记者进行了实地测量。
深秋叶色金黄
参照《北京市古树名木评价标准》,古树的确认和分级以树龄为依据,暂不能确定树龄的,按树木胸径确认并分级。胸径,即树木根茎以上离地面1.3米处的主干带皮直径。银杏树胸径≥100厘米为一级古树。
经测量,西侧银杏树胸围425厘米,换算成胸径约135厘米,超出北京市银杏一级古树标准35厘米。而测量东侧的“五炷香”则相对复杂,参照《北京市古树名木评价标准》,古树名木胸径以下分枝或从基部萌生出幼树的,其胸径或地径为各主枝或各萌生幼树与主干胸径或地径之和。经测量“五炷香”的胸围分别是250厘米、200厘米、170厘米、115厘米、112厘米,其胸径之和约270厘米。
从胸径数据上来看,这两棵银杏树均已超出北京市一级古树标准。
园林部门正进行挂牌保护申报
北京市最近一轮古树普查开展于2017年,这也是本市第四次开展全市范围的古树名木资源调查。2018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为全市4万余株古树名木换发新版树牌,树龄在300年以上的一级古树挂红牌,树龄100年至300年的二级古树挂绿牌。树牌显示编号、树种、年代等内容,用微信扫描树牌上的二维码,还能获得古树的高度、冠幅、胸围及其相关的历史信息。
参照《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区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对行政辖区内的古树名木进行调查登记、建立档案、卫星定位,制定保护措施并确定管护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标挂统一的标识,并将上述事项完成情况报市园林绿化局备案。那么七王坟村西的两棵银杏树,为何没能标挂古树铭牌?
10月29日下午,北青报记者从苏家坨镇林业工作站了解到,该单位负责镇域内的古树巡查,但七王坟村西的两棵大银杏树,并未在其古树台账上。
随后,北青报记者致电海淀区园林绿化局绿化管理科,一位负责古树名木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公众对于古树名木的关注,今年已有市民通过12345热线,向他们反映这两棵树的情况,他们已与当地林业站的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并发现其中一棵树上有生虫的情况,随后他们对其死杈等问题进行了处理。
这位工作人员透露,虽然这两棵银杏树尚未挂牌,但他们已按相关流程进行挂牌保护的申报工作,后续会加强管护。
树池
北青报记者也注意到,虽然这两棵银杏树尚未挂牌,但已有人为养护迹象,例如,树枝上有修剪痕迹,还垒砌了两座树池。
两棵银杏树或为龙泉寺幸存遗迹
据《中国银杏志》记载,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有银杏古树分布,其中以湖北、四川、陕西、湖南、浙江、贵州、北京银杏古树较多。北京各区均有银杏古树分布,按生长地点大体可分为4类:即生长在寺庙内外、公园内栽植用作观赏的、路边栽为行道树的、历史文化名人住宅和私人庭院零星栽植的。
七王坟村西的两棵古银杏树属于哪一类?据张文大走访调查,两棵古银杏树的生长地原为龙泉寺,寺院房屋毁于1947年,现仅存部分建筑遗迹。“这两棵大银杏是龙泉寺最显著的历史物证,能幸存下来实属不易,希望相关部门能保护好这样珍贵的植物地标。”
而在海淀区政府网站2023年6月公布的《海淀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北青报记者并未找到七王坟村西龙泉寺遗迹,查阅《北京郊区古树名木志》也未见这两棵银杏树的记载。但北青报记者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寻找到四方面的证据,从不同角度印证了龙泉寺的存在。
首先,在银杏树附近至今仍有山泉流淌,上山打水的附近村民络绎不绝,其自然条件与龙泉寺之名基本吻合。
附近村民在银杏树附近取水
其次,从文献资料的角度,可以证明银杏树与龙泉寺的密切关系。《海淀区地名志》中有确切记载,七王坟村西原龙泉寺,有古银杏树,其中一棵被称为“五炷香”。
阶梯状护坡
排水设施
此外,北青报记者在张文大的指引下,还找到多处建筑遗迹。在银杏树北侧有一块台地,东面为阶梯状护坡,每阶高约两米,由厚重的毛石垒砌;沿护坡旁的石阶小道登上台地,能发现疑为龙泉寺的建筑基石和排水设施;在台地西侧有一小山洞,仅能容纳一个成年人蹲坐其中,洞口处垒有青砖券门、外包石墙,看上去古香古色,洞外还有一块碾盘;台地北侧有一天然泄水沟涧,沟谷上方立跨涧石平桥一座,桥面由三块长方形条石拼砌而成,石材表面有规整古朴的斧剁痕。
跨涧石平桥
值得一提的是,北青报记者在附近的山石上,还能看到龙泉寺的摩崖界石,上刻繁体字“龍泉寺北界”。“界石上的刻字,不仅证明龙泉寺的存在,还标定了龙泉寺的用地范围。”张文大介绍,他已找到龙泉寺的北界石、东界石和南界石,龙泉寺西侧是高山,有无界石还需进一步走访查证。
龙泉寺北界摩崖刻石
“五炷香”曾为通往抗日根据地的秘密联络点
在古刹繁多的北京地区,七王坟村西龙泉寺仅存遗迹且位置偏僻隐蔽,因此逐渐被公众所遗忘。鲜为人知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龙泉寺曾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联络点。
时间回到1937年12月,英国学者林迈可(原名麦克尔·林赛)受北平燕京大学聘请,从温哥华乘船出发与白求恩同路来到中国。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林迈可多次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一起,帮助八路军购买和运送通讯器材、药品、医疗器械等稀缺物资,使晋察冀根据地的电台、临时武器库和战地医院保持了正常运转。
据《京彩苏家坨: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阳台山麓》一书记载,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对美国和英国宣战。林迈可从电台广播中得知消息后,立即携夫人和同事威廉夫妇,转移至七王坟山脚下的龙泉寺联络点(俗称“五炷香”),等待八路军地下交通员的接应。当晚,林迈可夫妇、威廉夫妇和八路军地下交通员接头,合住在龙泉寺附近的房屋内。次日,在八路军特派员肖方陪同下,他们从龙泉寺出发,沿秘密交通线翻过现在门头沟与海淀交界的小黑山,进入平西抗日根据地,到达晋察冀边区腹地,进而转往延安。
得名“五炷香”的银杏树
201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位于海淀区管家岭、车耳营、凤凰岭至门头沟这条“秘密交通线”,还得名“林迈可小道”。张文大认为,龙泉寺“五炷香”作为林迈可小道的真实节点,不该被历史所遗忘。
公众参与已成为文物普查不可忽视的力量
对话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刘卫东
北青报:古银杏树与龙泉寺存在怎样的关联?
刘卫东:古树名木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具有珍贵的生态、文化、景观和生物学价值,是“会呼吸的活文物”。北京很多寺庙中生长有古银杏树,如五塔寺、大觉寺、潭柘寺等。从照片上来看,七王坟村西的两棵银杏树,很可能是当地龙泉寺的植物地标,与佛教存在着密切关系,有可能栽植于明代。这两棵树生长在山坡上,立地条件一般,不像是在寺庙山门前、殿宇前所栽,有可能是龙泉寺香道旁的树。这座龙泉寺被毁所剩无几,古树却幸存下来,其珍贵独特且不可复制。
山洞遗迹
北青报:您如何评价龙泉寺遗址的现状?
刘卫东:从现场照片来看,龙泉寺并非仅存遗址,而是有迹可循。张文大在龙泉寺地界内发现了古树、古道、护坡、券洞、石桥、刻石等遗迹,尤其是发现南、北、东三个方向的摩崖刻石,使其寺界四至有三,将这些零散遗迹连缀起来,就能勾勒出龙泉寺的用地规模。在龙泉寺遗址范围内,也不排除还有其他庙碑存在,例如龙泉寺的西侧界碑等,其中或许蕴藏着更加丰富的历史信息。更让人赞叹的是,七王坟村西龙泉寺的银杏树附近,至今还有泉水流淌,可见龙泉寺绝非徒有虚名。
建筑遗迹
北青报:在北京地区似乎有好几座龙泉寺?
刘卫东:在西城区、海淀区、石景山区、密云区都有龙泉寺,昌平区有龙泉禅寺,门头沟区还曾有座龙泉庵。在海淀区,除七王坟村西的龙泉寺遗迹,凤凰岭下也有一座龙泉寺,现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两座距离相近的龙泉寺,有可能存在上下寺的关系。分布于本市各地的龙泉寺,反映出古人对水的追求,与宗教信仰息息相关。
北青报:对于龙泉寺遗址应采取哪些保护措施?
刘卫东:1949年以来,我国已开展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现正在进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建议文物部门、园林绿化部门将七王坟村西龙泉寺纳入调查范围,组织各自领域专家开展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古树也是文物之一,保护古树就是保护历史。
张文大在龙泉寺遗址考察
北青报:您如何评价群众在文物普查中发挥的作用?
刘卫东:我们常见的文保志愿者,主要在博物馆中提供讲解服务,但还有一些文保志愿者,默默奔走于田间地头或山野之中,探寻鲜为人知的历史遗迹,张文大就是其中之一。他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口述史调查,相互比对、相互印证,大致还原出七王坟村西龙泉寺的遗迹、规模,以及消失时间,以实际行动参与到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建设。因此,文物普查不能仅靠官方力量,还需要广大群众参与进来拾遗补阙。近年来,包括张文大在内的一些文保志愿者,已通过向文物部门提交“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的途径,为诸多历史遗迹争取到法定文物身份,他们已成为文物普查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北京青年报》2024年10月30日相关报道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崔毅飞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崔毅飞
编辑/谭卫平